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走了不同的道路，经济绩效也有很大不同，转型成效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还是由于选择的转型路径和政策不同？基于“后发优势”理论，采用反事实分析架构，对中苏转型“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战略及所形成的结构和体制上看，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有很多相似之处，“初始条件”区别并不大，苏联与中国一样具有“后发优势”，而且苏联具有更好的“后发优势”实现条件，但是苏联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后发优势”。因此，市场化转型的成效并不主要取决于转型的“初始条件”，而主要取决于转型的“路径选择”；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应该主要归因于选择了正确的转型道路和适宜的改革政策。
关键词：市场化转型；后发优势；初始条件；转型路径；路径选择；改革政策，中苏比较；渐进式改革；休克疗法
一、引言
为什么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会有如此大的表现差距？这里的“转型”指的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从用计划经济手段向用市场经济手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个别或者局部调整不属于本文所指的转型范畴。以此观之，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为市场化转型，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剧变也是市场化转型，但两者的转型路径有本质区别。 是政府实施的政策（即转型路径的选择）使然？还是“初始条件”不同？对此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渐进改革策略”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关键。比如，罗澜（2012）认为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差别不是很大，如果说二者的“初始条件”不同，那也是中国的“初始条件”更差一些；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政策，因为中国在政策选择上没有听从国际组织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建议，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自主抉择，“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获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其落后的“初始条件”。比如，Suchs和Woo（1994）认为中国的成功缘于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大量的农村人口、深厚的封建主义历史传统以及深受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影响的优势，而苏联的失败则在于过度工业化、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或者更为保守的共产党；而且，他们还给出了富有逻辑的说明：“既不是渐进，也不是实验，而是中国经济结构，才被证明是对改革成功最贴切的解释。中国改革是从农业社会开始的，而苏东是从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开始的……用Gerschenkron的语言来说，中国具有‘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来进行技术创新，其技术变迁成本就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进而推动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就会有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变迁，还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进而可以共同导致后发国家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林毅夫，2003）。当然，“后发优势”还体现在后发国家在制度、经验上向发达国家的学习等方面如levy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樊纲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技术、知识和经验，也能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借鉴经验和教训。 。总之，“后发优势”理论为后发展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很多学者也用“后发优势”来解释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并不否认“后发优势”理论的适宜性，但问题是，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在此，我们尝试通过对中国与苏联市场化转型的比较来探究中国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框架采用“反事实分析架构”（counterfactual framework），“反事实分析架构”是因果推断中的一种思路。按照“反事实”的逻辑，要分析中国转型的成功是否归因于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我们需要知道两种状态：一个是中国实施了渐进性改革政策的状态，即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状态；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状态，这个状态我们不知道，即该结果是“潜在”的。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苏联作为中国没有实施这一政策的“潜在结果”。但问题是中国与苏联的“初始条件”不同，即“基线变量”不同，如果要得到“路径（政策）选择”（即“某种处理”）对于转型结果（也就是因变量）的影响，需要将“初始条件”控制住，即通过一些办法让两者的“初始条件”基本一致。但是，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体现在多方面，我们如何进行“初始条件”的比较呢？“后发优势”理论比较强调“初始条件”这里的“初始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即其“后发优势”的潜力；二是影响后发国家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绩效的各种因素，如社会能力、经济环境等，即其“后发优势”的实现条件。 ，并且认为“初始条件”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较大。因此，我们引入“后发优势”理论，提取出一些经济指标作为“初始条件”进行比较。如果能够确定中国的“初始条件”与苏联具有相似性，或者说从“后发优势”的角度讲中国的“初始条件”还不如苏联，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其所选择的转型路径和改革政策。 本文分析认为，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确实有一些不同，包括人均GDP水平等，但是从工业化的历史、战略及所形成的体制及经济结构上看，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确实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也并非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苏联与中国一样具有“后发优势”，而且苏联具有更好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条件，但是苏联的转型绩效表明，苏联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后发优势”，其原因在于“路径选择”，而不是“初始条件”。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中国和苏联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第三部分论证中国在“后发优势”的实现条件上不如苏联；最后部分从世界视域论述市场化转型“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的转型成功应该主要归因于正确的转型路径和改革政策。
二、中国与苏联“后发优势”潜力比较
中国和苏联的“后发优势”潜力有很大差别吗？我们分析的结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以美国为例），中国确实具有“后发优势”，但苏联同样具有“后发优势”。
1.人均GDP比较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比较
3.技术水平比较
我们用多重指标来综合反映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首先用劳动生产率加以衡量。劳动生产率代表了劳动的生产效率，应用先进机器的劳动可以得到更多的GDP，因此劳动生产率可以从某一侧面反映技术水平。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中国，但是也一直大大低于美国。而且，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差不多是中国和苏联之间差距的3倍。从这一角度看，苏联的“后发优势”空间也是很大的。
我们在这里还用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来衡量技术水平（图6）。从这个指标上看，中国和苏联的单位GDP能耗都是很大的，而美国相比之下要好很多。也就是说美国用较少的二氧化碳生产了较多的GDP。当然，中国的单位GDP能耗要大于苏联，这说明苏联的技术水平好于中国，但两者都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足以构成雄厚的“后发优势”。注：劳动生产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就业人数。 为了说明中国、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本文还选择专利和科技期刊文章数量以及互联网用户及高科技出口情况来反映不同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异（见表
