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一首诗，我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写。
1978年夏天，作为贵州绥阳县文化馆一名“三句半”“快板书”“活报剧”的创作员，我随宣传队在离县城100里外的温泉区几个乡镇巡回演出。一天，我刚写完节目单交给领队，就接到通知，说县里要派我到省里参加全省的剧本改稿会。在徒步返回县城的两天时间里，我不得不到旺草小学一位朋友家借宿。我那朋友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我们商量顺路去看望另一位农民作者。
正是这一趟，我们遇到了三位热情漂亮的女知青。其中一位还能背诵我的《檐下夜语》一诗。她们知道我写小戏也写诗歌，也曾是回乡知青，也因为家庭出生不好，费了好多周折，才得以招工在县文化馆工作，自然很聊得来。三位女知青向我和随行的文友叙说了她们下乡的遭遇。她们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招工和代课都没她们的份。别的知青都返城了，她们还留在乡下，三位时而含泪叙说，时而唉声叹息……并请求我写写她们的难处，为她们呼吁。也许是同病相怜，她们的叙说，深深地打动了我，回想我采访过的一些知青的经历，再联想眼前三位女知青的遭遇，一种创作的冲动，让我难以平息。但我又要赶到省里参加全省的剧本创作会议，就暂时搁下了。
在全省剧本创作会议期间，我和与会人员观看了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艳阳天》，还观看刚解冻的外国电影《生的权利》和国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其震撼与撞击，就像火山欲喷找不到出口，闷得心里难受。在省城期间，我拜望了恩师钟华老师，他又一次对我进行了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使我对未来的为人为文有了更加明晰的方向;还拜见了省城诗友王钟啸，钟啸新婚，妻子在县里工作，夫妻俩的感情可谓如胶似膝。但两地分居，离多聚少。钟啸说，他每天都要给妻子写一封信，每天上班和下班，他都要隔着玻璃亲吻压在玻璃板下的爱妻照片一口……听着听着，我仿佛找到了创作冲动的突破口。
全省剧本创作会议结束后，我又是火车又是汽车的连续赶路，第二天夕暮时分才赶回我工作的县文化馆。馆里食堂的晚饭已经过点，给我们文艺宣传队煮饭的韩大姐特热情，重新点火为我煮了一碗面条，我匆匆吃完面，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下头，然后上厕所。刚蹲下不久，灵感就来了。我大声叫一位小朋友，请他赶快给我送纸笔来。那时天已擦黑，外面微弱的灯光映照着厕所，我蹲在厕所一口气写完了《呼声》的序诗。然后急步上楼到房间铺开稿纸，一口气写完了400余行的长诗。也许是有神灵相助，又恍若是被鬼神冲起，写完之后，天已快亮了。那之前，我还从没写过叙事诗，也不知那是不是诗，只是自己很感动。感动之余，我才想起在省城领取的准备用于乡下家里补助修猪圈的35元稿费，一摸腰包，没了，八成是从省城赶车回来的路上丢的，心里好一阵难受。
叙事诗《呼声》以书信的形式叙事，要感谢诗友王钟啸谈起他每天给爱妻写信带给我的启发。诗中跳崖的情节，要感谢诗友吴仲华，他是我的至交，他曾给我讲过一对出生不好的情侣相抱跳县城对面阳晋岩的真人真事，我当时就想写，但不知怎么落笔。更要感谢在旺草一小山村巧遇的三位女知青，是她们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能写出《呼声》，还要感谢我在小学时引导我写诗的丁维聪老师和在中学时对我写作以鼓励和培养的田时霖老师。尤其是绥阳县的诗友：赵宋永、郑德明、崔笛扬、黄定才、吴仲华等，他们像兄长一样爱护我，为我讲诗改诗。
《呼声》初稿写完后，我向周围的诗友请教，有的说先寄出去，有的说别忙寄。我心里清楚，他们都是关心我。之后我将诗稿带到贵阳，先请《山花》编辑部的诗歌老编辑陈佩芸老师，她看后拍案叫绝。她说，这种题材，在《山花》可能很难发出，建议我先寄给《诗刊》一试。陈佩芸老师是很稳健的诗人，她对后学者，就像慈母一样。她丈夫姓何，也是一位待人特厚道的老文艺家。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盛情地款待了我，并对我诗中某些句子提出了修改意见，特宝贵。第二天，我又带着诗稿去见钟华恩师，恩师擦着泪水看完全诗，他也让我先寄给《诗刊》一试。如果不能发表，也别气馁，先放着，等待时机。
当年冬天，《诗刊》社举办“全国诗歌座谈会”，通知贵州省的廖公弦老师和我参加。会议集中了国内100多位著名诗人，怯生生的我听他们的发言与交流，感到好新鲜，我恨不能将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丝声音都嚼烂在心。会议期间，时任《诗刊》社副主编的邹狄帆老师平静地对我说，《呼声》拟发1979年《诗刊》第二期。他还教诲我要好好做人好好写诗……他话不多，特真诚实在。
我知道，因《呼声》，我得以参加那次会议;参加那次会议，我得以和廖公弦老师近距离交往。我们从贵阳坐火车到北京，之前我只到过省城一次，乘火车坐的是硬座，从贵阳到北京却是卧铺，虽然说是硬卧，我已觉得待遇极高。白天，我躺在硬卧中铺，听下铺的公弦老师和一老文艺家讲省城文革轶事，他们时而哑然，时而愤愤，继而又一声长叹。他们两支劣质香烟的烟味，呛得我难受，但他们的谈吐很补脑。会议结束，从北京至贵阳乘飞机，公弦老师问起我创作《呼声》之事，我给他谈了个大概，他沉默半晌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胆量，我就不敢写。那天飞机刚上天，接着又落地，公弦老师以一种惊骇对我说，好在是飞机的起落支架收不拢去，如果是打不开，我们都完了。他又说，写作亦如此，一旦触犯了政治，人一生就完了。想起我的《呼声》即将发表，一旦出事，我不就完了么？