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文系作者为汪洪亮博士《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所作之序，该书拟于201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林恩显在《边政通论》中指出：“边政，或许可以说是边疆政治的简称，系指边疆地区之区域性的治理而言。然则何谓边疆？其意义、范围均有待我们加以探讨。”（林恩显：《边政通论》，台湾：华泰书局，1988年，1页。）胡耐安指出：“边政，此一词称，听来不免新颖；或许可以说这是‘行政学’词汇里的一个特殊词称。边政，顾名思义，说来可也就极其寻常，无非是指边疆地区之‘区域性’的治理而言。若然，首先须对我人今兹所应研讨的‘边政’之‘边疆’涵义，了解其不只是地理用语的边疆，而是具有‘人文’、‘政治’涵义的边疆。”胡耐安：《边政通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1页。不难看出，二人分别强调了政治与行政两个方面的不同内涵。
③时人贾湖亭就曾将其区别为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四种含义。认为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近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贾湖亭：《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张其昀主编：《边疆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675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文化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交叉学科的成长多数情况下是学者有意识学术努力的结果，但一些情况下却是不经意走出来的学术路径。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尽管用于比喻学术，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近代中国边政学的兴起却可印证鲁迅的说法。
“边政”成为“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趋向高潮的产物，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就其融会众多学科于一体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从学术史立场观察，“边政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标志。学人心目中的“边政学”乃“边疆政治学”与“边疆行政学”的合称，②而“边政学”则是基于“边政”或应“边政”之需而产生的学术与学科。其概念中的“边疆”（frontier）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诠释，除了地理之外，通常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层含义，其中“文化”含义被强调得最多。③
①参阅胡逢祥等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4-89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戊集六，沈阳书社，1993年，转引自傅朗云《胡传其人其书》，《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86页。
1930年代以后，边疆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产生的刺激有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看重，边疆研究就会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1931年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导致严重民族危机，边疆研究遂成“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4〕在此背景下，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创建禹贡学会并出版《禹贡》半月刊，致力于研究边疆史地及民族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西南，沿海及中原各地众多学人随之迁徙。一时间，中国现代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最优秀的学者几乎全部荟萃西南一隅。④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众多学人投入精力研究边疆；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在西南地区大量涌现；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⑤大量学人及学术机构致力于边疆研究，为边政学的兴起提供了人事及组织载体。
就内涵而言，“边政学”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命，以开发、建设和稳定边疆为目标，以边疆政治为研究主题，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学理层面，边政学的兴起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西学”之“东渐”关系密切，边政学者充分吸纳新的学术资源，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力图使过去偏重实际的研究获得学理层面的支撑，逐渐趋于成熟。
从学术史上观察，边政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存在却逸出了当代学人的学术视野。由于这一研究缺失，近代很多重要学人的学术建树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学科领域，完整的与边疆民族问题相关的现代学术史将难以书写，这种近乎网漏吞舟的学术现象对追求周至完备学术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重大的缺憾。
汪洪亮博士能够“发现”并致力于民国时期边政与边政学的研究，反映了他对这一领域学术史全面准确的把握。其学术贡献在于首次完整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厘清了边政学与传统边疆研究的渊源关系及其灌注西学学理之后形成的与传统边疆研究的区别，并对顾颉刚、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李安宅、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张其昀、谭其骧、杨成志等近代学人在该学科的学术创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作了有别于其他学术史书写的绍介与研究，重新拾取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的这段学术史记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李安宅深入的近乎个案的研究以及对他在这一学科领域地位与贡献的强调，与李绍明“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概念的提出功效相似，具有部分改写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含义。
从写作技术上观察，洪亮博士所作内容设计或有不甚周延之处。其著作题名《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看似将边政与边政学对等处理，平分秋色，实际论述重心却在边政学，基本写成了民国边政学史一类著作。然而不应忽略的是，边政是边政学创立的语境，也是边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实践场域。民国政府面临的边政问题比历代政府所面临者都复杂，有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攘外”“安内”均为急务。这提示边政学乃“应”国难之“运”而生，是一门“应用学科”，离开实际应用层面的探讨，无法揭示“边政学”的内涵。惜洪亮博士对此关注不够。或其偏重“边政”作为“学”的内涵揭示也是出于写作技术的考虑，但利弊权衡明显欠妥。将边政剔除，文虽简约，却失语境；而一旦语境失却，文本释读亦生困难。
不过这一写作技术性问题对于尚在继续致力这一问题研究的洪亮来说，或许只是留待下一阶段研究时再谋求解决的问题，故此处所见，仅系微眚，不掩大德。读者有理由期待作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拓殖，将本课题研究中看似阙如的与边政学密不可分的民国时期复杂的边政问题以及“政”“学”之间的互动研究设定为新的研究义项，并推出相关成果。诚如是，则本文所包含的批评意见将成为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