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一个历史悠久、经历复杂、历经内外战乱之灾最终走上民主之路的国家。从王国到帝国到两次短暂而脆弱的共和，再由专制独裁终而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即转型为现代议会民主体制，融入世界大潮，西班牙历经血泪斑斑的昨日艰难，最终用骄人的智慧迎来了面目一新、充满尊严的今天。西班牙成功的历史转型，耀人耳目，也令人玩味。
一、枪杆子里面获政权的独裁者
西班牙的内战由多方交汇，但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双方交战，且战争的双方都得到外援。前者得到纳粹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援助，后者则获得了苏联、墨西哥和由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持。战争打得十分惨烈，比如右翼首领佛朗哥麾下的摩尔兵曾把2000多个战俘和平民赶进斗牛场用机枪屠杀，此后，左右双方都屡屡发生屠杀俘虏事件。屠杀战俘，成为西班牙内战最血腥的一面。西班牙内战的另一特点，是外国军团的加入。外力的介入更加剧了内战双方的流血冲突。近3年的内战造成了近百万人的死亡。亲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写过一本回顾内战的书，书名叫《半个西班牙死了》。这“半个”，既指西班牙死伤逃亡人数之众，也指一国内的交战双方一方胜出一方败亡，国家被战争撕裂的悲催现实。
内战结束后的胜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所有的右翼政党整合为改组后的长枪党，自任国家元首，开始了他的长枪党下的独裁统治期，执政于1939―1975年。因为他的政权来源于枪杆子，执政后取消其他一切政党，宣示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尤其在执政初期采取残酷镇压杀害异己政策，致使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被杀、被捕，或流亡国外。佛朗哥政权沾满了西班牙人的鲜血，他也被贴上“法西斯军人独裁者”的标签。
但对于西班牙而言，佛朗哥又有他非常复杂的一面。
一是他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定力和灵活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曾经在内战中获得德、意兄弟般支持的佛朗哥在面临是否参战的选择时，他却未和“轴心国”沆瀣一气，而是选择了“中立”。这使他为西班牙挣得了诸多好处。一是战火未烧进西班牙；二是英法不断在经济上援助西班牙，作为他未靠近“轴心国”的酬劳；三是尽管在德国横扫西欧连连获胜时，佛朗哥的“中立”立场有些倾斜，但这种适时倾斜的目的只是希望趁机收回被英国人控制两个多世纪的直布罗陀（当然，由于多种原因至今也未能收回该海峡）。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佛朗哥派遣西班牙军队以“长枪党志愿军”参战，长枪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穿上德国军队的服装开赴苏联作战。他以此方式保留了由“中立”到“非交战国”的微妙身份，但在“轴心国”取胜渺茫时，他又适时宣布西班牙恢复中立。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美苏开始走向冷战，佛朗哥又开始利用美苏矛盾，实行亲美政策，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1953年，佛朗哥与美国签订了《美西协定》，据此，西班牙向美国提供海、陆、空4个军事基地，从而获得美国经济、技术上的援助，打破联合国因其独裁及保留某些酷刑对西班牙的制裁，在外交上拓宽了活动空间。对英、法两国，佛朗哥也一直在寻找改善关系的机会（此时，美法关系一度紧张），以此来增强同美国交往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致在1963年《美西协定》10年有效期满重新讨论延期条款时，新签署的美西延期协定几乎反映了西班牙的所有要求。通过此协定，西班牙获得了美国40多亿美元的援助。
由此可看出，佛朗哥不像有的独裁者，不惜国土与国力，慷慨地送地送财给他国，支援他国“革命”，而是千方百计精算如何把别人的菜剜到自家篮子里。
二是一般独裁者多追逐“革命”，而不注重经济。
因为独裁者最看重的是权力，他总担心权力被篡夺，因此满眼假想敌，耽于倾轧打斗，疏于经济发展，因此专制国家多民生凋敝。但佛朗哥统治后期开始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他注重发展经济，靠大力发展经济来消弭国内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打下了西班牙的现代化基础，包括催生了旅游业的繁荣。
三是他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两面性。
无疑，佛朗哥在国内实行的是专制暴政，但他还采取一些较灵活的安抚措施。比如，他血腥镇压民众的反独裁运动之后，也做一些让步：禁止解雇固定工人，建立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对政治犯减刑或特赦，等等。
四是他对国家制度的信念给人复杂的感觉。
很多独裁者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并处心积虑地把江山留给后代。而佛朗哥却决定未来将政权交给王室，让西班牙国王复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独裁者，最终一手培养出一个让西班牙革新洗面的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
