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翻译是导致语言学术语变体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对术语确立标准把握的不同，术语出处在流派、时间、地域和文本语境上的差异，会造成术语译名的变异。术语变异与术语规范是一对矛盾体，了解术语变异的本质和规律对于指导语言学术语的翻译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语言学术语 术语变异 术语译名变异
一、引 言
变异（variation）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然而多年来，变异一直被当作语言的一个负面特征，一个应以规范形式去除的语言现象。
作为语言变异研究的代表人物，拉波夫（2001）坚持把变异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变异就像其他结构成分一样，是语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语言的本质。没有变异，语言的交际功能就会丧失。人们每天都在无穷的语言变异中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反映了说话者的认同。拉波夫还提出了语言变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地域差异，社会特定阶层的语言行为，语言使用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差异，情景因素（包括交际场合、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交际的正式程度等），语言接触，等等。
二、研究现状：语言学术语翻译及术语译名变异
1.语言学术语的翻译
这些研究基本属于“规定术语学”的观点，大多认为我国语言学术语翻译中存在“混乱的现状”，有的总结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的提出语言学术语的翻译标准，总的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术语翻译。没有一项研究承认语言学术语存在译名变体是正常的语言现象，也没有一项研究探讨“同义术语”和“多义术语”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2.语言学术语的译名变异
翻译引起的术语变异属于拉波夫提出的“语言接触”型变异。和术语变异一样，术语译名变异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翻译操作的过程是一种频繁的判断与选择，在“得”与“失”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大多数术语在源语言中本身也会随着研究的发展而改变涵义。一名一译，即“一个术语只能有一个对应的译名”，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语言中是很难实现的。
同一语言学术语存在大量不同的汉语译名，这一点在生成语法的相关文献中尤为突出（田平，戴卫平 2009）。如，trace有“虚迹”“踪迹”“词迹”“语迹”等译名；bounding有“临界”“界限”“边界”等译名；specifier有“指示语”“标志语”“标注词”“标示语”“指定语”等译名；而government and binding在文献中的译名也有“管辖―制约”“支配―约束”“管约”“支约”等；乔姆斯基的核心术语language performance，在不同的文献中出现的译名有“语言运用”“语言使用”“语言表现”等，其间优劣很难判读。
由于缺乏公认的权威译名，同义术语会并存很长时间。例如，表示词的组成要素的术语morpheme，汉译中一直就有“词素”“语素”“词位”等多个译名；在应用语言学领域，interlanguage有“中介语”“语际语”“过渡语”等译名；连最普通的text也有“语篇”“篇章”“文本”等多个译名。这些都是常见的语言学术语翻译变异。
三、语言学术语译名变异的原因
1.理解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正如前文所言，术语指称的概念具有模糊性。翻译时，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术语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由此造成译名的差异。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概括的学说，而愈是概括的学说，可能引起的争议也就愈大。再加上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学生根据部分听课笔记和索绪尔残存手稿整理而成，学者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领会文中的理论，从而容易造成术语译名的变异。大部分人都将索绪尔的language统一译作“语言”，然而于秀英（2011：316）在《普通语言学手稿》的“译后记”中写道：“通过导论（指索绪尔的《第二次教程导论》――笔者注），我知道‘language’一词可以有多种译法，依据不同的语境，可分别译成‘语言’、‘言语能力’、‘言语运用’、‘言语现象’等。”对术语的理解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永远无法消除。
奥斯汀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但三个术语的汉译确实让许多学者头痛。其中的illocutionary act就出现了多个译名：“示言外之力”“以言行事”“言外行为”“非语言行为”“非表现行为”“行事行为”“施为性言语行为”“语现行为”“非语谓行为”“语旨行为”“言谓行动”等十余种。（于伟昌 2000：9）其中不乏概念理解程度上的差异。
社会语言学中的核心术语speech community也有多种汉译名，如“言语社区”“言语社团”“言语共同体”“语言社会”“语言集团”等，名称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者对这一概念不尽相同的理解。事实上，不仅在汉语中，在其他语言中也是一样。语言学家对它的理解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徐大明 2010：118）
2.翻译标准选择引起的译名变异