这时我又想起恩师钟华老师的教诲，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忆起当时会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新桥饭店接见与会的诗人，会议室坐得很挤，我因个子矮，坐在前面第一排边上。听部长讲话，特平易亲切。他说，你们都是我国的著名诗人，受过一些冲击、磨难……今天大家又坐在一起，座谈全国诗歌的发展，很难得。他说，我不会写诗，但喜欢诗，他说他记得在他小的时候，落大雪，大人们就说：“天上一笼统，地上一朦胧。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他问大家，不知这是不是诗，但他记下来了。他又说，这说明，文艺要贴近人民大众。写作，能发出民众的心声，就应该是人民的诗人。与会的诗人们热烈鼓掌，报以会心的大笑，顿感胡耀邦部长是多么幽默、亲切。因耀邦同志比较矮，我也矮，散会时，耀邦同志从我身旁经过，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挤过去与他比高矮。耀邦同志微笑着拍我的肩膀说：“这小同志真逗。”陪在他身边的胡乔木等忙把我分开。后来，廖公弦老师笑着对我说，土吧啦叽的你，哪来那么大的胆量？我说，我一时把他当着家乡的长辈，他太让人亲近啦！
因为《呼声》，我获得了一定声誉。一是一年后从绥阳县文化馆调入原遵义地区文化局创作室工作，妻儿农转非。二是加入了省作协，被选为理事，并于1980年分别获贵州省文学创作一等奖和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三是在我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许多文艺前辈的扶持。1979年冬，我又一次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期间，由著名诗人李季和当时贵州省文联主席蹇先艾老师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协。
难忘的是那次文代会上，一天下午，在中央领导拟接见并宴请与会代表之前，参会的人们都在人民大会堂前厅休息。我的恩师晏明老师向公牛、姚雪垠、徐迟等前辈介绍了我，我不会说普通话，又矮又土一副娃娃脸，他们都很关切地向我问这问那，我说的土话他们又不太懂，误了上宴会大厅的时间。回头一看，与会人员都上楼去了，我赶快一溜小跑，刚上到楼梯转弯处，负责保卫的同志叫我站着不动。我正在尴尬之时，中央领导们上来了，领先的是华国锋同志，他边上楼梯边微笑着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手软绵绵的，好慈祥。接着是所有的领导人一一与我握手。我像个在父母前做错了事的小孩，心突突地跳，脸一阵又一阵发烧，难以形容。直到解除警戒之后，我还呆呆地站在楼梯转弯处，望着跟上来的晏明恩师和姚雪垠、徐迟等前辈，他们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诗人站在这儿就接见了中央领导，很好很好。”恩师晏明拍我几下，我才醒过神来。
那以后我常独自思忖，其实中央领导也是人，官越大越平易近人。回忆那次文代会上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华国锋和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就站在宴会厅桌与桌中间向大家问好，耀邦同志的讲话总带着手势，很鼓舞人。华国锋同志讲话，拿着话筒手还有些发抖，几秒钟之后开口，说的话就仿佛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些口吃而厚道的长者。
也就是在那次文代会上，在某天的一个晚上，王震同志在中宣部一昏暗的会议室单独接见参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与我一起到会的是我们贵州著名青年舞蹈家罗星芳，还有电影《小花》的主演陈冲。有工作人员向王震将军介绍我是来自贵州写叙事诗《呼声》的青年诗人李发模时，他点了点头，反复看了看我又说：“你们是文艺界的希望，要能吃苦，党和人民是关心你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坚持真理，要向前看……”王震就像长辈嘱咐晚辈一样，教育我们应怎样为人为文。并不像我们在基层要听许多套话、大话。
又一天晚上，参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在国际俱乐部唱歌跳舞。我在家乡见的，大多是“忠字舞”，我们县里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也大多是革命的舞蹈，《洗衣歌》舞已算是很艺术的了。没想到在北京却是手挽手的跳，我既感到新奇，又十分紧张。此时，竟有人悄悄提议请演《小花》的陈冲和写《呼声》的李发模跳一曲。我的天呐，我那个紧张呀，就像要抓我上刑场……恨不得联欢马上结束。后来，想起恩师晏明老师的夫人邓北野师母说：那时发模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穿着对襟，那个土呀，就差腰系一根草绳。师母说得极是。
再之后，苏联翻译我的诗《桥》等作品，苏联著名评论家叶甫图申科评介“《呼声》是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是里程碑么？ 我惶惶然。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本是打着赤脚在贵州偏远乡村种植粮食、而后改为“种植”诗歌的农民，丰收也好，歉收也罢，被人说好或被人误骂也罢，都已是过眼烟云。我去年动了心脏搭桥和安支架手术，恍若死过一次又重生。还活着，再看世事，再重新补习识字，像山里一名追牛屁股的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