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抗战夫人”，因兵乱，夫妻隔绝了，夫在其所居的地方，另娶了一个妻。于是，“留守夫人”与“抗战夫人”的矛盾就开始了……
抗战胜利后，有一部描写沦陷区女性在光复后不幸婚姻生活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一部将传统故事《铡美案》移植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家庭伦理片：
自由恋爱的纱厂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结婚并生下一子，抗战爆发后，张忠良离开上海参加抗日，在重庆认识了交际花王丽珍，并与王结婚。
而素芬则带着婆婆和儿子，在敌占区苦捱度日。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住在王丽珍表姐何文艳家，不仅将结发妻子抛诸脑后，又与何关系暧昧。素芬正是何家的女佣，并认出了丈夫张忠良。当张母带着儿媳、孙子上门来找张忠良时，张却在“抗战夫人”王丽珍的压力下，不敢相认。电影以绝望的“留守夫人”素芬投黄浦江自尽悲惨地结局。
这部分为上下集的电影分别由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申报》的广告说，“沦陷夫人携翁姑，携幼子，含辛茹苦！抗战夫人迎新欢，恋旧宠，淫佚骄奢！”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公映后反响热烈，在“留守”的上海人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甚至出现了“满城争看一江春”的盛况，首轮公映六周，“观众计五十一万九千五百十九人，占上海全市人口百分之十点三九”。
“抗战夫人”和“留守夫人”的故事，其实张爱玲在战时就已经写在她的小说《等》中。《等》描述了一群丈夫在重庆抗日的“留守夫人”，她们抱怨丈夫在陪都挣大钱，娶“抗战夫人”，而她们只能在沦陷区苦捱。
著名的“抗战夫人”诉讼案
战后最著名的一场“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讼案发生在1946年的上海，因涉案男主角是“海军上将萨镇冰的侄孙萨本驹”而格外引人注目。
萨本驹曾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立有战功，后调至屯溪工作时，与女同事史璧人发生爱情，结为“抗战夫妻”，并育有一子。但萨本已娶陈季政为妻室，也育有子女。此案“由检察官以妨碍婚姻罪对萨本驹及其抗战夫人史璧人二人提起公诉”，控辩双方就原配夫人陈季政事先是否知情展开了辩论，退庭后“抗战夫人”和“沦陷夫人”还在庭外争夺萨本驹，“引起旁观者哄然大笑”。此诉讼案因牵涉政府官员、名人之后，充分地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围观欲望。
此案一审判决“萨史两人，各处有期徒刑四月，缓刑两年，如易科罚金，则以五百元折算一日”。二审撤销易科罚金，但维持了两年缓刑，并称如果“通奸”行为再次发生，将执行一审所判四个月的刑期。但三人的婚姻纠葛没有随着宣判而解决，萨本驹并未回到“沦陷夫人”身边，到次年8月，陈季政侦得萨、史二人“赁屋同居于愚园路五三二弄六十号，有继续通奸情事”，遂报警将二人逮捕。8月19日，“双方代理律师，在静安寺路荣康酒家对此事提出谈判，结果决定由萨氏给付陈季政生活津贴三亿元，正式宣告离异”。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篇》对于重婚、通奸等罪原有明确规定，法院亦可做出相应判决――如上述案件，但依法宣判，并不能真正解决此类“伪组织”问题。
另类“汉奸”
“战后政治上的伪组织或许容易解决，因为伪组织本身已随战争的结束而潜形匿迹，所要处理的是汉奸问题。家庭的伪组织则不然，这个问题固由抗战中生长起来，却并不因抗战的结束而消失。”
“抗战夫人”这类“伪组织”并不是每个都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所表现的那般极端。在萨本驹的案子中，萨的辩护律师就提出：“萨曾奉委员长之命，营救英大使陆军武官韩达中校，裘瑞德少校，及开滦煤矿总经理兼英国新闻处长华慈等至渝……因而获委员长之褒奖，此事虽与本案主体无关，但萨有功于国家，亦可作判决时之参考。且萨与史之结合，实基于同事工作之感情密切之关系。”而且，作为抗战的功臣，来自抗战前线或大后方的重婚丈夫和“抗战夫人”往往能像萨本驹这样踞于道德高地。
还有更复杂的情形：张恨水的长篇章回小说《大江东去》里呈现了另类的三角婚恋关系――发妻无情，丈夫坚贞，朋友仗义。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大江东去》共24回，1940-1941年连载于香港《国民日报》。
小说叙述了女子薛如冰与两位抗战军人孙志坚和江洪的感情纠葛。国军军官孙志坚离开南京，奔赴前线作战，临行前将娇妻薛如冰托付同学江洪照顾。薛如冰离宁西撤的艰途中得到江洪的悉心照顾，遂对江洪产生了感情。在南京陷落后，薛认为丈夫已经阵亡，遂对江洪表白。当孙志坚安全回来后，薛如冰仍然执意要求离婚。张恨水在《大江东去》里刻画了一个朝秦暮楚、移情别恋的妻子形象，而男性――无论是丈夫，还是朋友，则不仅奋勇抗战，还忠贞不渝，兄友弟恭。小说以“真是一腔男儿报国志，谁怜妇人玲珑心”结尾。
还有的时候，这类“伪组织”更是无奈，或出于误会，正如下面这段故事：
一个朋友在南京失陷时，退到江边溺于水中被救，但家中人均以为溺死了。因家中人逃归上海后半年也得不着他消息，乃不知被救后仍陷在敌人包围中冒充和尚以延余生。其妻乃与友人逃向后方，末路凄凉中结了婚，半年后这位朋友也逃出来了，于是伪组织问题发生。
这个“伪组织”，“好在双方作友谊方式之离异，这个问题方作表面之处决”。但是“事实上，双方均非常难堪，总认为这是一件不幸事件”。战争状态下，传统大家族崩解，中国传统社会事关大节的家族礼法、五服之礼――正如吕思勉文章里所表现的――大大松动，难以遵守。而30年代初“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刚刚通过《民法.亲属篇》确立的法律地位，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战时性别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实难以对是非做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