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悲剧美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出于东汉末年文人之手的五言古诗，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文选》中，非一人一时所为，《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其最高成就，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钟嵘誉其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明代王世贞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诗十九首》内容复杂，不仅写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而且艺术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境况与文人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征，产生了感人的魅力，成为让诸多接受者产生共鸣的生命之歌。
一、汉末文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的萌发
首先，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直接影响着文人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时代是各种好作品产生的土壤，作家好的作品总是与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密切关联。《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黑暗、政治混乱和下层文人漂泊蹉跎的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混乱不堪，阶级矛盾尖锐，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群生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乱离中的民众生命如芥草。《三国志・魏书・董卓》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适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而在桓帝和灵帝当政时期，朝廷卖官鬻爵事件不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国家政治机器已被全面腐烛，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经世致用的理想遭遇无情的践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自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儒家经典的诵读成为普遍习尚，儒学成为文人踏入仕途、获得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然而汉武帝并没有真正重视文人，像扬雄、司马相如等只不过是文学弄臣。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各种异端思想活跃，较为开放，且道家、佛家思想也渐渐流行于世，儒学失去了以往那种强有力的依靠，对社会现实的控制力日渐瓦解，其衰微在所难免。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遵从儒学的文人报国无门，在思想的漩涡中备受煎熬，不得不把目光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自身和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文学作品里面来说，推崇个性、以文为娱的哲学思想便是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潮。而“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选择，且一旦走向自我深处，对感性生命本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时，距离‘人的自觉’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2]（P8）。借《古诗十九首》唱出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悲苦就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汉末士人的边缘性生存境况诱发了文学的生命意识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身份卑微，但由于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染，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世情结和责任意识。面对弊端丛生、日益加剧的种种社会危机，他们渴望怀抱一腔忠勇之气，投身社会，寻求救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赢得社会上的地位，苦有救世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的文人便以清议批评朝政，挽救时局，遂形成“清议”之风，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很多内容的刊载就体现了这种以文学体现生命意识、用世的精神。清议之风虽对朝政黑暗有一定的影响，然公元166年和169年发生的“党锢之祸”使得一批较为正直的名士遭到迫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惨烈现实给士人身心带来巨大打击，使士人正常的进仕之路被完全堵死，加之战乱不断，饿殍遍地的现实，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边缘”性生存处境。“边缘”性处境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身处社会底层，或者遭遇的一些打击、变故而变得生存困难的境遇，在这种生存环境压力下，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与突围，力求在生存、生命与人的价值等多方面取得超越。《古诗十九首》所再现的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行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边缘”性特征，这样的“边缘”心态最易引发诗人对审美和艺术世界的体验与倾诉。
二、《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人有生命，但不一定具有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生命意识在文学中常常集中体现在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困惑、对情感的深挚等” [3]。只有热情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积极追问生命的意义，探询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哲理，才算是具备了人的精神要素和生命意识。文人身处的时代环境，多少会与文人理想发生冲突、矛盾，生活的苦闷、精神的感伤，使得文人大多只能选择通过诗篇来表现这种矛盾，表达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强烈感受。《古诗十九首》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自由的追求诸问题高度关切，其所抒发的乃是“人同有之情”，表明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体认和重视已走向自觉程度，生命主题成为其重要主题。这种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理想失落而导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
长期以来，很多文人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支撑下，积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当生逢乱世、命运多舛的汉末文人无法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他们的理想中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幻灭感，进而质疑、否定原有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模式。这其中，既有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如寄的短促慨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亦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发出的悲情倾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月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还有对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的质疑：“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辘。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无论是仕途理想失落的悲叹，还是饱尝人情冷暖之苦，当一切都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时，它表现的就是诗人实实在在的遭遇。这种对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节操、生存境遇等的疏离和否定，便是诗人对人生理想追求而不可能实现所发出的悲叹。可以说，当无情的现实世界严重摧毁士人的自信时，“也使得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价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成了虚伪的东西。所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都是虚假和值得怀疑的，或毫无价值”[4]（P11），这就意味着所有对生命的思考都要放到价值的天秤上予以重新考量。
