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从1964年开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国家在河南等13个省份的崇山峻岭间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河南南召、鲁山、济源等地的深山腹地就布局有诸多军工企业。它们曾极其神秘，出于保密需要，这些生产炮弹等武器的企业对外都有自己的代号;它们曾一度辉煌，一个军工企业就是一座功能完备的“军工城”。50年过去了，这些“三线”建设者们在这里如何度过了他们青春和暮年？
“备战、备荒、为人民”
拥有13个分指挥部的531工程，东西跨度近100公里，南北宽度近50公里，横跨济源、孟州、洛阳吉利区三地。仿佛是一夜之间，昔日人迹罕至的王屋山下，涌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建设大军和来自河南各地的民兵团和建筑工人。没有地方住，有的就在山坡上搭个帐篷。马保清在《531赞歌》回忆录中写道：1970年开始兴建的531工程是当时我国建设的最大的火炮厂。为了防止苏联和美国对531工程的破坏，于是，这个巨型军工企业就选址在太行山南侧的千沟万壑之中。有人梳理建国60年中国流行语发现，“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1964年的流行语。与之匹配的还有“好人好马上三线”、“深挖洞、广积粮”等口号。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今后，要重点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地域，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由此展开。1969年发生珍宝岛之战，全国备战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速度加快。
地处伏牛山腹地的鲁山县，被国防部秘密定为“战争及紧急状态指挥中心”，简称“07号基地”。那时，南召县以云阳镇为核心建成了国营红阳机械厂、国营红宇机械厂、国营向东机械厂，方城县建成了国营中南机械厂，邓州建成了国营星光仪器厂，镇平建有国营华夏仪器厂和国营云光仪器厂等一批隶属于国家的军工企业。其中，红阳厂、红宇厂、向东厂、中南厂生产各种炮弹，星光厂、华夏厂和云光厂等生产军用照相机、望远镜和炮镜。
“三线人”的青春印记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马保清能为自己参加“三线建设”而激动不已。那时，工地上到处张贴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把三线建设好，让主席睡好觉”的标语。
1971年7月，马保清被531工程总指挥部特招，在一分部进行文艺演出。他随一分部文艺宣传队，走遍了13个分部。一分部散落在济源市虎岭河谷地带的几十条山沟之中，厂区长约15公里，是531工程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分部。座落在九里沟大峡谷的二、三分部的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服务区已经全部建成。后因林彪叛逃事件，工程停工，这里曾一度成为中央第二政法干校和河南省第四监狱所在地。现在，这里一片凄凉，铁路专用线已经没有钢轨，厂房已经荒废。四分部位于济源蟒河上游峡谷，近万名职工和家属至今还生活在这里。十一分部位于焦枝铁路黄河铁路大桥西侧的山沟里，这里要建成全国最大的炮弹引信厂。人马撤走后，几十栋建筑散落在黄河北岸的沟沟壑壑间。十三分部是531工程中唯一没有建在山区的分部，它建在黄河滩上，一眼望不到边。531工程的最终产品――各种火炮，将在这个靶场做各种试射。
除了连绵不绝的厂房外，531工程一分部和四分部还相继建成了职工住宅楼、文化宫、职工医院、学校、招待所等诸多配套设施。这里，就是一座设施齐全、功能齐全的“军工城”。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对531工程实行有效的管理，国家决定在其管辖范围内成立地市级的河滨市。林彪出事后，531工程停建，河滨市也成了一纸空文。后来，河南省决定在531工程范围之内成立济源工区，和地市平级，下设各级管理机构。那时，济源工区办公楼已经建成，工区文工团也已成立，后来又因故不了了之。
不能穿带钉子的鞋
“三线建设”，有“大三线”和“小三线”之分。隶属于机械工业部的企业俗称“大三线”，省属地方军事工业，俗称“小三线”。
根据中央部署，河南省委、省军区确定1965年至1966年在豫西伏牛山东麓的鲁山、南召、宜阳等县境内布局和建设8个轻武器及弹药工厂，同时还规划建设与之配套的项目。
于是，轻机枪厂、枪弹厂、工具厂、铸锻厂、红旗医院6个项目建在了鲁山;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建在了南召;手榴弹厂、硝铵厂、雷管导火索厂建在了宜阳。
遵照 “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河南把保密性较强的轻武器及弹药工厂，规划建在较为隐蔽的山区，把服务性工厂设在半山区或交通便利的县城附近。
萧条的“军工城”
短短几年内，南召、鲁山等地的大山深处崛起了一座座“军工城”。一个军工企业，就是一个城市部落。每个企业除有大规模的住宿楼和厂房外，还有各自的文化宫、电影院、溜冰场、游泳池、舞厅、医院、学校、招待所、邮局、银行等配套设施。一些建筑已经成为刻有那个年代鲜明印记的工业遗产。
