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对话方式集中讨论了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发生学、批评主旨、研究对象等相关层面。作者指出，时代现实性与文本现实性是文化研究得以出场的历史逻辑，作为西学资源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分析模式是其在中国大陆得以复制的历史性成因。本文亦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学界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某些争议要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文化研究;观念形态;社会文本;意义生产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
文化研究在国内接受有年，相关的译著、论文、论著等成果以及学位培养方向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一些人文社科的传统分支领域也大量借鉴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了拓展，其中突出的是种族、性别与身份等相关范畴。每一种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出场往往会引发争论，这既是学术史的常态，亦是研究范式使然。鉴于国内学界对文化研究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因此，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展开专门的讨论，以厘清相关的命题。
王晓路（以下简称王）：刘岩教授，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就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目前国内人文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在今天的环境中仍然是欠缺的，我想这样的学术对话或许能够更好地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
刘岩（以下简称刘）：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对话机会。人文学科的学术活动大多数为个体行为，但能够与学界同仁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或许可以在相互启迪的过程看到问题的不同侧面和多样的处理方式。
王：文化研究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传统的文学研究多为文本内部研究，即集中于纸质的、文字符号的文本，对其语音、词汇、句型、语篇、修辞、意象、人物、情节、叙事手法等一系列构成性要素进行分析，而对文本生产的环境、传播以及接受等相关问题，则一般不做深入的专项探讨。上世纪后半期出现的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批评视角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补充，只是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和覆盖面更为广泛。因此，一些人对文化研究不理解或不认可是很正常的。例如，一些人认为，文化是无所不包的宽泛用语，文化研究什么都研究也就什么都研究不了。然而，这种观点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观念形态，即在何种观念支配下的研究、选择文本的理由以及对现存文本的认定方式等，所以，他们着重关注的是文本的外部环境，即从文本外部的确定性条件中分析文本内部的主旨和寓意，而且重点放在文本编码背后的观念形态和意义指向上。
刘：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之所以引发争论，也是因为文学研究本身的一些问题没有讨论透彻。中国大陆在过去较长时期对文学、作家和读者都附加了不少沉重的东西，而谈审美和阅读的愉悦则相对较少，那时运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意识形态的定位式研究占有主导地位。所以，新时期开始时就特别讲形式和美学本身，将文学研究还原到文学本身。当时一些新编的文学史之所以有影响，就是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如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强调人和人性，而不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1〕。当然，作家、出版者和读者都处于历史阶段中，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如果一味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而排斥美学，或强调文学性而排斥内在的观念和意义产生的过程均是不可取的。
王：文化研究带来的困惑其实不难理解。每一个时代都有文本边界蔓延的问题，文类、经典、形式等在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都不是静态地持续。诗歌让位于小说，小说让位于影视等，这一类现象会一直被新的条件、呈现、传播和接受方式所改变。人文社科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确立，都是将未完成的历史状态加以截取，而后对象化。所以，固守某一模式且将其绝对化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其实，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并不是想取代文学研究，而是突出了其中的观念问题。贝尔滕斯（Hans Bertens）在其《文学理论基础》（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指出，文学研究是诸种解读方式的汇合，主要包括意义解读（reading for meaning）、形式解读（reading for form）、政治解读（political reading）这三种。〔2〕另外，戈尔茨坦（Philip Goldstein）在其名著《文学理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导论》（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中，就专门对文学中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3〕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还有不少。其实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所有关于社会正义的论题，例如：性别、种族、（后）殖民、生态等，都是文化政治问题，也是社会生态问题，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二者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冲突。麦高恩（Kate McGowan）就是将两个领域的关键性论题并置的，她在《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Key Issues in Critical Cultural Theory）一书中就将“文本性与意义表达、美学、伦理性、他者性、真实、非人性”等几个相关的方面作为并列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4〕
刘：是的，文化研究同文学研究并不构成冲突，相反，二者是互补的，文化批评的视角应该是众多文学批评视角中的一个。这种反应可能是国人对长期以来占据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政治倾向心有余悸，所以尽量回避涉及政治的解读。但完全排斥政治解读恐怕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涉及族裔、阶级、性别等论题的时候。其实，这三个重要的身份属性都是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纳入人们视野的重要批评维度。在我的了解中，国内学界对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原因有多种，如一些研究文章对于文化研究的渊源和发展缺乏了解，其观点值得商榷，有时甚至出现观点相左的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过分注重日常生活，还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5〕;而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一直在“原地踏步”，呼吁“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6〕;针对这后一种观点，有学者很快就提出商榷性意见，认为理论和实践无法“一刀两断”，主张应该重新思考文化研究的意义〔7〕。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英国的产生带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文化背景〔8〕，只是我国学者在译介和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时应该注意我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存在。 王：语境化是研究的前提。由于“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类的词汇在中国大陆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经历过复杂的、大规模运动式的意指实践，在一种特别的、泛化的和规约式的语境中被频繁，甚至过度使用，所以，至今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还留存着这些词汇的某种特指。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几十年的语用实践中，又和特指的、不容置疑的“破”与“立”等词汇结合在一起，即用“新、旧”说取代了“善、恶”观。这实际上与文化现代性有关。所以，有人坚持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要和“政治”、“意识形态”搅在一起。其实，这正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政治态度或意识形态观的表述。世界上并没有纯之又纯的“文学”或“文化”，而且涉及公共领域问题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就是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出来的。萨义德（Edward Said）就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他对知识分子做出了很明确的界定：“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9〕而他对于文学研究的社会语境问题也有很好的说明：“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与其生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10〕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就等同于政治分析或意识形态研究。
