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早前学界对明治时期女性作家（又称“闺秀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北田薄冰的小说《白发染》应被解读成1895年由砚友社青年作家发起的观念小说风潮的后续。作为批判因资本主义兴起造成的当时社会中各种不合理现象的作品，观念小说在1895年一经出版便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活动于那个时期的北田薄冰，也通过自己的作品直接的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风俗人情犀利的洞察力，也间接地参与了当时的文学运动。在一个女性的自由和发言权被束缚的时代，《白发染》故事内容所隐射的社会问题、女性地位，包括北田薄冰本人让该作品发表于当时知名前卫文学杂志上的行为，都让该作品领先于时代的发展，让北田薄冰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永远地刻印在了日本文学史的书卷中。
关键词：北田薄冰;明治女性作家;观念小说;《白发染》;砚友社
一、观念小说意涵之再检讨
根据明治史学家中村光夫对观念小说的考察研究，观念小说的兴起与甲午战争密不可分。[1]80首先是经济的迅速腾飞。在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由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国民平均购买力迅速增加。其次，由于经济的腾飞，日本的新闻业也在同一时期迅速发展。当时，除了《中央新闻》等主要报刊外，最受大众欢迎的是莫过于从日本在中国的 战地机构发来的关于胜战的战时报道。从战后日本社会的走向来看，这样的单方面信息摄取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情绪的膨胀，也直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孕育了摇篮。另一方面，因为主流媒体对战争的选择性报道和对爱国主义气氛的煽动，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强烈影响的砚友社的年轻作家们，开始逐一对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进行回应。而他们的回应，从今天来看，便是一部又一部深入人心的观念小说。
在观念小说的分类里，评论家倾向于把眉山和镜花的作品归纳为观念小说，而把柳浪的作品归类为深刻小说。但确切地说，评论家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是因为他们认为眉山和镜花的作品更着重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柳浪的作品却更倾向于写实主义，着重描写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黑暗。因此对于中村或者伊藤整这样的主流明治文学研究家来说，观念小说和深刻小说在其表达的主题和内容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柳浪的作品之所以被单独分出来讨论只是因为他的作品题材比较广。
让我们先讨论一下Murphy理论中所存在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Murphy提出的 “作者”这一概念。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学理论里，除非有作者本人的直接说明，否则一个小说中的叙述人（narrator）并不一定等同于该小说的作者（author），因为叙述人可以是作者为该小说创作出来的人物之一，然而Murphy在他的理论中的第二和第三条却混淆了作者和叙述人这两个概念，认为观念小说中的作者和叙述人一定是同一个人。虽然每一部观念小说中都曾出现叙述人用第二人称的方式直接和读者对话的部分，虽然每一部观念小说都在文中直接表现出了叙述人对当时社会显现的某种不满，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Murphy所提出的关于观念小说中的叙述人的不满等于作者的不满这一概念，应当被改为：每一部观念小说都体现了该故事叙述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批判，从而表现出该小说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当时社会某些现象的留心观察。这样一来，对观念小说的研究才能更加趋进理论化，也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每一部观念小说在当时社会里的存在意义。
第二点是关于一个Murphy在他的理论中未能涉及的部分，学者中村光夫在他的著作《日本的近代小说》中所提出的对观念小说中人物之心理描写的考察。根据中村的研究，每一部观念小说的主题都是建立在一个对已知观念的批判上，而这个已知的观念则体现于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变化无微不至的描写”。[1]81也就是说，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思维意识（观念）都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无视和对社会制度不容置疑的信任上，而故事的叙述人则是充当旁白的角色，时不时地在文中出现，嘲笑这些人物的天真和愚蠢。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叙述人掌握了整个故事的走向，通过对故事的选择性描述把小说引进悲剧的深渊，从而体现叙述人对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问题、道德观念的不满和批判，加深了每一部观念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存在的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对Murphy观点的理论性探讨和对中村所提出的观念小说之心理描写的研究，另一个对观念小说的界定标准便可以建立于以上的讨论中。第一，自1895年以后逐渐出现于文坛的观念小说，几乎全部是由砚友社的作家，或者和砚友社有关的作家完成。第二，每部观念小说中存在这两个观念：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所形成的观念一，其内容平行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和道德标准;叙述人所持有的观念二，其内容和观念一对立，具体表现为叙述人对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嘲笑与批判。第三，因为观念小说是作为批判当时社会现象道德标准而存在的作品，其小说的结局一定会是以悲剧收场，从而体现叙述人对战后社会的不满，间接地表现出小说作者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道德风气的关心。
