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一个学术组织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本文将从傅斯年的“古史重建”说、“夷夏东西”说、学术评价及其傅斯年的政治个体等四方面来论述傅斯年在中国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
[关键词]傅斯年；古史重建；夷夏东西
一、“古史重建”说
走出疑古思潮，来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大相径庭，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论述。
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济取代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说，擅长古文字研究却未必精通现代考古的董作宾仍在“掘宝”，即“金石学”和“挖古董”的意识中操作，并不知道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那么，由考古学家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还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西源论，自从拉克伯里以来，曾经被章太炎、刘师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观念一样，共同形成了对古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史的瓦解。
二、“夷夏东西”说
领导考古发掘，提出夷夏东西说，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贡献，徐旭生、王献唐以及拉铁摩尔都受其影响，与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和高去寻也始终坚持龙山文化有其独立本源，虽然张光直早年曾经因为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倾向一元论，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国考古》第四版中，也放弃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是，这种重要贡献却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尽管安阳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领导，傅斯年领衔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认的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文革”结束时夏鼐谈中国考古学与安阳发掘，竟然没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镐写《东夷古国史论》，明明用了傅斯年关于东夷的观点，却连一点点名誉都没有给傅斯年。
三、傅斯年的学术评价
将古圣人之说非伦理化，这是傅的一大贡献，在那个时代，接触考古和甲骨的李济、董作宾、徐中舒，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很多伦理思想从未出现在殷商时代，至于“心”、“性”这样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这些说法显然可以帮助傅较阮更进一步，把这些伦理化的圣人思想放回历史。王森在傅斯年的几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这种非伦理化的倾向，他还用张政给傅的信，说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决心。张在信中指出，他对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谓。而傅也指出，尽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对“生之谓性”，他发现在文献和铭文中，“性”总是作“生”，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内涵，“命”与“令”的本意，并没有“归属”之意，而“人”字并没有广义的“人”的意思。至于很多古礼，则源于初民之图腾部落的仪式，但这些仪式后来在春秋时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诗经》中的“有物有则”，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图腾，一旦这些被冠以圣人名义的伦理思想“去神秘化”，还其本来面目，也许更能让人看清其历史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