佛朗哥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关系以及佛朗哥对后者的培育过程，有着谜一般耐人寻味的情景。
1948年11月，佛朗哥把具有皇室血统的10
岁王子卡洛斯（在国外出生，随父辈流亡他乡）迎来西班牙，以自己的继承人、西班牙未来国家元首的标准培养之，安排他在马德里念中学，进入数个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在卡洛斯眼里，佛朗哥几乎是一个父亲般的角色。
在对国王的培育过程中，佛朗哥只是让卡洛斯接受最好的教育，却并不向他灌输某种从政的理念和方法，尤其不灌输反映他自己从政模式的理念。当卡洛斯就一些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向佛朗哥求教时，佛朗哥会轻松地回答道：“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
胡安・卡洛斯成为一个民主型的国王，其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结果，而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卡洛斯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他最好的帮手和议长。
卡洛斯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
从中不难看出，佛朗哥虽然以独裁之身执政至死，但他未必认可他以身践行的理念和方式。他大权独揽，做了很多恶事并留有恶名，但他却似乎以自我否定的心态培育另类的继承者，为西班牙的未来松土施肥，助推而不是限制西班牙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他似乎很能洞悉世界的潮流，知道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过客，在西班牙的历史中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从宏阔历史的角度看佛朗哥，不管对其功过如何评价，他却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明智之人，一个爱国者。尽管他在执政期颇受诟病。在他生命晚期西班牙街头还流行着这样的话：“没有不死的人。”在他死亡之时，松了一口气的西班牙人用香槟酒庆祝。
这是佛朗哥的悲剧所在，也是历史的必然和诡异所在。
佛朗哥极有可能并不认可自己实行的专制独裁制度――不然他不会按照另一方向选择和培养继承者――但面对海内外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多重夹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退维艰的摇摆中。于是，他在自己无力变革时，更愿意把西班牙的希望交给后来者，让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做正确的抉择――至少，他给人这样的猜测。
所以，佛朗哥也被称为“非典型”独裁者。
二、国王与首相携手民主转型
国王虽为虚位君主，但在西班牙的十字路口，年轻的卡洛斯却面临异常复杂的局势。在他的加冕典礼上，红衣主教在弥撒上呼吁：胡安・卡洛斯一世应成为“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即要他承担起全西班牙人的希望。但整个体制都在旧轨道上运行，特别是作为佛朗哥主义继承者的西班牙首相纳瓦罗则坚定地宣示：“我将把佛朗哥事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但佛朗哥的离世激起了更多西班牙人的求变期望，反对派的抗议游行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佛朗哥的后继事业在风雨飘摇中，难以为继的首相纳瓦罗提出了辞呈，这给根基脆弱的新国王提供了重整权力架构的历史性机遇。国会在酝酿长长的新首相名单，最后经重重剥离把名单缩减为几个人，让国王从中选择。出人意料的是，卡洛斯从名单的末尾，选择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仅长他6岁的“年轻人”苏亚雷兹。
国王胡安・卡洛斯与首相苏亚雷兹，充满默契地携手启动西班牙历史车轮前行，开辟了不无风险的民主转型之路。
苏亚雷兹，在别人并不看好新国王并认为他不会“长久”的情况下，他给了新国王格外的尊重。此外，他还具有其他优势：体制内人，易为旧人接受；善于联络各方，处事游刃有余，拥有处世智慧；35岁当过省长，36岁又被推荐为西班牙电视台台长，年轻有为而又政治“清白”，手上没有血迹，容易被反对派认可；更重要的一点，开明，具有改革倾向。
找对了人就做对了一半的事。历史证明，卡洛斯的选人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在此后的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正是国王和首相珠联璧合般地联手，助推了西班牙走上民主之路，使其融入欧洲，成为现代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在情感上是忠于佛朗哥的，也曾答应旧派体系的人会让这个政权持续下去。但他的老师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卡洛斯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和循着自己的内心把西班牙推向新生的。
首相苏亚雷兹的内心倾向改革，他和国王有着高度的共识和默契。他们知道他们将要推动的改革，尽管顺潮流得民意，但也必定遭遇旧体制的阻遏。他们用温和的步伐步步为营地推进。