可以看出，通过对这七篇观念小说的整理和总结，几乎所有的观念小说，无一例外的来自于当时砚友社的青年作家，其内容审视了甲午战争后因市场经济发展、商业腾飞和爱国主义运动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便是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社会孕育了一系列的观念小说，也是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出现像北田薄冰这样的女性作家，像《白发染》这样的作品。
二、北田薄冰及其时代
在明治早期文学的历史进程中，1880年代可谓是日本“现代”（modern）文学的成立期 。在这一时期里，坪逍遥（1859―1935）的文学评论《小说神髓》（1885）借用19世纪西方文学（literature）中对小说人物心理特征无微不至的真实描写，提出了“写实主义”的概念。 以“写实主义”为首的日本文学摒弃了其几百年来延用汉文和中国白话文的书写方式，从而奠定了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日本新文学的起源。与此同时，二亭四迷（1864―1909）的《浮云》（1887―1889）则确立了适合该种新文学的现代语言――四迷认为，日本小说的现代书写语言建立于日语对西方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和研习中。随着 《浮云》的出版，日本文坛著名的言文一致运动随即展开。
三、《白发染》的观念小说视角释读
（一）对“贤妻”观念的反思。通过对全文的分析不难发现，《白发染》中的阿丝，以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不仅是一个好女儿，更是一个好妻子。她漂亮、忠贞、善良、热心……更重要的是，她懂得怎样帮助丈夫打理内外事物，可以为丈夫带来财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贤妻”，在故事的最后却被自己愚蠢的丈夫所杀，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作者有意而为的。 “贤妻”这个观念，最早来源于明治政府教育部1890年宣传语“贤妻良母”，它代表了举国上下对家庭妇女这一形象的理想刻画。而在贤妻良母这一观念中，明治政府教育部更注重于宣传贤妻的形象，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从而培养出属于日本下一代的国之栋梁，而江户幕府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政府不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在明治早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大多有着基督教教育背景，因为当时只有基督教学校才会收女子入学接受教育，而明治时期日本基督教对于女子的教育，大多被圣经等宗教思想影响，着重于教育女子的贞洁和妇德。因此，对明治政府来说，基督教女子学校可谓是最佳的培养明治贤妻们的场所。1897年，明治政府颁发了鼓励女子受教育的兆令。自那以后，大部分有条件的父母都选择了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基督教女子学校接受正式的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那里自己的女儿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贤妻：到了适婚的年龄，嫁给一个合适的丈夫，过上幸福的日子。贤妻良母的观念明确提出女性的地位在于家庭，她的存在意义在于她有能力为自己的丈夫生育子嗣。她要学会持家的知识与技能，同时注意自己的个人言行。她必须懂得如何梳妆打扮，如何穿衣得体。她的爱好最好只局限于古典和歌，且不适合阅读西方的哲学思想和先进的文艺刊物。不难看出，在这样的观念下教育出来的贤妻，大多缺乏自我，不懂得独立思考，永远的只能成为父亲、丈夫或儿子的附属品。从结果上来看，明治政府在当时提出的贤妻良母的观念，作为新时代审核女性的标准，贤妻良母之道德观念标准不仅创造出了一个时代的女性阶级的楷模――“一个让所有社会阶级的女性都可以效仿的对象”[4]，而且也借此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之中，让直至今日的日本女性也无法完全的脱离家庭和丈夫对自己的束缚，获得西方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属于独立女性的思想和经济的完全自由。
（二）细致的心理剖析。除了对日本桥和资本主义社会下人心凉薄的刻画，小说对于治平的心理描写也是将《白发染》作为观念小说来阅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小说本身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被儒家观念影响的日本男人，治平对于“妻子”这个观念的理解从本质上讲是十分肤浅的。对治平来说，妻子只要能年轻貌美，每天在家对他温柔地笑，带出去能给能他长面子就好。小说中的叙述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治平之所以娶阿丝，并不是因为阿丝善良的本性，而是因为她的美貌。他完全不了解阿丝的性格、出身背景、为人处世，也完全不屑于了解。治平唯一想做的，是“把阿丝摆在东京最热闹的地方，让所有的人们都嫉妒他可以娶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太太，并且让所有人看见他和自己的太太是多么恩爱。”[5]195 更夸张的是，治平不仅这么想，还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之中。他让阿丝当药店的前台，并满足于看到药店的客人赞美阿丝的美貌，不是因为他本人多么喜欢阿丝，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评价可以随着他人对阿丝的赞美而得到提升。对治平来说，阿丝不过是一个提升自我价值的美丽玩具，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空有外表没有思想的人偶。
