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时称蜀地，创造了灿烂、独特的古代文明。传说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为自己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子为妻，昌意居住在若水，生下了儿子――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颛顼，治水的大禹即是颛顼的后代。这些传说暗示了蜀地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开始得很早，只是这些交流零星洒洒，断断续续。由于蜀道艰难，并且中原王朝往往认为蜀地为蛮夷之地，文明的交流只是蜀地向中原王朝献出奇珍异宝，中原文明始终没有走进蜀地，这也造成了古蜀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这种独特的古代文明发展史被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张仪由石牛道伐蜀打断了。以此为界，古蜀时期至此结束，蜀地人民携带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开始融入中原文明了。
在夏商周时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文化已经显示出了古蜀文明的繁荣与昌盛，她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同步演进，在历史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战国末年秦统一中国后，随着秦汉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革，蜀文化逐步演进，成为秦汉文化的一支重要的地域亚文化，并后来居上，以其优秀的文化成果给古代秦汉文化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西汉时，成都成为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古代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秦王朝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后，蜀地的粮食、布、帛、金、银等资源优势极大地增强了秦对东方六国的战略优势，以蜀为东出长江三峡、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略基地，进而统一全中国。秦末，群雄逐鹿中原，实力远不及西楚霸王项羽的汉王刘邦以蜀为发迹之地，汉王朝的“王业之基”。刘邦以蜀汉为战略基地，出蜀汉定三秦，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正是由于西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统治者尤其重视蜀地的治理，在派往蜀地的官吏中不乏能人志士。秦代的李冰、西汉的文翁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李冰以其治水之功彪炳史册，自从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蜀地经济快速发展，成都平原开始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文翁兴学，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李冰出生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像大禹一样，是中华民族治理旱涝灾害的卓越代表。
秦昭襄王时，李冰到蜀郡出任蜀郡守，主持蜀郡的政事。李冰是继张若、司马错之后的第三任蜀守，是古代巴蜀、甚至古代中国最有作为的地方官之一。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面广，其中以治水之功最为显著。史载李冰“能知天文地理”，“识察水脉”。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在中国乃至世界皆是杰作和典范。
秦经过三十年对蜀地的政治变革，虽然表面上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民怨四起。岷江水患经常发生，这导致了成都平原旱涝灾害经常发生，旱则赤地千里，涝则一片泽国，以至于古代蜀地有“泽国”、“赤盆”之称，老百姓家无隔夜粮，人无暖身衣，苦不堪言。而作为政治家的郡守张若对此却无能为力，在当时的情况下，蜀地百姓迷信江神，江神发怒导致发大水，于是，每年需选一美女送与江神，做江神娘娘。李冰上任后吸取了前任官员治蜀不治水的教训，他结合蜀地先王鳖灵的治水故事，认为治蜀先治水，以民为本，契合人民根治水患的强烈愿望。他开始考察岷江，为根治水患做准备。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李冰骑马勘探岷江的故事。李冰作为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兴修水利的专家，他深刻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意义，这也得到了秦国当时的丞相范睢的认同与支持。同时，李冰又是位实干家，他的事业与其作风息息相关。在修建都江堰时，他多次跋山涉水，对岷江进行实地考察，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他受到农妇用竹篓装着衣物在江边清洗，而不会被湍急的江水冲走的启发，用竹篓装上鹅卵石，来防止堤坝被水冲走;观察到石头经过火烧，再浇上江水而裂开的现象，则启发了他劈开虎头岩的故事。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建起了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具有防洪、灌溉、运输和漂木等功能，是一个可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大意就是：李冰在江心修筑鱼嘴，一江之水分作两江，两江同时穿过蜀郡，可以行使舟船。岷山上生长着许多梓柏和大竹子，倒掉的树木顺流而下，在江边捡拾的木材多得用不完。两江之水可以灌溉蜀郡土地，种植庄稼。从此，蜀地沃野千里，号称陆地海洋。旱则可以引水灌溉，雨水太多可以引水排涝。有记载当时旱涝不再听凭天时，老百姓没闹过饥荒，天下称成都平原为“天府”。李冰在修建都江堰之后，还“穿石犀溪”、建成都“七星桥”、“导文井江”与“分穿羊摩江”工程等。李冰还开发广都（今双流县）盐井，推广勘察盐井地脉和取卤、煮盐技术。可见，成都平原称“天府之国”大概就是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始的。 当然，李冰治蜀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本人的才能和秦王朝的战略决策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蜀文化的认同。据《华阳国志》记载，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秦在蜀地的统治，在修筑都江堰时，曾充分利用蜀人自古形成的尚五宗教观念，例如古蜀王迁都成都就曾修建青、赤、白、黄、黑五帝庙，李冰“以五石牛以压水精”。由于李冰准确抓住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就牢牢掌握了治蜀的精神武器，从而成功修建了都江堰，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受到蜀人的崇敬。
