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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生在上海郊区。初中毕业，我爸给我指出三条路：第一，按部就班考取高中;第二，去学厨师，至少可以饿不死;第三，去学建筑，因为有亲戚做这行。
当时我想读艺校，对写东西和拍片儿有兴趣，但父亲不同意，说如果考不上高中这条路就算断了。于是我随便选了个建筑学校。
中专大多是三年，但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去了一所四年制的建筑学院。二年级时，不学无术的我得罪了物理老师兼化学老师，期末成绩挂掉，被留级一年。这意味着要读五年恐怖的中专。我打算退学，家人不同意，结果读到第五年，我罢考了，在毕业前几天终于还是滑稽地退学了。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大致就是那种嚼舌根的书，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
那时候我也试着写电影大纲，当时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并且我特别冲动地说：“我写的东西就要我来拍！”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每天都跟有人欠自己钱似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站在十字路口，考虑着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迷茫地望着四周，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大致是：你去横店了吗？
横店影视城是专门拍戏的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好，那我就去横店吧！
我直奔上海火车站，对售票员说，我要最快的一班去义乌的车票。
2
2006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横店。下车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说，人家外地人都挤着往我们上海跑，你为什么要出去闯呢？我对老妈说，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主，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多元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元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进去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好像当时“广州街”是60元钱，“明清宫苑”是80元钱。我连门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干站在后门口徘徊。
当时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里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啊！”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他说找朋友你在景区站着干吗，你联系他呀。我只好继续圆谎：“我用的是上海小灵通，在这个地方打不了电话啊！”
那个群头把手机借给了我，我随便找了个朋友的电话拨过去，胡乱说了两句然后挂掉，转身告诉群头：“我朋友去北京了，不在横店，让我等着他！”
那个群头看着我，将信将疑地说：“那你现在准备干吗？”我答：“我也不知道啊！我得等着朋友回来！”
于是，群头说：“我这儿正好有个群众演员的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啊！”
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
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那种房子我也是第一次住，虽然我家并不阔绰，好歹也算衣食无忧。我住在一间只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当时，群众演员一天才20元钱，特约要80～100元。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吗？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吗？你是特约！”
当天我演个药房小伙计，拍完戏有人来给我拍照片。我故意说：“我是群众演员，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无辜道：“你是特约啊。”群头发觉露馅了，走过来哄我说：“啊，这个是特约啊，我也是刚知道啊！”
我心里暗暗不爽，问群头我下次戏是什么时间，他说是后天，然后我动了动脑筋说：“啊，后天我没空！”群头掏出钱来说：“哎，算了，这八十块钱全给你好了！”
但我还是没有继续跟着他干。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八小时20元钱，超出一小时5元钱，但如果要当天现结账，每20元钱扣2元、5元扣1元。我和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如果要等半个月再结账就要挨饿，所以都选择“现结”。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记得那个冬天，晚上七八点钟，我拍完戏回来，在马路边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对面有两家小饭馆，因为快圣诞节了，都被装饰一新，屋内坐满了人，打一眼看过去热气腾腾的，而我的包子早就凉透了。
没几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这时接到了老妈的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装作很高兴地说：“我过得很好啊，妈，冻不着饿不着，有很多戏都找我拍啊！”
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心里想：这桌子菜钱够我吃半个月呢！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十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多元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黄晓明那版《鹿鼎记》，有场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穿了女人装，戴个假头套，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 为了赚钱，我还去义乌舞过狮子，80～100元舞一场，有时候是到别人婚礼上表演，舞过板凳龙。
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活，断档的我山穷水尽。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应了当时那句话：铁打的横店流水的漂。
3
离开横店没多久，就听说《赤壁》开机了。
我们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
他没有来。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当年，我们一起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一天他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犹豫了一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元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
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只是隔了多年，他把我从朋友名单上删去了。这一行混出来的人，除了特别铁的朋友，大部分和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再有牵连，因为他们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生活你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不熟悉的朋友以为我做编导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凌晨5点，也有时候我开会时接到电话挂了，短信对方等下打过去，结果回过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不相信我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我没有文凭，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月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要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我说：“还有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
《你只负责精彩，老天自有安排》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