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周氏三兄弟，“大先生”周树人鲁迅先生，他的文学成就和深邃思想已是举世公认，加上钦定的圣人地位，有关他的研究超过古往今来的文人，这就不必多说。二先生周作人岂明先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后半生过得也很是惨淡。不过三十年河西之后的今日，岂明先生的遗作又再次受到学界追捧，一版再版。生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周氏二兄弟，如今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之一，这也是当年蛰居八道湾的知堂老人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的。至于周氏三兄弟中的老三周建人，相比起来似乎很是寂寞，其实无论是治学还是从政，周建人在哪方面也并不逊于两位兄长。再说周建人高寿，活了98岁，经历了晚清、民国、新旧中国，他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只是这厚重的历史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我的这篇小文，就权且作为“抛砖引玉”的一块小石子吧。
一
近日翻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无意中发现这部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著作，3位译者都是大名鼎鼎，而且说来也巧，我和他们还有一点小小的因缘，这且放在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位译者依次是周建人、方宗熙和叶笃庄。正文最末尾注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第一次修订毕，一九七七年三月廿日再修订毕”。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正文后头，有一篇不长的《修订后记》，叶笃庄执笔，是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史料，涉及《物种起源》翻译出版的始末。
《修订后记》谈到《物种起源》翻译，先介绍了一点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出现学习达尔文进化论的高潮，在高校生物系、农学院以及中学普遍设立“达尔文主义”的课程。中学生考大学时，规定要考“达尔文主义”，可见当时的中国重视进化论教育的程度。此言不虚，我当年上中学就开了这门课。不过当年中国引进的苏联模式的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米丘林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他们认为，达尔文学说中存在错误和弱点，最主要的是达尔文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科学，承认生物界存在着‘繁殖过剩’，并认为由繁殖过剩所引起的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批判了达尔文的渐进的进化观点和达尔文所谓其他唯心主义的错误”。于是，“一些不愿盲从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读一读达尔文原著的要求，特别是希望读一读阐述达尔文全面观点的《物种起源》，看一看达尔文犯的唯心主义的错误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涉及到《物种起源》的翻译出版了。据叶笃庄讲，当时我国只有1918年由马君武用文言文翻译的《物种起源》，周建人也有一个译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不尽善尽美，于是他约我，我又约当时在教育出版社编辑《达尔文主义基础》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译《物种起源》”。这个重译本先是分三个分册（译完一部分，出版一个分册），由三联书店出版，1954年第一版，其后由三联书店转给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1981年又重印多次。叶笃庄说，这个“试译本”原打算再版时修订，“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个意愿始终未得实现”。这件事一拖再拖，“周老于去世前曾在《北京晚报》（1983年3月）发表文章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宗熙1984年去美国讲学前，我曾在北京见到他，他也念念不忘修订这部伟大作品的译文，不料他回国后就溘然长逝了。现在，译者三人中留下尚在人间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而我也年逾七十，日薄西山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叶笃庄先生“用了一年时间，对照原著并参阅日文译本对译本进行了一次修订”，终于使《物种起源》有了比较完善的中文译本。我手头这本《物种起源》注明1995年6月第一版，译者是周建人、方宗熙、叶笃庄，另加“修订者叶笃庄”。
这就是《物种起源》中文译本翻译出版前后的小史。
《物种起源》对人类思想和科学事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2013年10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公布了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科普书籍评选结果，该书排名第一，并被评价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建人对《物种起源》的译介及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
