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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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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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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辞官声明写得也如其文章一样精巧动人,在华人世界传阅。不过,此举却引发正反两极的评论,有人深感惋惜,也有人认为她是见风使舵,趁机脱身。这也是她作为官员的宿命,始终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振荡,随时陷入舆论风暴之中。

但终究她要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前去了。这是她最后一次为官。

她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台湾地区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尊严,没有生活,什么条件都是最差的”。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扩大音量,听得人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她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那一年,龙应台60岁。“再晚一点儿,如果你要我再用力地做一件苦差,不可能了。这是人生最后一次了。”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工作,她到医院看病,全身麻醉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请影视局到万芳医院来开会。”有了此前“文化局长”的经历,她以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承受力,但还是不行。作为“部长”,要接受媒体放大镜般的检视:她听会托腮,被讥讽不够庄重;说话形容词太多,被揶揄为“最耀眼的花瓶”;穿球鞋备询,被批评不尊重“立法院”;“文化部”搬家,被怀疑有3个办公室……

作为“部长”,龙应台的财产也被公之于众,包括一块土地、两处房屋(停车位)、一辆汽车、720余万新台币(1元人民币约合4元多新台币)的存款、1874余万新台币的有价证券。龙应台对此很不满,觉得自己的公民权遭到了侵犯。但是如实申报财产,并向公众公开,是每个台湾地区政务官都必须要遵循的义务。

龙应台觉得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之中,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在水泥地里头种花。从上任第一天,她就想辞职,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言她将成为第一个辞职的“部长”。作家可以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个人主义者,而官员就是政治磁场中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两者格格不入。

“当部长是一种修行。”龙应台说,“我本质上是个孤僻的人,现在又可以‘回到孤僻的山洞里’去了。”第一里路在辞官声明的第一段,龙应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自己的工作成绩:“‘文化部’1000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1000天中,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敲定;影视音像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势待发……”她自认为接受任命初衷已达,“文化部”迈出了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她现在要回去陪伴高龄的老母亲走完最后一里路。“这第一里路或者是最后一里路都是人生报答的不可错失的机会,一错失就没有了。”龙应台推行的一些项目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比如国民记忆库与她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有着相似的精神脉络。在她看来,要颠覆所有的假装回归真正的历史,得靠个人生命史。

“记忆就像跟时间火车赛跑,而且一定会输。”她亲自邀请陈文茜、陈升、林怀民等岛内知名人士担任记忆库行动大使。

在“文化部”成立两周年之际,部里特意编写了一本名为《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的施政报告书。

不过,在岛内,对其政绩始终有批评之声。台湾师范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对“文化部”的施政表现,明确表达“不满意”的民众比例占36.6%,是历次调查中最高的。

对此,龙应台不以为然,她觉得民意调查看看就好。“我们那种辛苦真是不可为外人道也。一般走在路上的市民会关心,会给你鼓掌吗?不会,因为这就是地下水道的工程,一般人是无感的,可是你又知道这是对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事情。”在任职第一年,龙应台还常常为此灰心,经常自问:我到底在干吗?

到了第二年,她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境界,心中自有一把尺,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笃定。

现在,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走得放心了。她坚信:“我们几乎是从第一个桩子打下去时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可长可久的东西,下一任来的时候,第三里路第四里路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稳稳地往前走。彼此之间的共识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非常安心。无论领航的人是谁,他会稳稳地走。”野火不再?

对于龙应台为官最严厉的指责是,她已经从一个正直的作家沦为世故的政客。

作为官员和名人,龙应台经常会被要求在公共场合表态,有时候她不能不选择沉默,这为其招致非议。但她认为“换了位置就必须换脑袋”,作为行政主管,有勇,更要有谋,有更多考量。她有一次对媒体感叹:“当你是个别的文人作家、专家学者时,你的责任是单纯的,讲自己的看法就行了,没必要考虑其他方面的事。一旦你掌握权力,你的看法会变成影响众人的政策,你身上扛的责任,就超过原来文人的百倍千倍。当学者文人变成政策决策者,却不体认责任之深沉、后果之严重,而以一己的恩仇快意为念,那才真是灾难呢。”也有网友问她到底作为作家的价值大,还是作为官员的价值大。她觉得很难比较:“有时候我还真觉得作为作家对社会贡献更大,可以做得更多。就《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来说,它所穿越的障碍以及它碰触的心灵恐怕是我做官员4年都无法做到的。

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只有做官员的时候才能做得到,你手上的公权力可以做一些事。”她形容写作和为官的作用可能是“一刚一柔,一长一短”。当初她走进政坛,是觉得作为评论者应该了解一下站在第一线做事的经验。在有了6年左右磨炼心志的为官经历后,她在临别之前,又诚恳地呼吁:“一定要给公务员尊严,一定要给公务员温暖的鼓励,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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