要满足术语翻译的所有标准，存在很大困难，翻译时必有取舍。有的在“准确性”上强一些，有的在“透明性”或“可读性”上更胜一筹，有的与姊妹术语相互呼应，符合“系统性”原则，还有的更具“简洁性”。各人取舍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译名，产生术语译名变异。如生成语法术语greed在大多数学术论文中译为“自利”，而沈家煊（2007）将其译为“自贪”，戴炜华（2007）则译为“自顾”。译名的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Morphology也有两个常用译名：“形态学”和“词法”，应该说前译更加准确一些，但后者似乎更简洁、更具可读性，作为通俗译名，一直未被淘汰。
由于王宗炎等人的倡导，许多学者用“混合语”和“民族混合语”来翻译pidgin和creole。从理据性上看，似乎比原先的译名“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更佳。但还有大量学者坚持使用“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也许是译为音译更符合姜望琪提倡的“透明性”原则。
语言学中的很多术语都来自普通名词。成为语言学术语后，他们通常被赋予新的意义。翻译时是仿照原文，给旧词赋以新义，还是另造词语，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如motivation这一术语就有“动因”和“理据性”两个译名。前者是一般词汇的表达，在语言学语境中有了特别的含义；后者是曾遭人反对的所谓“画蛇添足”的译法。然而两者都很常用。又如，心理语言学中用hesitation来表示说话人在讲话开始或中间稍作停顿时发生的语音现象（如well，er，mhm），一般按照普通名词译为“犹豫”，沈家煊（2007）则可能考虑到文体的要求，将其译为比较文雅的术语“支吾”，但还未被广泛接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译名，应予承认而不是责难，应该让两个译名在实际使用和自然淘汰中竞争，不必人为设置一个标准规范淘汰掉其中一个。
3.语言系统间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汉语的“符号学”可以对应英语中的semiotics，semiology和semeiology三个术语。这三个术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拼写形式不同。又如，生成语法中有trigger这一术语，它源于普通词语，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汉语用“触发”和“触发点”两个译名来表达英语中的同一个术语，前者译的是动词术语，后者译的是名词术语。这是语言词汇―语法体系差异形成的术语译名变异。
通常人们将accusative和objective都译为“宾格”，但accusative指在屈折形式表达语法关系的语言里，名词短语充当动词宾语时所取得的形式，如拉丁语。英语中有accusative形式的是某些代词，如him，whom等。其他情况下，应使用中性术语objective。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宾格完全由词序决定，与屈折形式毫无关系。因此沈家煊（2007）建议将accusative译为“受格”，而将“宾格”这一译名留给objective。
国外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对语音发音声学和知觉的一般研究通常和语言学的分析目的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纳入语言学。如克里斯特尔（2007）的语言学词典名为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考虑到国内读者的习惯，沈家煊将书名改译为《现代语言学词典》。汉语用“语言学”代替了英文中的“语言学和语音学”。
另外，有些语言学术语最初是以德语、法语、俄语等形式产生的，而国内学者有的是从原文翻译为术语，有的是根据这些术语的英文译名再翻译过来，其间很可能会产生差异，引起译名的变异。
4.分支学科间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同一形式的术语在不同分支学科中会表达不同概念，这是语言学分支学科间差异引起的变异。如“口音”是accent通常的译名，但在节律学（metrics）中，它一般被译为“重音”。 起初，人们将应用语言学中的（language）acquisition译成“（语言）习得”，与之相对照的是（language）development，即“（语言）发展”。前者指学会语言规则，后者指在社会环境中运用这些规则。后来，人们在生成语言学中将（language）acquisition与（language）learning对照，前者表示儿童具有的自然获得语言结构的天赋素质，后者指有意识地学习语言（尤指外语）这一现象，因而许多学者把acquisition改译成“获得”。术语翻译因为参照系的不同而产生了变异。
又如，duration是语音学的概念，而length是音系学的概念。劳允栋（2004）对其进行分别处理，将duration译为“音延”，而将length译为“音长”，但杨信彰（2006）和戴炜华（2007）在语言学词典中不加区分。又如，target language的译名有“目标语”和“译入语”两种，前者与英文术语对应性强，透明度高，后者则更易于理解，可读性强。从准确性和理据性看，各有千秋。但target language还可以用于二语习得理论中，这时译名只能选用前者。英汉话语体系的不同形成了术语译名的变异。
一些学者抱怨西方语言学术语泛滥，因此在翻译时，尽量将意义相近的术语合并，用同一个译名来表达，以减少语言学术语的总体数量。如将speech，discourse，utterance全部译为“话语”。笔者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它一方面抹杀了术语概念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并没有减少术语变异，反而形成多义术语。当然也有学者，如沈家煊（2007），主张体现学科之间的差异，“尽量避免将不同的概念译作同一名称”，分别将上述三者译为“言语”“话语”和“话段”。
5.时间因素引起的译名变异