借此机会，也有必要介绍一下《物种起源》的另外两位译者，他们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方宗熙的学术生涯是离开北京以后开始的。1953年，应山东大学副校长童第周之邀，方宗熙到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58年10月，山大由青岛迁往济南，他则留在青岛筹建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1959年3月，山东海洋学院建立后，他先后任该院海洋生物遗传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及副院长。
另一位翻译家叶笃庄，不仅完成了《物种起源》的修订，而且以毕生精力翻译达尔文全部著作在我国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比起周建人、方宗熙，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十分坎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叶笃庄出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科技翻译工作之中。1951年他组织翻译、审校了《米丘林选集》、《米丘林全集》、《赫胥黎自传》等。这之后，受周建人委托，与方宗熙重译《物种起源》，据说周建人是通过吴晗找到叶笃庄的。正是这次机遇，使叶笃庄走上了翻译达尔文著作的艰辛之路。
如今，有一首流行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叶笃庄的遭遇也算得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答案吧。
197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认定叶笃庄是错划（右派），予以改正，恢复了叶笃庄的政治名誉，恢复四级研究员，恢复公职。1979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宣告无罪。
网上还透露了叶笃庄念念不忘翻译达尔文著作的几件感人的事：
1957年“反右”停职反省期间，他利用反省的时间，居然译完了达尔文的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下卷，约33万字，以小女叶晓的名字出版。
我所见到的叶老己届84高龄，身材硕长，腰板硬朗，穿一件白衬衫，花白的头发梳剪得体，衣着整洁，言谈举止，一看就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学者，但年事已高，有些消瘦，脸色苍白，因此我不敢多打搅，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客厅里除了几把椅子，也没有什么摆设。老人坐在我对面一张高背椅子上，我瞥见他背后的白墙上挂着一个条幅，是李锐的一首七言诗：“铁骨铮铮叶笃庄，狱中磨笔译华章，坎坷自养浩然气，遂与真经共短长。”这诗是赞颂叶老身陷囹圄、坚持翻译的执著和追求。我本想由这首诗请叶老谈一谈他的经历，转念一想，这是一个过于沉痛的话题，不能随随便便触动它，于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这次拜会叶老没有深谈，因为面对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你哪怕只谈达尔文，谈翻译的甘苦，都无法避开那些辛酸的往事和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想到我自已马上也要退休了，从此远离人生纷纷扰扰的大舞台，我也丧失了当年访谈名人的勇气。
11月间，天已冷了，我把借的书送回。叶老尚健朗，只是畏寒怕感冒，他的住宅的客厅不向阳。在我走下楼梯时，那寂寞的房门轻轻掩上了。我知道，那不仅是一扇普通的门，一扇历史之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转年，我听说叶老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
1888年出生的周建人，是我国早期自学成材的科普作家。
周建人本来也有机会入学深造的。由于父亲早亡，两位兄长到南京路矿学堂上学，后东渡日本。他看到母亲孤苦一人在家，这个孝子终于没有再出去上学，而是自学成材。后来他在绍兴多所小学、女校任教师、校长，钻研植物生物学科，撰成《会稽山采物记》等。
在编辑之余，他写了许多科普小品。他和同时代的贾祖璋先生有类似经历，完全是自学成材的科普作家。
周建人热心科学普及，固然是他本人兴趣使然，长期坚持不懈、刻苦自学的结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取得的成绩，与大哥鲁迅的热情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科普史上，这是一位大作家和一位科普作家兄弟俩书写的友情佳话。
鲁迅生于1881年，比周建人大7岁，对于小时候兄弟结伴而游的往事，周建人直到晚年记忆犹新：“在绍兴，鲁迅继续做采制植物标本的工作。有几次，他约我一起，出城六七里，到大禹陵后面的会稽山采集。有一次，先在一座小山上采了两种植物，后来又攀上陡峭的山崖，采到一株叫‘一叶兰’的稀见植物。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镇塘殿观海潮，潮过雨霁，鲁迅见芦荡中有野菰，正开着紫花，他就踏进泥塘，采了几株，皮肤也让芦叶划破了。鲁迅有一篇《辛亥游录》，记的就是这两件事。”（《回忆鲁迅》第50页）
鲁迅一生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多年来深深地影响了周建人，弟兄俩在这方面有许多共同话题。鲁迅早期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内容还是以自然科学的居多，如1898年的《莳花杂志》，1903年的《说镭》，《中国地质略论》，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1907年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1930年译《药用植物》等。“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还念念不忘要和我一起翻译法布尔的科学实验著作《昆虫记》，他本来有日文版的《昆虫记》，又托人到国外去买英文版的，给我翻译用”。“在那时，因为可看的书报太少了，所以鲁迅想把它介绍进来。”周建人深情地回忆道。
