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
【摘 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北京地区陆续发现了40余座辽代火葬墓，其形制可分为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以圆形为主，墓主人多为汉人。北京地区辽代火葬流行主要受佛教影响，同时亦与契丹人的火葬风俗有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陆续清理发掘了一批辽代火葬墓，为研究辽代该地区的火葬习俗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并做粗浅探讨。
一、发现与发掘
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止目前已发掘40余座。其工作大致可分两个阶段：20世纪中后期发现的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21世纪后，为配合基建发掘的数量较多，且分布集中。
4.1960年8至10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永定门外海慧寺西1公里处发掘砖室墓1座。该墓为三进九室，平面均为圆形，葬二人，其中一人为火葬。发掘者据所发现的墓志，认为该墓为辽代赵德钧和妻种氏合葬墓[4]。
5.1971年11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西城区大玉胡同发掘1座辽代火葬墓[5]。
6.1973年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宣武区先农坛南部工地发现辽墓1座，墓室内发现盛骨灰的陶罐[6]。
7.1979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大兴区京开公路西红门段东侧液压机械厂清理辽墓1座，该墓为圆形砖室火葬墓，出土“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一方[7]。
8.1981年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八宝山殡葬管理所院内发掘1座辽代火葬墓，出土韩佚墓志和其妻王氏墓志各一方[8]。
10.1987年11月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9号院发现1座辽代火葬墓[10]。
二、墓葬形制
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火葬墓根据构筑材质的不同，可分为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其中土圹砖室墓数量较多。
（一）土圹砖室墓
据墓室数量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其中单室墓数量最多。所用砖有勾纹砖、绳纹砖和素面砖。
1.单室墓
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分圆形、长方形和八角形，其中圆形数量最多，长方形和八角形发现较少。
圆形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道多呈阶梯状。墓门多为拱券顶，用勾纹砖封堵。墓门一般用雕砖做出仿木结构，繁复者有檐椽、瓦垄、门脊及斗拱等，简单者仅有立颊、门额、门簪、柱和上额。墓室顶部多为穹窿顶，有的墓壁有仿木结构，如门、窗、桌、椅和灯檠等。墓室底部一般用方砖或长方形勾纹砖铺地。棺床有半圆形、长方形、扇形。少数墓室有壁画。龙泉务墓地和大兴北程庄墓葬还多有砖砌祭台。此类墓既有合葬，亦有单人葬，葬具有陶罐、木质骨灰盒、砖棺、石棺等，其中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的葬具为柏木圆雕男木俑，骨灰放置在关节能活动的木俑的胸腹腔内。
长方形单室墓仅发现2座，即海淀区五棵松篮球馆工程M26和亦庄开发区69号地辽墓M16。此类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其中亦庄开发区M16墓室内有长方形祭台，骨灰置于长方形木匣中。
2.双室墓
双室墓仅发现3 座，由墓道、墓门、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墓门和墓壁有砖雕仿木构装饰。平面形状互不相同。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前室和后室均为圆形，该墓为丁文和其子丁洪的合葬墓，前室棺床上置木骨灰盒。密云县大唐庄辽墓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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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15的前、后室平面形状不同，M14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平面呈正八角形，M15前室平面近长方形，后室平面近正六边形，葬具均为长方形石棺。
3.多室墓
多室墓仅发现1座，即丰台区辽赵德钧夫妇合葬墓。该墓为北京地区发现的墓室最多的墓葬，共三进九室，皆圆形，顶部为穹窿顶。墓室有壁画，仅存三幅。墓壁有砖雕仿木结构的立柱、阑额、柱头枋、斗拱、门框、直棂窗等。墓主两人，其中一人为火葬。
（二）砖石混筑墓
砖石混筑墓均为单室，据墓室形状可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类。
