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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

格式:DOC 上传日期:2015-08-19 10:46:18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
时间:2015-08-19 10:46:18     小编:

摘 要:夏鼐先生成长于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激励着年轻的夏先生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培养和具备了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但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艰难历程,又使夏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带有民族性的维度。世界性与民族性贯穿在夏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活动中,彼此交织。

关键词: 《夏鼐日记》; 世界性; 民族性; 中西文化交流

上篇:世界性

夏鼐先生的启蒙教育大概是从背诵《三字经》和描“上大人”起步的(卷一,第4页)①,11岁时始接受新式教育,但进步很快。夏先生15岁“开始做白话文”(卷一,第7页),学习英文的时间未曾记录,但仅仅5年后就获得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校级作文竞赛和英文翻译竞赛的银质奖章(卷一,第9~10页)。

“洋”原指“水”和“大海”,但这个汉字在近代中国奇妙地承载了指称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文明和文化的功能。从“洋人”、“洋文”、“洋服”、“洋火”这些不带情感色彩的用语,到“洋气”、“洋派”、“洋化”这类风格描述的语词,比之于古汉语中用来指称外族的“胡”字,多少折射出了国人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不管情愿承认与否,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都是事实,于是出现了引进西方技术、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洋务运动”,因此“洋化”、“洋派”当被解读为一种面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开放态度。夏先生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学子所秉持的多是这种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夏先生在日记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救国的看法,即“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卷一,第75页)。这个想法伴随夏先生终生,并支撑夏先生从爱好读书的青年学子成长为一名现代的知识型、专业型人士。

夏先生参加公费留美考试时被指定学习他当时既不了解、又无兴趣的考古学,为换专业他多次与校方沟通未果,但为了留洋,夏先生接受了考古学。1935年9月夏先生到达伦敦大学时,在学什么样的考古学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小的困惑:容易的道路是入艺术研究所学中国考古学,艰险的道路是进大学学院攻读埃及学、古典学和英国考古学。以夏先生的国学基础,前者应该易如反掌,且与未来的工作直接相关;后者则要从零开始,掌握希腊语、拉丁语或埃及语,前途未卜,且不知是否在未来于中国考古学研究有益。虽然先于夏先生留学英国的曾昭女士力劝夏先生学习中国考古学(卷一,第363页、365页),但夏先生似乎仍有意选择后者,想借此“欲得训练,且作小规模之研究工作”(卷一,第364页)。无奈他所咨询的大学学院资深指导老师所罗门先生和负责考古学的阿什莫尔教授都不建议他学习希腊罗马考古学或埃及学(卷一,第364页、第373页),夏先生不得已只好师从叶兹教授攻读中国考古学(卷一,第374页)。可是,仅在夏先生向李济、傅斯年、梁思永诸先生汇报自己的选择的第二天,在与叶兹教授接洽功课后,夏先生就对这个决定懊悔万分(卷一,第375页),随后更因对功课水准的不满深感“到英国来读中国东西,殊堪痛心”(卷一,第378页)。夏先生深切地感到,当时欧洲汉学家的造诣未见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此指其易参考西洋各国之著作而言,非指对于中国文字而言),有时所得较富”(卷一,第380页)。夏先生对自己不用准备便能在作业和考试中轻松获优备感无聊,暗下转系之心,最终如愿以偿,于1936年7月脱离艺术研究所,转入格兰维尔教授门下学习埃及学。虽然要从枯燥的音素学和埃及文法开始学起,但夏先生因在知识上有所收获而停止了在日记中的“抱怨”。

夏先生嗜书如命,阅读量很大,他对西方考古学研究进展的追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柴尔德(Childe)、惠勒、吴雷(L. Woolley)和克拉克(Graham Clark)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夏先生的阅读书目中;《美国考古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和《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s)等外文期刊也在夏先生的阅读范围之内。就连李约瑟寄来的英文科幻小说,夏先生都会利用周末时间阅读(卷八,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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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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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页)。外文书籍从夏先生年轻时代起就一直充当着他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

今天看来,夏先生当年毅然选择经埃及学步入考古之门的道路是英明之举。这条道路不仅使夏先生获得了从事比较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使夏先生拥有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他能够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返观中国文明,从而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只有拥有开放的胸怀和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

下篇:民族性

终 曲

1980年5月,夏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英国13,其时他的老师均已作古。代表团到达利兹大学时,宴席间夏先生跟英国同仁谈及自己1936年在梅登堡的发掘。夏先生记下了利兹大学考古学教授B. S. J. Isserlis的一段话:“曾看到中国考古发掘的照片,工作井井有条,不知如何取得如此水平,今天谈后才知道曾从Sir Mortimer Wheeler学习过田野考古方法的”(卷八,第410页)。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夏先生青年时代立下的“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的理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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