因此，当治平认为阿丝和店里的年轻男性客人喜作有染的时候，治平因嫉妒而生的怒火瞬间达到了顶点，虽然治平对阿丝的猜忌完全是空穴来风。作为治平太太的阿丝，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的丈夫天天开心，因此，她才会同意帮治平打理药店。作为药店的女主人，她身为旅馆女儿的商人天性告诉她，只有热情的性格和亲切的微笑才能吸引客人的光临，才能看到店里生意兴隆，自己的丈夫才能开心。因此，阿丝对每个来到店里的客人都十分的热情，无论他们是来买东西的，还是只到店里看看，喜作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中意阿丝美貌的外表和健谈的性格，喜作每天都会来药店报到。而对于这样的喜作，身为药店女主人的阿丝不得不每次微笑着亲自应付他。然而阿丝的微笑，在治平的眼里看来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他认为阿丝对喜作的态度表明了她对喜作的倾心和对自己的厌恶，毕竟自己是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
为了“挽回”阿丝的芳心，治平开始想办法。可悲的是，在完全不和妻子沟通的情况下，他一味地认为阿丝对喜作的倾心只是因为她嫌弃自己的年龄。“他开始偷偷地用鸡蛋和麦麸的混合物涂抹皮肤，用特殊的水洗脸，并给自己喷香水。他还把自己灰白的头发染成黑色，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年轻点。” 事实证明，治平的思想是浅薄的。文中对阿丝的心理描写不止一次地提到阿丝对丈夫年龄和外貌的不在意，更着重地描写了阿丝在看到丈夫因为喜作的出现而心情转差之后的担心和忧虑。阿丝对丈夫的忠贞和对一个完整家庭的重视还表现在了她对治平的乡下的妻子阿峰的态度上。
因为完全没有治平的消息也没有收到他任何金钱上的补贴，治平在乡下的妻子阿峰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来东京找治平，并找到了治平和阿丝的药店。因为治平对阿丝隐瞒了自己之前的一段婚姻，阿丝对突如其来的阿峰完全不知所措。然而，出于善良的性格，阿丝还是决定善待已经饥寒交迫的阿峰母子，并向治平提出离婚，因为虽然她十分热爱自己的丈夫，但毕竟阿峰才是治平合法的妻子。然而，阿丝善意的举动在治平看来却是她爱上喜作背叛自己的证据。治平谴责阿丝的离婚请求是因为她和喜作有染，并责骂她不忠。治平的话深深地伤了阿丝的心。在大吵一架之后，伤心欲绝的阿丝拿着自己的行李回了娘家。然而，就在她回娘家的路上，善良的阿丝却被因为猜疑和妒忌而失了心志的治平所杀。
（三）叙述人之批判。《白发染》的正文结束于阿丝死后的第二天邻里内外对阿丝被杀的评价。
昨晚，人们听到了从阿丝的父母家那里传来的骚动声，他们了解到骚动声是因为治平被警察捆绑着带走了。许多人说治平应该被同情，不应该被判以死刑。治平之所以杀死阿丝，都是因为阿丝不守妇德在先。人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阿丝得到了她应有的下场。哎，在这个世上，究竟还有谁会同情那个被蠢男人害死的可怜阿丝呢？她那负屈含冤无处可归灵魂现在也一定还在谷中墓地周围游荡吧。 [5]214
可以想象，这样的评价对善良的阿丝而言是多么的讽刺，以至于小说的最后，叙述人都表达出了对阿丝的同情。可笑的是，围绕着阿丝的整个社交圈对死后的阿丝的评价和治平对生前阿丝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他们眼中，无论阿丝的本质是一个多么善良且遵守妇德的女性，只因为她长得漂亮懂得社交，她就一定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白发染》的最后一句话不仅表达了叙述人对阿丝之死的沉痛哀悼，也传递给了读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个肤浅的社会，女性永远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声名和命运。它们是属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只要这样的现象存在一天，只要女性一天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她们所遭受的苦难便不会停止。伊狩章对《白发染》中薄冰对治平和阿丝无微不至的心理描写有着高度评价。他说，通过对治平的心理描写，读者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治平那多愁善感、浅薄和愚蠢的本性，更了解到叙述人想要表达批判的观念和想要表达的思想。《白发染》不愧为观念小说系列中的又一力作。
四、结 语
1898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新民法。民法指出，任何日本男子，只要是一家之长，便拥有在自己的家庭中高于其他任何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利。伴随着这款条例的实施，“父系家庭”这个观念在日本社会中被逐渐地巩固。因为明治政府宣称日本天皇是所有人的父亲，该条例的运行还间接地保证了政府对民众在思想上的绝对控制，促使了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此同时，自1900年开始，由西方传到日本，对独立自主女性之观念的提倡渐渐地被日本主流社会无视。新时代的日本女性作为家庭的附属品，上到政府下到父母都要求她们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担起由她们的性别所决定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因此，作为一部观念小说，《白发染》中阿丝的悲剧不仅向读者展现了贯彻贤妻观念的明治女性的悲惨命运，也同时质疑了明治政府对该观念的完美化宣扬，呼吁当时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综上，出现于1895年的观念小说是由砚友社作家们发起的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在《白发染》里，或者本文提到的任何一部观念小说中，心理描写和叙述人对小说人物的批判代表了该小说对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和道德观念的批判。虽然从现今的观点来看，我们很难判断孰是孰非，然而兴起于特殊时代的观念小说，在当时的历史社会下有着重大的意义，是日本文学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应该受到日本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