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文明的文化内核是种植业和畜牧业，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明促进了包括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烹饪原料的食性和功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时期农作物的选种依据，这个选择标准对今天的保健文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烹饪饮食；保健文化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的文化内核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文明的显著特征是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代表的“生产经济”逐渐取代以采猎业为代表的“攫取经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后阶段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形态依然以采集经济、狩猎经济以及渔猎经济为主，生产经济为辅。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随着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和渔猎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生产经济逐渐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采集经济、狩猎经济以及渔猎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有益补充。
农业文明的诞生是原始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环境气候、中国石器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跟大自然有近300万年的亲密接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积累了丰富的动物知识、植物知识、天文知识、地理知识等等，这些与农业相关知识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农业文明的诞生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燥，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食物匮乏，对农业文明的诞生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如弓箭、飞石索、鱼骨鳔、石锯、石磨盘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农业文明的产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业文明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启了人类定居生活的新篇章。原始人类，几乎没有能力生产食物，人随食物而动，哪里有天然的食物就往那里迁移。天然食物一般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变化，所以原始人类为了生存，经常不得不进行长距离的迁徙，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农业文明让人类摆脱了“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状态，使人类结束了因食物而游走的生活方式，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一旦定居下来，原始人类的活动量会大大减少，人体运动系统的血液流量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流经人体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血液量会大量地增加，极大地促进人体消化系统和神径系统生理机能的进化。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遵循一种烹饪饮食保健原则：饭后一个小时内最好不要运动，即使运动，也必须是诸如散步之类小计量的运动方式。否则，流经消化系统血液量就会减少，日久天长，容易发生胃肠道疾患。农业文明所导致的定居生活，使中国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迈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人体大脑的思维能力。
二、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诞生
农业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强盛与衰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食物是生命的载体，人类生命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农业文明是否为人类提供健康安全的烹饪原料。
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主体是人类自身，客体是各种食物。自然界每一种食物都具有一定的感官特征，即食物的色、香、味、形、质感等等。食物的食性和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食物的三性上，即物理性、化学性和社会性，物理性是基础，化学性是本质，社会性是食物存在发展的关键。原始社会主要体现食物生物物理特征功能，即食物的老、嫩、脆、软、红、白、绿、香、臭、麻、辣等属性；现代社会虽然也呈现食物的生物物理特征功能，但以食物的生物化学特征功能为主，食物的生物化学特征功能是指食物所含的化学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的影响，如食物的甜味、苦味、咸味、酸味、涩味等属性是由食物体内的特殊化学呈味物质所决定，现代社会用精密仪器，准确测定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在食物中的含量，并知晓其每一种化学成分的生理机能。原始人类通过食用食物的直观感受即食用食物后人体组织器官的舒适度来判定食物功能的好与坏，通常情况下，食物的食性和功能是相统一的。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指食物的群体意识，食物的社会存在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对食物的食性和功能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在人的生理、心理引起一系列良好反应，决定族群对食物的价值取向。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跟人类社会化程度紧密相关，社会化程度越高，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越明显。原始社会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不明显，但食物不断且长时间刺激人类的感觉器官，也能展现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比如已成熟的植物果实，不经品尝便知晓其酸甜美味，令人生理心理皆大愉悦。食物的社会特征功能主要受人类文明成果所支配，比如人工取火加热食物、陶器烹煮食物、茶水解毒、食盐调味等等都是人类的创造发明，是烹饪文明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对食物的食性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由考古看食性与功能的选择认识
中国农耕作物的种植有一个从“植百谷”到“种五谷”的历史进程，神农氏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农业文明始祖，具有神一般的植物、药物知识。百草泛指一切植物，神农尝百草正是这一进程的具体体现。尝百草的目的不过是解决一个农耕植物的选种问题，自然界的植物千千万万，哪些植物适合耕种，哪些植物不适宜耕种，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唯有经过人的品尝来决定。食性好的、功能佳的、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植物就适合耕种，否则淘汰。
茶这种食物，不仅是石器时代中国人的保健食物，就是现在也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罗列的十大保健食物，说明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对食物功能的认识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日遇七十二毒”，古人所谓的“毒”，跟今天现代人所谓的“毒”，在内涵上差异是很大的，古人谓之“毒”，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直观感觉，品尝原料后引起身体某种不适应或者不舒服就是“毒”，当然也不排除真如当今社会所说的能致人于死地的毒。遇毒以“茶”而解之，这里的“茶”应当是经烹饪后的茶水，因为茶水可以对吸入人体的有害物质给予稀释，将“毒”对人体的危害降到最低，茶有茶多酚，茶多酚是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活动将有“毒”物质分解并排出体外。在中国石器时代，茶已经是选育成功的农耕作物，我国新石器时代文物考古已经得到证实：距余姚河姆渡7公里远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余姚田螺山遗址地层中，出土二十来株留有根部及短杆的茶树遗存。规整地分排列于二片地块中，呈现六、七千年前人工截培茶树的原生模样，由此看来，以茶解毒不是传说，是确有其事！不仅如此，原始人类还利用茶的保健功能来为新的农耕作物选种服务，从这个结果可以领悟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文明农耕作物的选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个体烹饪原料功能之间完全可以相互作用，中华文化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和”，在中国的石器时代已经展露无遗。这两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直都在不停地进行着。看看现在的中国菜，有多少是单一烹饪原料成菜的，几乎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烹饪原料组合成一个菜肴，菜肴的功能是由组成菜肴的各种烹饪原料独特功能的大合唱。以此类推，我国新石器时代许多农耕作物，它们的食性和功能，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了解；第三个问题是神农氏可能不单单指某一个人，可能是指具有强烈农耕意识的部落、部落联盟，或者是具有很强农耕意识的部落、部落联盟在各个历史时期由掌握农耕技术的部落首领组成的一个个小集体，类似现在的智囊团。
酿造技术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各地的文化遗址一般都有大型的陶缸、陶瓮、陶罐等出土，它们都是酿造食物必不可少的容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各文化遗址往往都有陶酒杯出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三星堆的陶酒杯，造型优美，体积很小，盛酒量基本上在2两左右，可以看出三星堆时期古蜀人饮酒的方式是比较健康的，跟后来的大碗喝酒、一碗酒多人喝完的民俗风格完全不同。酿造品不完全是酒，还有醋、酱等等原料，这些都是微生物生长的结果，是发酵制品，是有生命的食物，对中国饮食保健文化的向前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关于烹饪原料、烹饪教育的思考
农业的产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质的改变。农业生产原料，与人类的主观意识联系紧密，主观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原料品质的高低。
神农尝百草，是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在农业文明发展时期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精神实质即维护并促进人体健康相一致，此原则，贯穿中国农业文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工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特征明显，添加剂、生长剂、催熟剂、甜味素、膨胀剂、抗生素、农药、化肥等生物化学物质在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加工中运用广泛，危及烹饪原料的食用安全，对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少经受过生物化学物质洗礼的许多烹饪原料，食性极差，功能极差，肉没肉味、菜没菜味，许多相同体积的同种蔬菜，营养成分比起几十年前少了许多。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说明中国古人有超凡的智慧，智慧的源泉是健康的食物，中国古代健康食物来自于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选择烹饪原料的标准，即通过食物的食性和功能来判断食物的优劣，中国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时期烹饪饮食保健文化选择烹饪原料的标准对中国今天的农业生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