苏亚雷兹在组阁时注意吸纳倾向改革的开明派，以降低改革过程的内部阻力。同时他也把反对派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比如一直是佛朗哥政权的反对者的左翼党派社会党。他广泛地接触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多次秘密和社会党的总书记冈萨雷斯接洽交谈，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同时还彼此结下友谊。因为首相采取“广泛接触”的策略，他给人以谦卑、真诚、虚怀若谷的好印象。他的另一个策略是改革方案出手迅速，未及反对者做出反应，改革方案已出台。抢在阻力发生之前变革。
在国王和首相的共同努力下，新的结社法出台，社会党得以从地下走上台面。连一向以“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为党纲的左翼力量共产党也向卡洛斯表明，如果西班牙走向民主，他们将不再以暴力夺权为己任，愿意融进改革进程中。
年轻的首相去拜访军中将领们，向他们通报获得国王支持的政党合法化的改革计划，请求他们展现爱国情怀对改革给予支持。但老将军们提出了先决条件：不接受共产党合法化。苏亚雷兹充满策略地满足了军人的要求，最终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政党合法化法通过了，但在商讨工会组织改革法案时，遇到了一位将军的强烈反对。苏亚雷兹异常坚定地坚持这项改革，他认为没有自由的工会组织，大众的权利就无法和政府的权力对峙，公权就容易肆虐，独立、自由的工会是民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将军坚持己见成为改革的阻力时，苏亚雷兹以首相的身份要求那位将军辞职。在改革的启动阶段，这一行为具有风险性。好在军内没有波动，改革之车依然前行。
此后是政治改革法在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其实国会议员们大多是佛朗哥政权的旧人，他们是一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面对制度性的自我革命，他们极有可能将成为新体制的利益受损者，就像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他推行宽松政策及民主的结果，是失去了总统的权力，让位于黑人领袖曼德拉。当西班牙的议员们为改革投下赞成票时，他们，包括苏亚雷兹，随着民主的推进，就有可能退出政治舞台。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投出了神圣的一票，让政治改革法获得压倒性多数通过。在此过程中，西班牙人展现了他们精神尊贵的特质。他们为自己、为西班牙留下值得骄傲的一页。 此后，他们又将改革方案提交全民公投，以获取改革的合法性，检验国民支持度，并激励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也为让民众与上层一起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风雨同舟铺平道路。
公投也刺激了尚未被合法化的西班牙共产党。他们看到了民意的力量。往后的日子里，政权将出自票箱，而不再是枪杆子。佛朗哥式的政权已成为历史，共产党的武力颠覆政府的纲领也不再灵验。他们也顺势而为，悄悄地自我改变。公投两个月之后，年轻的首相苏亚雷兹和年迈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卡利约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面交谈，最终达成协议：共产党承认西班牙君主，遵从民主的游戏规则；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
沟通、谈判、协商，是苏亚雷兹的长项，也是他在执政期间频频使用的高效化解问题的方式。他诚恳、向善、坦率、尊严，他的这些特质营造了他执政的气场和风度，因而常常赢得化敌为友、逢凶化吉的良效。
西班牙的民主进程紧锣密鼓、步步为营。开放党禁后是组党热，政党如雨后春笋涌现，但比较大的党派就那么三四个。1977年6月15日，可称是西班牙的光荣日，这一天，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大选，苏亚雷兹尽管因先前并无党派而临时加入了民主联合会，但最终民主联合会在大选中胜出，获得34%的最多得票，苏亚雷兹获得组建民主政府的民众授权。
大选虽成功，但西班牙又陷入经济困难之中。为了走出困境，新当选的首相采取了独特的方式。他邀请各大政党的9位领袖，住进首相府邸，讨论国家经济问题。他和大家平等交谈，而且会谈场所不是会议室，而是在饭店里、酒吧间。服务者是饭店的侍者，桌子上摆有香槟葡萄酒。方式轻松，时间宽裕，直到“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甚至，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自己家里来谈。这种独特的交谈方式终获重要成果：他们就经济、政治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蒙克罗阿盟约》，化解了一场新政权即将诞生的脆弱时刻所面临的国内经济危机。
《蒙克罗阿盟约》的签订，是“长袖善舞”的苏亚雷兹首相的胜利，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未来，他在底线之上，妥协、让步，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沟通恳谈，凝聚共识。同时，这个盟约的签订，也是其他在野各党派的胜利。他们虽刚刚品尝败选苦果，但仍响应首相的约谈，而没有借民众不满进行煽动并走向街头政治，更没有开打。他们也做出了妥协与让步。应该说《蒙克罗阿盟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承载了全西班牙人的理性与光荣，也开启了他们的美好未来。