许多新译名更具理据性，但旧译名进入学科时间早，被广泛使用和传播，已约定俗成，不宜再改，于是形成新旧术语共存的局面。这是时间因素引起的术语变异。其中，grammar新旧两个译名“文法”“语法”并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术语在自身体系中不断演变，随着时间的流逝，内涵与外延都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汉语起初并没有“补语”的概念，黎锦熙引入的“补足语”这一术语跟英语的complement概念是一致的。后来，赵元任在Mandarin Primer一书中扩大了传统语法中complement的外延，将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补充说明成分全部称为complement。这一概念被国内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及以后的著作所继承，并在汉语中缩译为“补语”，成为汉语语法中的基础概念。可见，汉语中的“补语”与complement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邵菁、金立鑫（2011：48―57）建议将complement仅译为“补足语”，这样可与“补语”相区别，也与汉语早期文献中的译法一致。而汉语“补语”可译为supplement，或者音译为“Buyu”。这一建议能否被学术界采纳，complement的译名变异能否消除，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即使被采纳，也可能是以supplement的术语变异为代价的。
有时，新译入术语会与原先存在的术语产生混淆。如语义学中称呼some，all，each，both等词的术语是quantifier，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其译为“量词”，但这样就与汉语传统中表示“个”“张”“条”的术语“量词”相混。考虑到术语引进的先后和使用的广泛程度，许多学者建议quantifier让步，改译为“量项”或“量化词”。
6.地域因素引起的译名变异
语义学有一重要术语argument，大陆原汉译译名有“论元”和“变元”，“论”可能取argument作为“论据、论点”的含义，但作为语言学术语，argument并无此义。港澳台学者将其译为“主目”“主目语”等，表示其为构成命题的“主要项目”之意。近年来，大陆学者的文章将“论元”与“主目”混用，不加区分。这是地域因素导致的语言学术语译名变异。
大陆一般将semantics译作“语义学”，而台湾一般译作“语意学”。比较而言，似乎“语义学”更合适。因为semantics与pragmatics（语用学）的分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为“义”（偏重客观描写），而后者为“意”（偏重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因此，沈家煊（2007）将语用学的三个经典术语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分别译成“发话言行”“示意言行”“取效言行”，翻译是非常到位的。术语illocutionary act是表示说话者态度的，就应该翻译为“示意”而不是“示义”。
四、术语译名变异与译名规范
1.《语言学名词》对译名变异的处理原则
术语变异与术语规范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没有变异就谈不上规范，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变异；没有规范，术语在使用实践中就会泛滥成灾，也就自然失去了术语的性质和价值。可以说，术语译名的变异虽然是客观现象，然而要求译名统一和规范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术语译名变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影响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对学科框架的构建也会产生障碍。因此，不少国家都成立了全国性的术语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和规范各种术语。我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公布的权威性机构。2011年该委员会公布了《语言学名词》，这是对国内语言学术语使用进行规范的一个成果，这些名词“是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语言学规范名词”。
尽管如此，《语言学名词》在审定过程中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客观存在的术语译名的变异情况。这一点在其序言、前言和编排说明中都可以看出。
从《语言学名词》收录的钱三强、卢嘉锡和路甬祥的三则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术语及术语译名变异现状的科学态度和对审定和规范工作的审慎态度。钱三强指出：“这次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对科学概念进行汉语定名，同时附以相应的英文名称……审定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处理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主科和副科间的关系；学科间交叉名词术语的协调一致；专家集中审定与广泛听取意见等问题。”考虑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困难，钱三强指出：“我们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做好审定工作，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提供各界使用。”