“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搞生物学研究，鲁迅给了我许多帮助。他在日本留学时，送给我解剖显微镜、解剖刀等解剖工具，还送给我一本当时德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教科书。到上海以后，又多次给我买动物学方面的书。当时，我常翻译一些有关科技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鲁迅每每阅读，而且在见面时加以评论，鼓励我坚持下去。译得多了，鲁迅就鼓励我编辑出版，以期对普及科学知识有所裨益”。（《回忆鲁迅》第54页）
周建人特别提到《进化与退化》这本科普著作的出版，是鲁迅经手的，可见鲁迅对科学普及重视的程度。“他就帮我选了八篇‘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如：《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等，集成一本小书，名：《进化与退化》”。（当然，从现在的科学发展看，内容已有点陈旧了）鲁迅还给这本书写了《进化与退化小引》，透彻地点出“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回忆鲁迅》第70页）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这篇《进化与退化小引》，如今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广泛引用，认为这是鲁迅对社会发展与环境恶化最精辟的论述，也即是说，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环境问题将伴随社会贫困化日趋尖锐的趋势，这是超前的预见性。“林木伐尽，水泽湮没，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这也是鲁迅对周建人的《进化与退化》、对他从事的科学普及给予的最高的评价。
周建老的科学小品很有特色。
他的《蜾蠃俗叫螟蛉虫》堪称动物科普的经典（收入《科学杂谈》）。先从人们误以为蜾蠃（一种细腰蜂）不会生育，靠捉螟蛉的小青虫以传宗接代谈起，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观察，发现蜾蠃的小泥房里的俘虏不过是为幼虫预备的食物，用毒针使它麻醉而保持新鲜，从而揭开了螟蛉虫的真相。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揭开这个秘密，周建人从小时候开始多次观察，一直到上海万国公墓寻找证据，终于弄清了真相。他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依据理论与实践的并用，来阐述一种现象。这不禁令人想起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科学观察方法。这也是他写作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很惭愧，我读周建老的书不多，周建老的科普作品有《进化与退化》、《花鸟鱼虫及其他》、《科学杂谈》、《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哺乳动物图谱》、《田野与杂草》等;主要译作除了三人合译的《物种起源》，还有《吸血节足动物》、《生物进化论》、《原形体》、《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生物进化浅说》等。
这些书，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如果能够精选若干代表作，出版一本《周建人科普著译集》，对于研究中国科普史，研究周建老科普创作的特色以及在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我以为都是有所裨益的。
三
我和周建人仅见过一面。
那是1983年5月间，国内某地发生殴打教师的恶性事件详情因时间太久记不得了，反正这件事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于是以文教为特色的《光明日报》作为一个重大案例开展了系列报道，除了刊发记者现场采访事件的前前后后外，也在北京组稿，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以造声势，扩大影响。这当然是一件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对于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教学秩序等都是必要的。
我当时是该报记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采访周建人先生的任务便由我来担当了。
当年，采访周建人也不容易，他老人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幸好我以前就和周建老有联系，因此给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打电话，我和冯算是比较熟悉，说明采访意图，冯秘书请示后回电话，说周建老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早早地赶到北京西城离新街口不远的护国寺大街。这儿名为大街，实际上只是比较宽的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不过，这条大街有一处人民剧场，中国京剧院的演出地，因而很有名气;另外，护国寺的小吃在北京也很有名，街上饭馆、小吃店也多。