新宪法得到高度评价。西班牙历史学者雷德蒙・卡尔在《西班牙史》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主要党派之间弥漫的温和气氛使新宪法经过了冗长、高强度的谈判后达成妥协……其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允许曾经数十年只能有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国家可以有多元主义。”文化的多元与政治团体的多元是匹配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合法存在的状态下运作。
在世人眼中，国王与首相以及西班牙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一并获得了巨大的信誉提升。
在西班牙追求强大的百年历史里，苏亚雷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改革需要将个人置之度外的人格力量，苏亚雷兹具备这样的人格，同时也具备看准和抓住改革时机的能力。在国王的支持下，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了西班牙人等待百年的变革。
国王受辱的巴斯克事件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军内集聚的不满火焰，引发了一桩未遂政变。
议员们被羁押，前首相辞职，新首相未产生，在此政治真空时刻，以保卫国王为由发动军事政变并“大权在握”的军人们，此刻也在等待国王的指令。王宫里的国王只看到议会直播时几分钟的动乱场面，并不确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一方面派人去打探情况，一方面给军队总参谋部打电话，阿尔马达将军恭恭敬敬地说“我这就前来王宫向陛下禀报情况”。阿尔马达将军的从容让国王顿生疑窦，外出了解情况的人也回来对国王耳语事变与阿尔马达将军有关，是他向其他将军暗示国王希望如此。国王当机立断，对电话中的阿尔马达将军说，我现在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等我有空时再请你来。随后，国王命令王宫部队全力戒备，不准阿尔马达将军进入，以阻止阿尔马达将军闯进王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实现。
几天后，数百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对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的支持，西班牙各政党领袖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向全国传递了各党派团结一致的强烈信号。
很快，参与叛乱的军人被送上军事法庭。米兰斯、阿尔马达、特赫罗等因是主谋，获刑30年。但参与政变的数百人中，仅30人获罪，且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获特赦。胡安・卡洛斯深知，国家的政治改革，应该让所有人参与进来，应该凝聚起国人最大的共识和力量，除了要有各党派的法定地位和角色定位外，还得考虑一向具有政治使命感的西班牙军人的感受。国王认为至少执政党及各党派对军界的疏忽是军方政变的部分原因，而政变方手中有武器却未开杀戒也未包围王宫切断王宫和外界的联系，说明他们压根就未想推翻君主制。
不管是国王还是首相，他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摩、理解他人，即使面对武力政变，他们也宁愿把胜利者的身姿落低，以“和解”之策化解。在西班牙走向民主转型的初始旅程中，国王与首相如出一辙的包容与温和政策，不断地在消解着政客间的敌意和隔膜，消弭着民众的怀疑与不满，融解着种种政治歧见和现存及突起的壁垒，他们彼此默契地携手并和更多的人携手，终于促使一个历经内战纷争、独裁统治的国家一步步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走上和平尊严之路。
三、在对的路上行进的现代西班牙
政党轮替，经济发达并融入欧洲，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都是标志性事件。政党轮替取代一党专政或一党独大，避免了权力的肆虐（这是权力的天然特性），保障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约束；融入欧洲，标志着对欧洲的认可度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及发达程度；而同性婚姻受保护，表明一个国家的平常心和宽容度，特别是对少数群体的情感取向的理解和尊重。宽松，方有和谐。宽松的环境下，人方有追求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从佛朗哥离世到今天，仅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西班牙便由独裁政体走上了宪政下的权利时代。她迅速地成为“正常国家”（胡耀邦语），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创造了很多美丽的图画。这是西班牙人的福祉所在，也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所在。
西班牙一路走来，从独裁到宪政的转型，他们拥有一个居于关键地位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他因为对西班牙的特殊贡献而被尊崇为偶像般的人物，西班牙人对他的尊戴中还夹杂着一种着迷的味道。而苏亚雷兹，也被广泛公认是西班牙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
历史，对于那些用自己的无私和智慧顺应大潮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从来都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