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教育困境下的大学诗教工程
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上所面临的形势并不容乐观。2013年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更是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令人反思，诚如《人民日报》微博所分析的那样：培养人才，有知识更要有德性；大学教育，重学术更要重人格。让学生懂得去爱，去尊重，去包容，才能避免悲剧重演。[1]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高校大学生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教育教学的力度，如按一定比例配备专职辅导员、在整体专业课时压缩情况下给予政治思想理论课足够的课时等，但似乎成效并不太明显。在高校逐渐弥漫开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正吞噬着大学生的脆弱心灵。理想信念的缺失、人文素质的下降、道德规范的失衡、急功近利的心态，都让高校德育工作者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教育困境。大学生在社会公德、个人私德以及政治、信仰、价值观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道德症状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大学教育出现了道德危机，原有的道德教育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不断更新的道德问题，而大学教育所固有的一些特征又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发生，这无疑使得大学道德教育陷入了困顿之中。[2]
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已经意识到当前中国青少年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症结，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3]这里特别提到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说明它与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决定》为我们开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指明了方向。的确，当今大学生道德水准和人文素质普遍下降，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现代年轻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可能脱离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吸纳与弘扬。只有让当代大学生不断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高校德育工作者才能逐步摆脱当下德育工作的种种困扰。而极力推进大学诗教工程则是一条既愉悦又有效的重要途径。
二应当走出大学诗教工程的认识误区
其实，大学诗教工程的呼声已经喊了多年。自上世纪末以来，就不断有专家学者呼吁让古典诗词进入大学校园。还相继召开了首届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等一系列高规格的会议，成立了中华诗教学会（筹）（由著名词家叶嘉莹教授担任名誉会长）。这一切都说明诗教工程在学界已达成普遍共识并已纳入研究与推广的正轨，同时也说明推进大学诗教工程的紧迫性。的确，培育古诗词生命长流之继起者，[4]要从青少年抓起，特别是高校大学生，因为人才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国梦的未来主体毕竟还是要靠当今的大学生。
目前中国大陆，人们对诗教工程的重要性认识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古诗词写作课还很少进入大学课堂，虽然有些高校（如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贵州大学、江汉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注意到了诗教工程的重要性，并在理论研究和活动开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看来国内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把诗教工程提到非常重要的议程上来，从而影响了它在中国大学校园的广泛推进。
诗教工程在大学校园推广举步维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主义观念泛滥的宏观背景，也与我们众多高校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对诗教工程的认识误区有很大关系。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小学一直列为主课的语文课，到大学阶段在许多高校便中断了（笔者所在单位就是这样），道理很简单就是认为无用，不像英语（其实那就是国外的语文课，我们更强调其作为语言交际的工具性而已）、计算机对大学生似乎更具有实用性。虽然大中小学英语教学整体上是失败的，所培养的大批学生还是聋哑英语，但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乐此不疲，哪怕让它冲击我们的专业教育，耗费我们大量人生宝贵的精力，原因是它有用，考学、就业、出国、评职称等都能用上。而学诗又有什么用处呢？诗写得好不会为你人生谋一个更好的工作，甚至还会有人说你落后迂腐。而有这种认识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并且像病毒扩散一样到处传播这种认识，久而久之受教育者也就接受了这种认识。其实，青少年天性就是爱诗的群体，他们爱幻想、敢创造、重情感，是我们教育体制的弊端和教育者不正确引导在压抑他们爱诗的天性，就像好多网络写手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天性和才华并没有泯灭一样。
三实现大学诗教工程与德育工程的互动
（一）诗歌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心灵教育
中华诗词是最讲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折射着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诗歌教育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艺术审美教育，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生情感教育、心灵教育。文学是人学，而诗歌更是抒情性特强的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借意象抒情的方式体现着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感情心理与人生态度，其突出的特征就是追寻客观事物背后的人心和人情，强调在客观世界触动激发下诗人人生情怀和抱负胸襟的抒发，形成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内宇宙。读者读诗实际上是在开启一次心灵的历程，是在与作者作灵魂上的一次交集与撞击，在自我感悟中实现人生境界的一次次飞跃。
中华诗词形成了抒情言志的创作传统。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志虽然指的是志向志意，但并不排斥情感的作用。唐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把诗歌比作一棵大树，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强调一首诗的根本还是在抒情。
当然，中华诗词除了直接表达志向抱负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在表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普遍情感（如爱情、友情、亲情、离情、乡情等），同样能唤起读者热爱生活和积极面对人生的美好情感。
（二）诗歌教育是一种人格品格教育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品总是与人品相联系而存在的。人品的高下、雅俗决定着诗品的高下、雅俗。清薛雪《一瓢诗话》第181条曾曰：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并认为诗书同理，曰：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清徐增在《而庵诗话》中则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诗人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学问见识如棋力酒量，不可勉强也。清叶燮在《原诗》中也说：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既日月观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
例如苏辛，同为豪放词的代表，但苏词是豪放中透露一股旷达，辛词则是豪放中透露一股悲壮，苏轼的词言志开拓了词境，集中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则将词言志引向更广阔的空间，在词中贯穿了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但他们又都是性情中的人，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轻易就动摇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信仰，故我们从其作品中读出的不仅仅是关切时事的爱国精神，还有独善其身、特立独行的人格美和个性美。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以上所引均见《清诗话》）[5]
（三）诗教工程和德育工程不能是两张皮
既然诗歌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心灵教育、人格品格教育，那么若把诗教工程单纯视作是一种审美教育，就不足以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大中小学领导的足够重视。的确，在当今社会，我们的学生所要学的东西太多，仅仅外语关就牵涉了好多人过多的精力，哪还有闲情逸致去摇头晃脑吟诗作赋，何况审美教育还可以绘画音乐舞蹈等形式去达到目的（尽管做得也不够好）。但另一方面，我们各级领导确实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投入相当多的财力人力。这既是党中央和上级部门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职责所在，本应当义不容辞地去做。可是，我们那种简单化的道德灌输的方式，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反而引起很多学生的反感。
其实，德育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赖学校的教育显然是不够的，从家庭到社会方方面面都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行。前一阵子媒体热议家风便是最好的明证。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德在很多人眼里好像已经过时，但在面对各种外来思潮观念时我们似乎又缺少了起码的是非善恶判断能力，从而处在一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尴尬境地。倘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它又如何能更好地面对世界的未来呢。因此，我们应当改变诗教工程和德育工程两张皮的教育现状，树立起诗教工程就是德育工程的基本理念，从而更好地推进诗教工程进大中小学校园活动，并逐步地扩展到城乡社区各个角落，使得诗教工程最终成为一种国民的教育，并由此带动全体国民人文道德综合素质的提升，再现诗之大国的民族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