圆形砖石混筑墓除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和昌平区陈庄辽墓M1外，主要发现于龙泉务墓地。此类墓葬多由毛石或花岗石与砖混筑，构筑方式略有不同。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外壁由毛石砌成，内壁由勾纹砖砌成。昌平区陈庄辽墓墓门及墓室下部围壁由花岗石砌成，上部由勾纹砖垒砌。龙泉务墓地部分墓葬墓道南端设祭台，墓壁由不规则形石块垒砌，起券部分以上用勾纹砖券筑。墓室多砌棺床，形状有半圆形、长方形。
长方形砖石混筑墓仅发现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1座，墓壁由勾纹砖砌成，墓底铺砖，墓顶用石板覆盖。
砖石混筑墓有合葬，亦有单葬。葬具有砖槽、砖龛或砖棺。
三、几点认识
1.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有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未见竖穴土坑墓和石室墓；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方形较少，晚期出现六角形及八角形。墓内流行仿木结构和壁画装饰，多设置棺床。墓葬规模的大小及随葬品多寡与墓主身份地位有关。
2.目前发现最早有纪年的火葬墓是辽应历八年（958）的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其后有统和十五年（997）的石景山区韩佚墓，咸雍五年（1069）的洪茂沟辽墓，咸雍七年（1071）的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天庆元年（1111）的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和天庆三年（1113）的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此外，发掘者依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演变，大致确定了崇文区彭庄辽墓M1不早于辽圣宗时期，昌平区陈庄辽墓为辽末金初，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属于辽代晚期，密云大唐庄辽墓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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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15为辽代晚期，龙泉务辽墓为辽代中晚期至金初，大兴北程庄辽墓为辽代中晚期。由此可见，北京地区辽代早期的火葬墓并不多见，大量出现于辽代中晚期。
3.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墓主族属以汉人为主，契丹人少见。目前仅有昌平区陈庄辽墓墓主为契丹人，其余墓主均为汉人，如洪茂沟辽墓为国子监祭酒董匡信和妻王氏，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为卢龙军节度使中书令赵德钧和妻种氏，石景山区韩佚墓为营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韩佚和妻王氏，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康贵，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为右散骑常侍马直温和妻张氏，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为潞县商曲铁都监丁文与其子丁洪。此外，根据墓葬排列、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等综合因素，发掘者认为龙泉务墓地为辽代中晚期汉人平民墓地或家族墓地，大兴北程庄辽墓墓主均为辽中晚期较为富裕的汉人平民或中小地主。从墓主的身份地位来看，不仅有赵德钧、马直温、韩佚、康贵、丁文这样的汉族世家显贵，也有普通的汉人平民或中小地主。综上可见，辽代中期北京地区的火葬墓以居官汉人为主，到了晚期，汉人中进一步流行火葬，除居官汉人外，相当一部分汉族中小地主或平民采用火葬，导致火葬墓数量增加。
4.辽代中晚期北京地区汉人流行火葬主要受佛教影响。有辽一代，佛教极其盛行。燕京（今北京地区）佛教为辽五京之首，“僧居佛寺，冠于北方”，成为辽代佛教发展的基地。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中发现的佛教因素亦可看出其火葬习俗深受佛教影响。如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采用真容骨灰葬，这是佛教火化埋葬方式的典型代表。大兴北程庄辽墓部分墓葬顶部为塔形，塔为佛教中的纪念性建筑。石景山区韩佚墓墓室穹顶正中绘莲花，墓壁起券处还有12个砖雕莲瓣影作，莲花作为佛教教义的表征，是佛教装饰艺术的常用题材。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铜质迦陵频伽的佛教色彩也很浓厚。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出土的墓志云：“咸雍七年岁次辛亥当四月丙辰朔八日癸亥逝，往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葬讫，迁神柩来于先祖坟茔……”[17]志文说明康贵死后是依佛礼就近举行仪式火化的。
除受佛教影响外，辽代中晚期北京地区汉人流行火葬还受契丹火葬风俗的影响。据《北史・契丹传》载，契丹人“其俗与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18]由此可知，契丹人的火葬风俗出现很早。辽代契丹人进入今北京地区，在逐步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给了汉人，丧葬礼仪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