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知识阶级》是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的记录稿，以前的论者多着眼于它的内容针对性和文体特点。从文化、时代背景和文章的精神内核角度解读这篇演讲稿，认为它体现了中国话语言说的含蓄性和批判性，道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本质特点――不顾利害，勇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鲁迅；知识阶级；文化；背景；利害
一
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知识阶级》的开场白，鲁迅说“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又说“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作为中国听众，听到这个开场白觉得很自然，没错。但是，对比一下外国的讲演，无论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还是乔治.华盛顿的《告别词》；无论是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还是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等等。你会发现，以上鲁迅讲演的开场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中国人讲话不喜欢太直，倾向于搞“迂回”战术。其实，这些都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偏内向、含蓄，外国人偏外向、直率，这是其一。其二，再看一下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所说的“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结尾又说“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这样的话在其他的讲演中也出现，如《未有天才之前》的开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意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结尾：“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难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君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等等。对于鲁迅为什么会说这些话，郜元宝认为鲁迅不喜欢自以为是[5]。其实，这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向来是个不讲究个性的国度，更不喜欢有张狂的人存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如台湾的李敖，大陆的顾准，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但他们都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即使国门打开了那么久，这种文化依旧根深蒂固。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文化习惯把人看成是群体的分子，人作为存在首先不是作为个体的存在，而是作为社会的角色而存在，角色扮演优先考虑的是群体的需要，如中国人常说的仁义、礼信皆是指向于群体，通过这些指向于群体的行为，个体被群体认可，然后才能安稳地存在。如果个体标新立异，脱离群体，往往被作为异类而受到群体的攻击。于是乎，说话做事不露锋芒便成为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但是，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从《关于知识阶级》中引出的中国文化问题，不是说鲁迅完全认可这种传统文化，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顽固”而且强大到连鲁迅这样的“精神战士”有时也难免脱离它的影响。
二
对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马蹄疾在《鲁迅讲演考》中收录了杜力夫的《鲁迅回忆录》，它里面说到一段话，是现在版本《关于知识阶级》中没有的。它插在“但是社会环境仍是老样子，倘不与这旧社会奋斗，终究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后面：
鲁迅紧接着说道：“可是现在许多青年因苦闷痛苦而对旧社会奋斗的，都被指为共产党，抓的抓，杀的杀……，这样就更迫着人们去参加共产党了。否则，他们徒负空名。岂不冤哉！”[6]
在《关于知识阶级》中，鲁迅一方面鄙视和批判假的“知识阶级”――“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还有就是“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绝不能如此快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也反对无谓的牺牲，说“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可见，鲁迅看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鲁迅对真“知识阶级”的界定与西方近代社会所说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相类似的，他们受过专门训练，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表现为一种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和改造社会的承担。也正由于有这份追求和承担，使得真的知识分子历经磨难。
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提到“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神性淹没理性的年代；强权吞噬人权而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年代；伸张正义得不到保护的年代；被单一意识形态催眠和洗脑，干尽坏事还不醒悟的年代；张扬自我却被无情封杀的年代，等等。处在不理智的年代，知识分子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做出何种选择，历史都会无情地记录下来。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胡风不畏权势，捍卫自己的文艺思想，挥写三十万言《意见书》，指斥文艺领导的庸俗社会学；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上不惧强权，喊出对“左”倾错误的不满；顾准两度被打成右派，受尽凌辱，仍旧撰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指斥群众运动的弊端。
再看一下当下的世界，如果按照鲁迅的标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标榜为知识分子的人很“幸福”，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学问，发表着自己的论文或者出版着自己的新作，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出于改造社会或者追求思想自由而感到痛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