周建老的寓所就在这条热闹的街上。一处很寻常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入大门有不大的院子，刚从长长的冬日苏醒过来的花木新枝吐绿，浴着融融的春光，令人耳目一新。冯秘书迎出来，一再交代说，周建老年事已高，视力很差，有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希望采访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老人累着了。
也许是个难得的晴朗又温暖的日子，我对周建老的采访就在院子里进行。事先摆好一张很旧的藤椅，秘书搀扶着周建老从屋子里走出。老人精神矍铄，腰板挺直，手持拐扶，缓步走来，坐在藤椅上，那张磨得发亮的旧藤椅，扶手破损之处用白塑料绳捆绑加固，给我印象很深。在周氏三兄弟中，周建老和鲁迅长得模样十分相似，矮矮的个头，方正的脸膛，浓眉隆鼻，有一撮显眼的短髭，除了脸上的老年斑，似乎看不出他已是95岁高龄了。
那天，周建老身穿一套黑灰色呢子中山装，很旧的衣服。老人身居高位，衣着如此朴素，这也是我感到很惊讶的。我坐在一张木头椅子上，面对慈眉善目的老人。他说话有浓重的绍兴口音，声音不高，抑扬顿挫，但我的脑子里始终难以摆脱一个挥之不去的错觉，我面对的似乎是活着的鲁迅，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和蔼可亲。
周建老对我的采访意图十分清楚，寒喧几句，采访便正式开始。
首先，他对这一起殴打教师的恶性事件表示十分气愤，他说这几天看报纸，十分关注事件调查的进展。特别指出：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多年的今日，全社会都在提倡“尊师重教”，发生这类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而且，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影响十分恶劣。
周建老接着很动感情地说起自己早年的经历，“我年轻时就当过多年的小学教员，在老家的僧立小学、绍兴小学、明道女校和成章女校，都当过‘孩子王’，我那时年纪也不大。”周建老说，“所以我对小学老师的生活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的工作很繁重，但薪水低，待遇低，生活很清苦，全社会应该关心他们。”
周建老是民进的创始人，曾任民进中央主席，所以他接着又谈到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她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教师，民进作为代表广大教师的民主党派，理所当然关注这一事件，也希望党和政府认真处理这一事件，以落实对广大教师的政策，这对于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
我很感谢周建老接受我的采访，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具体日期不记得了）。我当时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借此机会，当面请教周建老：他和鲁迅、周作人的童年回忆，他本人的翻译和科普创作活动，鲁迅的死和日本医生，等等……可是想起冯秘书一再叮嘱，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于是，我的犹豫使我永远失去了一次良机。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与周建老还有过几次间接的交往，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广西玉林地区文化局一位朋友来信说，当地打算在桂平县金田村立一块碑，以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历史遗迹加以保护。希望我能帮忙找一位知名人士题写几个字。为此我请我的同事、《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黎丁先生帮忙，找郭老（郭沫若）题字。郭老是著名历史学家，大书法家，当然很合适。不料过了几天，黎丁先生告诉我，郭老的秘书回电话说：“郭老最近身体不太好，手发抖，写不了了……”于是只好作罢，并将结果告诉了广西的朋友。
不料，他们仍不罢休，提出在人大副委员长当中，周建老也很合适，他的字也很好，能否求周建老题字。于是我便给周建老的秘书打了电话，这一次意外地顺利，不久周建老的墨宝就由中直机关的内部交通转来，是写在宣纸上的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金田村”，落款是“周建人年月日”。我很高兴，立即寄往广西玉林，刻石勒碑去了。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周建老也赠我一纸墨宝，这便是鲁迅先生著名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幅珍贵的墨宝至今仍挂在书房案头，时时提醒我。
最近，因为写这篇回忆文字，翻箱倒柜，居然找出周建老一封信，信写在一页普通的白纸上，墨水字迹已经褪色，勉强辨认，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思想科学初探一文如可用，末了请代加一句：“怀念老友陈建功博士一文中，往时三次应改为二次。”为荷。
又，该文稿如不适用，请退回，为荷。
致
敬礼
周建人启
五月十六日
这封信的落款没有具明年份，但信中提到“怀念老友陈建功博士”这句话，提供了一点线索：查陈建功先生乃浙江绍兴人，生于1893年，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教授，他长期担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和浙江数学会理事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71年4月11日逝世于杭州。由此推断，周建老这封信写于1971年是比较合理的。
至于这封信为何在我手中，估计是当年周建老让他的秘书转给我，让我去办理。至于《思想科学初探》一文是否见报，详细内容如何，如今没有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