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在秦王嬴政时代，郑国在关中开通了郑国渠，从此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这两个沃野千里之地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物资支持，秦王朝逐渐地统一了东方六国，中国开始了大统一的王朝历史。秦王统一六国后，将东方六国的许多能工巧匠和官宦子弟迁往蜀地，如赵国蔺相如的子孙和手工业者卓氏、郑氏等，随着蜀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外地人才的不断涌入，蜀地经济逐渐进入全国前列。
蜀地经济虽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但是蜀地文化相对于中原有很大差距，在当时仍然被认为是僻陋之地，有蛮夷之风。秦王朝对巴蜀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变革采取的是温和、诱导性的政策。关于李冰治蜀，当地流传着李冰斗江神的故事，说的是李冰到蜀地做太守时，当地要为江神娶老婆做祭奠，防止来年江神发大水，李冰化作青牛与江神战斗。与其说是李冰与江神作斗争，不如说是李冰与当时蒙昧的思想做斗争。因此，发展蜀地文化教育就成为了当时统治者迫切的任务。
据《汉书》记载，巴蜀之地本属于偏僻的地区，秦灭蜀、置蜀郡，土地肥美，百姓生活丰裕，景帝、武帝时期，任命文翁为蜀地郡守，教民读书法令。可见，秦统一巴蜀后，尤其在李冰治水之后，蜀地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得到确立。经济的发展要求文化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淳厚民风，便成为蜀地郡守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翁化蜀正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所需。
文翁是西汉时蜀郡郡守，他不是蜀地人，而是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人。文翁是四川历史发展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在《汉书・循吏传》中有关于文翁的记载，但是，对于文翁的名字却无详细记载，据《太平寰宇记》介绍：文翁名党字仲翁。可见，文翁姓文，名叫党，字仲翁，可能在家排行老二，文翁是蜀地百姓对他的尊称。文翁自幼好学，在正式入学之前，有一次砍柴时，他跟小伙伴们说：我想去远方求学，今天我把斧子投掷到那棵最高的树上，如果能挂在上面，我就去京城求学。于是，他向那棵大树投去斧子，斧子果然牢牢地挂在上面，他真的就去长安求学了。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他和李冰一样治蜀先治水，在都江堰工程的基础上，文翁主持了穿淘湔江、引水灌田的工程，据说能够灌溉一千七百顷田地。汉代四川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翁作为蜀郡太守最大的贡献是兴学。文翁在任蜀郡守期间，先是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因而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因为文翁以察举任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就采取措施兴学和建立学馆，并以此培养大批官吏。最初，文翁“教民读书、法令”，可能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仍旧采取“以吏为师”的做法，老百姓心怀畏惧，结果，学习的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于是，文翁选择聪敏的可造之才张叔等十余人，将他们送往京师长安的太学学习博士课程，也就是儒家经典和法律。并且通过减少官府的开支来支持这些弟子，让这些学生购买蜀地特产的刀和布带到京师作为学费，使其学习无后顾之忧，在他们学成归蜀时又给其安排适当的职位，使其学以致用。这些弟子颇有才干，不少弟子回到蜀地后被任命为郡学教师，还有人在后来担任郡守和刺史这样的重要职位。文翁在培养了这批弟子，有了师资来源之后，他及时在成都城南（今石室中学校址）建立蜀郡学宫，被称为文翁石室（文翁玉室）。蜀郡学宫招收县里的子弟来就学，增加了学生名额，为鼓励学习，为这些郡学子弟免除徭役，其中成绩卓越者就直接任郡县官吏，而且文翁在视察各县工作时，经常带一些学生随同，让他们做宣传方面的工作。这样蜀地百姓都争相入学宫做弟子，把入学作为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有钱人甚至还出钱来求得机会做学宫弟子，蜀地的文化风气开始兴盛，读书人大大增加，有些人还专门赴长安求学深造，极大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原先被称为“有蛮夷风”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时人公认，蜀中学术，可与全国文化中心齐鲁地区比肩，所谓“汉征八士，蜀有四焉”。
文翁兴学成就突出，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汉武帝元朔五年，朝廷诏令天下郡国全部仿照蜀郡建立官学。中国地方官学制度就此建立，并一直延续至今。文翁石室从此被成都人视为教育的圣地，两千多年来，除了短暂的战乱时期外，石室旧址一直是地方官办学校的校址所在，这在世界学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翁石室的创建者文翁，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他不置家产，不恋故园，勤勤恳恳，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终于所任。《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足见文翁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由于文翁的影响，后世的成都地方官大多注重教育，这一优良传统流传至今。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蜀郡开始，蜀地文明开始一步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无数的外地人带着自己的知识与技艺来到这里，在试图改造这里的同时，不知不觉中被这里的特色文明所改造。在秦汉之际，李冰、文翁无疑是这些外地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在蜀中创造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影响着蜀中百姓，也影响着全国的历史发展。虽然无数的文人、武士带着改造蜀地的心来到这里，蜀地文明也完全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但是蜀地文明的特色并未湮灭，这得益于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和蜀地文明根深蒂固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能人志士来到天府之国，没有完全照搬中原文明的发展模式对蜀地进行改造，而是顺应着蜀地文明与人民的愿望，来发展属于蜀地自己的文明。
入蜀、出蜀代表着蜀地与中原的交流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中，中原文明改变着蜀地文明的发展，蜀地文明以自己的特色促进着中原文明的进步，成为华夏文明发展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