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绅权作为影响乡村政治的一支重要政治权力，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独特的社会文化重心地位逐渐被动摇。伴随近代新式思想的传入逐渐导致长老权利的动摇，优秀分子的离开及乡村管理者的食利倾向使得士绅群体迅速劣质化，绅士继替的常轨发生阻滞绅权代表者断层，乡村士绅出现了严重地侵蚀化现象，近代绅权逐步衰落，整个乡村政治处于破产和崩溃边缘。
关键词：乡村社会;近代绅权;时代变迁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由于人们聚族而居，生存在同一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人与人之间以血缘作为纽带，在皇权、士绅与乡民的关系中是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在“直到近代……在中国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分离”乡村的广大土地，绅权成为官民之间的媒介，其在野对乡村进行实质性的统治，地方政权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其中的“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所谓地方权威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的领导力，这个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绅权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本文主要分析近代绅权的衰落原因及其政治影响。
一、绅权衰落的原因
（一）新思想的传入导致传统长老权力的式微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及新式学堂的发展，从前“绅权代表地方上的一种长老权力……在传统秩序下，特别是社会文化没有发生激烈变迁的时候，老一辈的经验获得应有的尊重，年轻人都得接受老一辈留下来的规律。规律的遵守就有赖于长老的教化。”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群体道德自信不断蜕化，在乡村管理中出现谋利化趋势。原来的士绅阶层开始逐渐丧失社会黏合剂功能，他们作为政治利益的联系纽带功能减弱。从总体上，士绅阶层统治下乡村共同体失去内聚和自主性，不断弱化地方社会稳定性，特别是晚清废科举引发其阶层群体的侵蚀化，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带来新的观点，反对传统主张改革，这种情况下长老权力显然已经发生动摇，绅权就随之衰落。
（二）绅士的“劣质化”引发的绅民冲突
对正绅和劣绅的称呼多种多样，用汪士铎的《胡文忠公抚鄂记》来解释：“如正绅或可称为正士、廉明公正书绅、正派绅士，劣绅或可称为劣生、刁劣之士绅、华士、刁衿、刁绅劣监等等……正绅的责任是保证家族、里社与皇权统治之间的和谐一致。”与正绅概念的相对是劣绅，劣绅是官僚、正绅和百姓所不齿的败类。晚清以后绅士大量地劣质化，做出“要挟官府，包揽词讼，干预地方政权;巧取豪夺，为富为不仁，武断乡曲、欺压百姓，品质败坏;领导鼓动民变，成为“叛逆”;列名结纳会党，绅士匪化;皈依洋教，恃教逞强，作恶多端，无法无天”等等。劣绅的行为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非常消极，劣绅严重地干扰地方政权的运作。老百姓因为劣绅的劣行，开始鄙视多数绅士，“农民一起来，便首先反土豪劣绅，在农村中一切口号都没有比“打倒土豪劣绅”更能为农民所接受。”近代的中国农村动荡加剧，社会严重失序。在晚清以后，特别是在废科举和清灭亡后，政治上丧失对绅士的鼓励机制，导致中国社会改变的过程中绅士的常轨继替发生阻障，其结果是对个别绅士在才能选择上有了显著降低，对于整个阶层来说加速了衰微的命运，对近代绅权的衰落起到加速作用。
二、绅权衰落的政治影响
（一）传统统治秩序的动摇
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二元性的社会结构，是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政治组织和以宗族士绅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来共同构成，他们推行“教化为本”的原则。保甲制在顺治元年就已开始在各地推行，清代保甲虽然“重在户口警察收税三端”，在实际生活中，也承担着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保甲长负有责任教化本地乡民，士绅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中介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可以说，士绅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有可能比地方官员还大，乡村政治的核心变成士绅。情况在新学教育兴起后完全不同，西方理念和新式生活方式的影响，都使得他们逐渐远离乡村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几乎为实现理想而全部远走高飞，剩下能力低下或老弱。暴露出士绅的无能迂腐和堕落来，传统的绅士树立起来的榜样形象受到损坏，影响了绅权的权威性，在地方的绅士统治没有那么容易被信服，因此绅权的衰落致使传统统治地位动摇。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的加剧
在近代社会变迁尚未明朗之前，传统为士绅世家的子弟安排好稳固的道路，只要不自暴自弃的按部就班地走去，就一定可以保持长期既得的权势，学得好可以在外做官，如果学得不好可以回到故乡控制基层权力，这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同一阶层的支配。自从千年不变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之后，新的制度自西方搬来，学校教育代替了科举教育。虽然这个改变并没有妨害既得阶层的优势但是“把从前分布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改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的学校。”因为制度的改变，一批批士绅家子弟渐渐把目光投向新式制度，纷纷进入新式学校。近代新式学校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作风自然符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训练是大规模生产，官吏候补者大大增加，职业机会相对减少，职业机会多限于城市，因此要集中于城市才有获得职业机会的可能。绅士子弟一批批送了出去，却很少有人愿意会到乡间接替父辈的权力。乡绅人才的断层使得乡绅素质低下，导致绅权的神圣权威动摇，城乡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城市越来越发达而乡间由于缺乏优秀的人才而逐渐走向衰败。