1968年，国营向东机械厂在南召县云阳镇境内选址兴建，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向东厂主要生产火箭弹，对外的代号是“5143”。
在那个火热的“三线建设”年代，向东厂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据统计，出席省市重要会议的代表9人，省市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49人，厂级劳模和生产标兵共计37人。
1980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缓和，河南军工企业开始“军转民”。现在，这些以前鲜与外界联系的神秘兵工厂，有的继续承担生产少量军工产品的任务，有的实行政策性破产，有的实行改制。于是，一些职工下岗，一些职工买断工龄外出打工，老厂变得愈发萧条。这是众多军工企业的历史宿命。
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400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构成的“三线人”，衍生出了数千万后代，他们曾在崇山峻岭间的兵工厂里学习、生活甚至工作。如今，大部分二代、三代“三线人”纷纷到外地打拼。对他们来说，在兵工厂生活的那段时光，虽然遥远但仍很眷恋。
有网友在《我们都是兵工厂的孩子》一文中写道：我们是在兵工厂长大的孩子，从在厂里医院出生的那一刻，你我就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开始了人生。每天早上，我们被家长送到托儿所的门口，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我们从小说着普通话，在这个厂里长大。我们知道什么是齿轮，知道什么是粉末冶金，知道什么是熔铜兵工厂人……
一些已经离世的“三线人”，有的魂归东北等故乡，有的就葬在兵工厂附近的山坳里。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时，他们的后代就从全国各地回到这来祭奠长眠在这里的先辈们。
暮年时的心理失落
天刚蒙蒙亮，72岁的徐继民就穿衣起床。他在屋里忙碌了一阵后，去文化宫前的广场上锻炼身体。
这是10月中旬的一天，静静地躺在南召县皇后乡群山怀抱中的红阳厂，如一位老人，沉睡了一夜后，睁开了惺忪的眼睛。穿越厂区的这条河流，依旧终年流淌不息;徐继民眼前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岭，依然满目青翠。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徐继民迎来了退休后每天早起锻炼的暮年时光。此时，红阳厂区宽阔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昔喇叭里传出的歌声和来来往往的人流。在红阳厂的标志性建筑――文化宫前，徐继民碰到了几个熟悉的老哥们，他们互相寒暄着。前几天，徐继民回了老家周口一趟，他和大家谈起了回家后的感受。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从部队复员分到东北某兵工厂的徐继民，被抽调到国营红阳机械厂工作。当时，徐继民工资比较高。他姊妹多，家庭生活困难，家人也没少跟着沾光。
这次回老家，徐继民发现家乡变化很大，一些农村的亲戚开着小汽车，有的在县城买房。这让徐继民有一种失落感。徐继民每月领着2000多元的退休金，夫妻俩至今仍住在40多平方米的职工公寓里。一个儿子在红阳厂上班，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在红阳厂干了一辈子，徐继民没有能力为儿子买一套商品房。在近20年的时光里，徐继民也有过满足感。在红阳厂上班，他端的是铁饭碗，福利也多。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工厂发的。职工们吃的好，穿的也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的职工们还穿着令人羡慕的锃亮皮鞋。那时，有6000多职工的红阳厂不但配套设施齐全。当时在南召县，红阳厂的教学质量和医疗技术有口皆碑。
如今，夕阳下的红阳厂，如一位容颜已经老去的垂暮老人。在红阳厂厂区一面不起眼的墙壁上，写着“三十年艰苦奋斗两代同心共筑军工神奇，新世纪开拓进取五千英杰再创红阳辉煌”黄色字样。墙壁前疯长的一些杂树，掩盖了部分字体。站在这里，给人一种英雄暮年的感觉。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东林在其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这样评价：“从西北人迹罕至的荒原沙漠，到西南交通闭塞的深山僻谷，‘三线’建设会战工地的动人事迹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正是靠这种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忘我的奋斗精神，‘三线’建设者们建起了我国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他们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