4、表5）。从这些指标上看这些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苏联的数据，只有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的数据，尽管这不足以准确反映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但是由于俄罗斯承继了苏联的大部分科技力量，因此，这种比较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俄罗斯的技术创新能力要高于中国，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创新能力都大大低于美国，这些差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代表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后发优势”。
三、中国与苏联“后发优势”实现条件比较
“后发优势”仅仅是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但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这个国家所具备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即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所形成的技术能力以及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Abramovitz，1979），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Abramovitz，1986）。
1.技术能力比较
因此，中国的技术能力远不如苏联，对于实现“后发优势”来说，中国的技术条件并不有利。
2.制度体制及经济结构比较
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两个国家都是国有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职工工资是由国家确定的，企业盈亏也是国家负责，企业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不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中国虽然探索过企业的管理问题，但企业始终都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独立行为主体。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特大企业扩展到大型企业，那么这两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仍然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里，从固定资产规模来看，雇员超过1 000人的企业占据着行业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大约有67%的固定资产属于大型企业，苏联这一数字则为81%。在中国，大型企业生产48%的工业总产值，而苏联是75%（见表8）。
另外，在这两个国家，大型企业的垂直一体化水平都很高。比如在制造业中的几乎所有企业都自己生产铁和钢，而非从专业供给者那里购买。苏联仅有不足20%的生铁和钢是从专业供应者那里购买的，与之相比，美国这一比例超过了80%（Granick，1967）。而且，很大比例的备件和机器在两国也都是由大企业内部生产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
从企业家文化传统上看，中国与苏联（俄罗斯）也难分伯仲。中国在宋代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拥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结构；明清之际，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不利，但这段时期并不长。而俄罗斯的图景似乎不那么有利：直到15世纪中叶，受限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俄罗斯的市场并不是很发达；到1914年，资本主义发展才“仅仅触摸到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边缘。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区域内的和南方的零星的工业企业顶多是巨大的农业‘海洋’中的工业‘孤岛’”（Dobb，1966）然而，新的研究认为（Gatrell，1986），在1860年之前，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更为发达。到19世纪后期，俄罗斯工商业活动的几个主要中心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莫斯科地区是这些中心中最古老的，它是传统的冶金工业中心，是随着蒙古时期莫斯科公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圣彼得堡是现代化进入最快的地区。“到了旧体制的最后十年，圣彼得堡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城市’的一个早期代表……圣彼得堡的企业家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世界贸易之中，而且也着力发展高度集中的工业，这些工业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公司组织和复杂的技术。”（Blackwell，1983） 。在此基础上，苏联经历了将近60年的反资本主义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
对于中国来说，集体化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让私有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无疑给人们套上了精神枷锁，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要解放思想。与中国相比，苏联没有对私有部门进行攻击。据估计，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有30%～40%的个人收入来源于私有部门。事实上，由于短缺的无处不在，苏联的普通民众在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时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因此，很难说中国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方面比苏联拥有更大的先天能力。
4.地缘环境比较
我们把“后发优势”实现条件向外扩展，分析地缘环境对中国和苏联的影响。确实，中国靠近当时（转型时期）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包括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四小虎”（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还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大规模贸易盈余和汇率升值，渴望到劳动力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去投资。因此，中国成为资本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相比之下，苏联的经济中心位于欧洲的边缘。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其增长率要逊色于东亚国家，因此苏联不能从中受益。
四、结语：“后发优势”潜力与现实经济绩效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人均GDP高于中国，其人均GDP增长率低于中国符合图7的规律。但是事实上，苏联转轨之后差不多连续十年都是经济衰退，即经济为负增长（图1），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我们知道，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苏联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导致现实产生的这个结果。中国做对了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选择了正确的转型道路，采取了适宜的改革政策。按照我们的论证逻辑，中国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因为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同时，苏联在转型时期也具有“后发优势”（我们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后发优势”仅仅代表一种经济增长的潜力，有这个潜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实现。从而实现“后发优势”的条件看，苏联还优于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的“初始条件”区别并不大。如果我们的结果是可靠的，那么，苏联和中国在经济绩效上的差距只能用转型路径和政策来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实际上得到了俄罗斯的学者的呼应，比如阿・布坚科等（1996）就认为：“起因不在客观情况，因为两国的‘初始条件’条件是相似的，而在于主观因素，在于当局的政策，在于中俄两国改革派理解本国国情并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能力的不同。”
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市场化转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了适宜的改革政策，而不是“初始条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潜力。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而只是强调“后发优势”并不是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中国为什么能够选择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适宜的改革政策，这一选择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到了经济绩效，等等，还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说明和讨论。中国能够选择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适宜的改革政策是不是历史决定的？或者说苏联实施“休克疗法”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又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果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进行历史的跨期比较也是一个较难的课题，如何让两个国家具有可比性，如何让比较分析框架能够排除更多的“遗漏变量”，还需要进一步搜集更多的数据，采用更先进的方法来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