（三）绅权影响力的降低
士绅代表封建礼教文化，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在传统乡村中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对声望、文化、经济等资源在地方上进行垄断，使自己在乡间生活中拥有某种特权力。就算是最卑微的生员，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威力。在日常生活中士绅与平民不断在各种细节中区分彼此，在权力关系上共同维护着各自身份。人们对成为士绅群体中的一员抱有希望，因此小心地维护着权力关系及本身权力的合法性。所以，每个家族村落在士绅权力下都是一个天然的共同构成了散漫和谐的传统乡村社会。在传统时代乡民基于文化身份，对士绅的敬畏，考生们所争夺的也不再仅仅是特定的科名及与之相连的官职本身。在政治混乱、新旧制度转换和新制度缺失时，绅士中的部分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其利用授权的合法性和乡土权威，公权私用，剥夺百姓，更是一个必然的趋向。从总体看，绅士阶层社会流动导致绅权的衰落，政治变动、经济多样和社会危机是权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受西学影响绅权的式微，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这是用一种民权的兴起来代替原来的权力“真空”，为中国以后的基层建制提供经验。 三、近代绅权衰落的政治影响分析
（一）绅权的衰落引发制度变革需求性增加
从乡民的利益角度看，“捐于官吏，于吾民为无益，则捐于学堂，于吾民亦为无益”，但是从乡民的抗衡的难易程度和利益诉求角度存在根本的不同：“今则易官吏为绅士，则以吾侪之力与绅士抗易。易耳，此毁学之事所由起也。”。因此在统治下“官逼民反”形成大规模起义，新普遍性社会冲突更多表现是“绅逼民死”。清末新政让传统士绅权力扩张在制度性、合法性有一定基础，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绅权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冲突，新的权力制衡关系存在缺位，这些因素使绅民矛盾和利益冲突没有得到适时调整而不断的激化，以“民变”的方式不断爆发。晚清新政为绅权体制化提供了制度性基础，“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也是绅权的体制化。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整个乡村大厦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之中，绅权的衰落动摇了统治根基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
（二）民众觉醒导致传统绅权的认同危机
政府尝试在政治统治这一过程中，塑造严密高效的现代政党组织和严格的意识形态，国民党政权倾向在农村基层民众中培植具有向心力的政治势力，但是由于没有区分保甲干部和土豪劣绅的素质就将其吸收为党员，在大陆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乡村社会控制系统，在乡村的实际主宰者仍然土豪劣绅势力，他们只是披着合法化外衣的而已。地方新权威垄断县以下民意机构和公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武装各种公团或团防局保卫局等。从这方面来看，实际上南京政府的国家的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自身在基层的权力基础，各种掠夺性经纪人即劣绅土豪把更多的乡村资源用来谋取私利，新权威阶层的社会腐蚀剂作用代替传统士绅的社会黏合剂功能，整个乡村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进一步地压榨和破产竟然是由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的结果。绅权的衰落使得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权大厦的乡村基础和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关注，民众对传统的绅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消极影响使得民众对绅权统治权威产生怀疑导致认同危机。
（三）社会变迁促使传统绅士阶层的现代转型
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来看，发生近代裂变最早的绅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约有90%的士绅生活在乡间，他们选择从政或游学，通常将大城市生活看作驿站，最后都要回到家乡，在乡村的知识分子选择教书，教化乡里，乡村社会重心十分稳定。废除科举改变了士绅阶层常规继替，失去从绅做官的便捷通道，乡间的精英外出寻找新出路，逐渐流行起不回家乡。现代绅士大多留在城市里不再选择回乡，且接受新式教育让他们对社会的政治状况有更清醒的认识，能够推动社会变革。
由绅士阶层代表性可以看出，绅士阶层自以为其代表民众利益，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由于绅士阶层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是不可能代表普通民众，历史会揭开伪善的面具，普通民众利益诉求会有合理的表达，能够兴盛发展的只有真正代表民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