（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
东汉末年由政乱、饥荒、瘟疫、战争等交织而成的苦难现实，激起了文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悲慨，对个体生命游离状态的苦吟。他们以各种方式排遣由此带来的困顿状态，或惜命重生，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体现出对生命终极存在的有限性深刻而悲情的体认。这种对生命存在的体悟与追寻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诗人们开始探求存在的意义，把现世的欢乐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确定，因而以及时行乐的洒脱对生命的终极命运进行超越并试图重构新的价值体系。当遭遇坎坷，仕途不顺，他们不去求仙学道，而是关注现世中的生命质量，或秉烛夜游，或欣赏锦衣玉食，或追求爱情的幸福，以狂放旷达的态度对待现实，赋予个体短促的生命以密集的意义，在稍纵即逝的人生中赢得欢乐和不朽，使有限的生命充实而富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陈祚明所解：“悲夫，古今唯此失志之感，不得已而托之名，托之神仙，托之饮酒……有所托以自解者，其不解弥深。”[5]《古诗十九首》对这方面的描写较多，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驱车上东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东城高且长》）“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能追求生命的密度，饮酒作乐，远游求仙，在有限的时间内纵情享乐成为文人忧生过后最直接的选择。这种对人生易逝应及时行乐的“紧迫感”，大有唯恐不及之态，这恰恰是失意时对生命朝不保夕的哀叹，对永生的企慕之情的伤感，更是其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苦闷反映，因而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纵情享乐便成为畏惧死亡的一种表现。而当他们将个体之暂且偷欢融合到人类群体甚而宇宙本体中去，其内心的焦虑、孤独、寂寞之痛自然就被消解了。这种苟且偷欢的心态支配着文人的行为和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生命的渴望。黑格尔在评价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产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6]（P6）这对于评价汉末的人文精神和风貌无疑也是适宜的。《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感伤主义思潮与享乐主义交织一起，实质是诗人安顿生命的一种方式。
二是爱情主题的彰显。在《古诗十九首》中，尤值得一提的是爱情主题。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对儒家礼教不以为然，而直面痛苦、悲情，爱情或许才是短暂人生中真正值得付出的对象，那真挚的爱情向往犹如热流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成为撼人心魄的力量。《青青河畔草》对情爱大胆而又深情的呼唤，在恪守妇道的古代实在难以想象；《冉冉孤生竹》表现了主人公对于情感的炽热和含蓄的表达；《行行重行行》抒发出夫妻离别之苦以及渴望团圆的美好心愿；《古诗十九首》对爱情的描写，缠绵悱恻也好，痛心疾首也罢，都再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情感的共性，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三）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
人作为万物的一种存在，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最显明的事实。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即人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无须惧怕死亡。道家认为死是永恒的回归，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在东汉，由于两次“党锢之祸”，文人们大批被杀，环绕着文人的是关于生死的咏叹调，遂陷入对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的深沉思考之中。他们不回避死亡，直面人生的惨烈，第一次集中而强烈地体会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在永恒与有限的矛盾中对生与死的界限有着清醒的体认，生命意识由此蓬勃而发。如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如把永恒之物和有限人生形成对比：“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在《去者日以疏》中，这种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尤为强烈。该诗开始就对人生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然后引出城郊的“坟墓”意象：“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尤其展现人之逝去的凄凉，反映出东汉末文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生命短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为此，诗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追逐功名利禄、富贵显达的渴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作为一般的中下层人士，在如此黑暗的现实中，恐怕只能以功名利禄、仕途腾达来显现向死而生的壮举，使之真正成为个人有意义的生活。即关注现世，执着生前，使之化为生命之流中的日常生存感受和经验，不亏待生命的存在，期盼通过努力改变政治地位，为实现理想奠定基础。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为生命意义而活的人不会因为困境而退缩，不会因失望而绝望，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不惧怕折磨打击，不惧怕生活的苦闷阴郁，一切都充满希望与美好。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使得《古诗十九首》对人间真情，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乡情的描述动人心魄，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生命意识与《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和乐府诗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中下层文人群体。他们本应活得更有价值，但汉末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使得他们进亦难，退亦难。他们想找一个僻静之所来安慰受伤的心灵，可没有找到栖身之地，“生没有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被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7]（P105）。面对忧患和孤独，为了寻求出路，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来纾解和消除，如通过用乡情来排遣，用爱情来排遣，用及时行乐来排遣，把有价值的东西舍弃，牵引出对生存本能满足的呐喊，即将关注的焦点从忧嗟天下转向自身，竭尽全力地从儒家正统思想中挣脱出来，把深深的孤独与寂寞幻化为升腾不已的青春活力。这正是生命意识的升华，也使得生命意识蒙上了一层悲剧意味，无论是仕途坎坷、人生如寄之苦，羁旅行役、游子思乡、离人相思之悲，还是知音难求、朋友相弃之无奈，以及生命无常、死亡的不期而遇等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感悟，莫不如此。正是他们不甘如此、不愿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哀伤、辛酸、焦躁与不安，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感，反映出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钟嵘认为《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即对生命意识的慨叹和渴望映衬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和抑郁，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尤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在传达感情的时候，善于寻找对应的物象，并通过文学手法的运用，融情于特定物象中，这使得那些寻常景物、普通意象，在诗人的笔下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悲剧意味。例如季节的转换，草木的兴衰，风声鸟鸣都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散发出一种苍凉的悲秋意识。从“蟋”“秋蝉”“蛾姑”等意象中可以预言人生的短促；从“孟冬”“岁暮”“秋夜”和“长路”“高楼”等时空意象中能感悟岁月的流逝；从“鸳鸯”“玄鸟”“鸿鹊”等意象中品味游子怀乡、思妇怨妇的忧伤。这些审美意象的选择和运用饱蘸着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忧生之嗟，正是试图超越死亡的恐惧、生命的悲哀的结果。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于社会的大动乱之后，《古诗十九首》把人的自我生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昭示着人的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否则文人就只会为自我生存而苦苦抗争。相较前后期的文学，《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识的开拓和反思都有更深入的发展，显示出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个体的生命意识始走向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