这段话体现了两个观点：第一，术语的规范是对术语各种变体的取舍，规范是“一项相当繁重而复杂的长期工作”（出自卢嘉锡序），是在“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之间”取舍，只存在相对合理性，没有绝对最优。第二，从时间维度看，规范与变异是永远共存的。只有当规范的形式在实际使用中能够获得权威和认可时，才有必要去审定和规范，因此“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才能真正达到规范的效果。其实，在这批术语审定和公布的过程中，必然又有一批新的术语产生，需要下一阶段的规范。路甬祥在其序言中提到了术语接触引起的变异，指出“两岸科技名词对照任务也十分迫切”，同时特别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术语规范，要求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语言学名词》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针对术语审定工作的复杂性和诸多不同意见，我们注意做到以下几点：……有的内容可能见仁见智，但不应有明显的知识性硬伤；收入的一般是各个分支基本的、必用的学科术语。”可见，《语言学名词》在规范过程中还是留有余地的，对于不属于“基本的、必用的学科术语”的变异，并没有采取强硬的规范措施，还是遵循了“成熟一批公布一批”的原则。
《语言学名词》明确承认术语变异的存在：“语言学术语，作为人文科学的学科概念，较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或者中文名称可能属于不同的学科分支，或者同一英文词对应不同的中文名称。例如‘词’（word）既是词汇学的单位，又是语法学的单位；它的下位概念morpheme，既作为语义学、词汇学‘词素’的英文名称，也作为语法学‘语素’的英文名称。”
2.《语言学名词》对译名变异的处理方式
在“编排说明”中，《语言学名词》明确指出哪些变异形式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是应该淘汰的：
异名用楷体表示。“简称”“全称”“又称”“俗称”可以继续使用，“曾称”为被淘汰的旧名……索引中带“*”的为规范名的异名。
例如，《语言学名词》中，plosive对应的是中文术语“爆发音”。“塞音”没有作为词条出现，而是与“闭塞音”“破裂音”一起，被规范为“爆发音”的变异形式，可以继续使用，但规定了该变体使用的语境。也就是说，一个英文术语对应四个中文译名：
03.130 爆发音 plosive
又称“塞音”“闭塞音”“破裂音”。根据发音方式不同而划分出来的一类辅音……在与“塞擦音”等对举时，通常用“塞音”。
又如：
01.144 管辖 government
又称“支配”。
04.229 主题 theme
又称“主位”“题元”。
又称“言语社区”“言语社群”“言语社团”。
这种以“又称”出现的译名变异通常是在同一学科内。有时多个中文术语对应一个英文术语是因为学科的交叉，如：
final “03.024韵基”【语音学】；“09.030 韵母”【音韵学】
conjunction “04.053 连词”【语法学】；“11.137合取”【计算语言学】
description “05.114 摹状词”【语义学】；“09.190譬况”【音韵学】
一个中文术语也可以对应多个英文术语，例如“喉音”的解释，音韵学是传统说法，语音学是现代说法，因此，其英文译名分别对应“03.128 喉音laryngeal；glottal”和“09.076 喉音 guttural”。又如：
05.136 概念义 ideational meaning；conceptual meaning
08.073 爱称 term of endearment；pet name；diminutive
09.020 声 initial （of a Chinese syllable）；initial category；tone
还有交叉对应的，如：
04.025 词法 morphology；word formation
04.026 词法学morphology
在这里，中文“词法”对应两个英文术语，而英文morphology也对应两个中文术语。
术语译名变异的另一种形式是中文中的语言学术语对应的英文译名不是一个术语性名词，而是一个释义性短语，其实是对应术语译名缺失。如： 08.171 复辞 repetition of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 or word in different senses or grammatical functions
《语言学名词》中这类例子很多。许多词条的英文译名既有形义对应的译名，又有解释性译名，还有汉语拼音译名，本身就认可了几种变异形式。例如：
02.069 六书 Six Scripts；six categories of character construction
05.156 比喻义 figurative meaning；meaning formed through simile or metaphor
09.086 开口 kaikou；unrounded articulation
还有一种情况，术语及其译名的形式都没有变异，但内容实质发生了变化。如与“推导”相对应的英文名称是derivation，但还是作为两个词条，分别收入语音学和计算语音学，因为它们“界定区别甚大”。
可以看出，《语言学名词》无处不体现了术语译名变异与规范的统一。由于任何规范都不能杜绝变异，《语言学名词》指出：“公布这次语言学名词审定的成果，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征求意见的性质。我们认为，学科术语审定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工作，任何阶段的成就都只是一个过程。”
五、结 语
语言变异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渲染语言的杂乱无章和无规律性。已有研究表明，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在句法理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异的。解决现实中语言复杂变异现象与理论上语言系统性的关系问题才是变异研究的根本目的。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术语学、语义学、翻译等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调查术语变异的现状，探讨多义术语、多源术语、同义术语和术语的地域分歧等问题，探讨语言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和译名规范的原则。（吴国良 2009）术语变异与术语规范是一对矛盾体，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只要一个学科在成熟、在发展，这种竞争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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