刘：是的，这两者之间是不能简单画等号的。因此，应当区分一些词汇在学术讨论和社会实践层面的能指与所指，不能将文学中那些虚构和想象的东西简单等同于社会的真实场景或历史的真实再现。文学研究的生活是特定文本范围内的生活，不是当下、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本身;而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而，其文化政治性寓意是清晰的，因为无论社会生活还是个体生活，都同整个大的环境相联系。德国有一位出色的电影女导演，叫做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她在电影艺术上做出的创举几乎无人能够否认，但不幸的是，她拍摄的代表作品因其浓重的政治指向而被长期打入冷宫。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纽伦堡军事阅兵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4年），在表现阅兵的宏大场面上，瑞芬舒丹运用的电影技术至今无人超越，但遗憾的是，这部纪录片把阅兵仪式的主角――希特勒――塑造成了神。随后，瑞芬舒丹又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为即将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 1938年）。女导演在这部纪录片中运用了移动摄影机、慢镜头、仰拍等前卫的电影技术手段拍出了一些史诗般的镜头，但她那些近似法西斯仪式的呈现方式使这部影片成为她一生中的另一污点。从美学意义上讲，瑞芬舒丹作品的价值至今仍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同纳粹政治的联系却让她的画面带上了罪恶的美。〔11〕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能不能罔顾其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时代背景而仅仅讨论其美学价值呢？这两部作品的生产过程（希特勒给予的可以无限制使用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36部以上的摄影机等工作条件、战时的政治背景等）同作品的最后形态有怎样的关联？电影受众的审美认知（个人抑或集体关于战争的文化记忆以及心理创伤）可以彻底摆脱政治的因素吗？
王：这个案例很精彩，这些问题正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文学文本的合法性首先是其文学性所决定的，否则文学就等同于观念陈述。而对文本环境也不能简单化处理。国内一些研究，尤其涉及到与美国或欧洲相关的话题，包括用性别和种族角度的分析，往往过于简单化，在主观预设中将自己的臆断与广义的“反霸权”姿态直接挂钩。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总是在某种反“意识形态”的认知中进行着特别专注的“意识形态”式的解读，这方面存在着许多误区。我特别反对一些程式化表述，如凡男性就压迫女性，白人就压迫有色人种;如果一个人物角色又是女性，又是有色人种，肯定就会受到双重压迫等等，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脱离对象本身的、非学理性的臆想。
刘：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比较多，一些学生的论文也往往在缺乏文本分析的前提下就下判断。比如：把最初美国非洲裔作家一些作品中呈现的女性所受的种族加性别的双重压迫盲目移植到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研究，认定美国犹太女性也遭遇了种族加性别的双重压迫。实际上，犹太裔美国人的生活境遇和文化传统同非洲裔美国人的完全不同，这样的预设式判断是很肤浅的。此外，一味强调族裔、性别和阶级的范畴，也会忽视作品中那些超越这些范畴的、有关人的生存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永恒主题，简化或弱化审美阅读的体验。例如，美国非洲裔女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因为她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对人类历史境遇的关注和超越种族的爱。所以，历史感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
王：文化研究和更早一些的文化批评均是历史性产物。发端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能在其他文化区域得到复制，还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全球知识左翼思想的集中表现或新左派的话语策略。文化事件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文化的发展也从来不是单行道，人文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文化土壤本身。文化的问题首先、而且无疑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引发的。当代社会发展模式使得有限资源的获取方式和配置方式，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互为结构的连锁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技术带动消费结合资本市场和贸易为主线的规则系统，不仅将全球不同文化区域纳入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上，而且将其固化在不同位置上形成区域间的不同序列，并由此构成各区域不同的内在矛盾和外在表现形态，呈现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症候。与此同时，这一新的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也构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新版图。频繁的资本跨界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转移，伴之文化资源被大量挪用并被转化为商品本身，构成了空间的巨大变化，包括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在学术层面，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状和发展需求所引发的深层次的区域及社会问题，却又使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问题的揭示力度和阐释方式显得苍白乏力。所以，作为基本词汇的“文化”的重新出场，是历史性逻辑的使然。 刘：文化研究的出场除了为人文社科各个分支领域带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之外，经济视角，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着眼于意义的生产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的运作方式、组织结构等均发挥了作用，当然还有文化对于商品的表征以及生产者个人与群体的生活经验等。所以，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文本的外部环境。也正因如此，不同区域的文化研究应该突出各区域不同的生产条件。虽然如您所说，全球化把世界各区域都纳入了同一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但不同区域在这一链条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及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使意义的生产过程出现差异，也会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形态及其接受。在美国，文化研究以“表征政治”范式为主，针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等社会不公现象的意指实践和话语实践较为丰富;〔12〕而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更关心“澳大利亚”是如何在传媒中被表征的，这些表征形态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和后果。〔13〕由于澳大利亚与其他大陆相隔离，殖民历史短暂，所以，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语境中，“民族”这一概念是有很大争议的，完全无法同美国文化语境中的“族裔”概念相比较，但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简单挪用英美文化研究的理论，而在研究中坚持了澳大利亚的差异性。〔14〕中国学者也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在中国语境中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文化产品的独特形态，从而对文化研究的命题提出我们的答案。
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类似，在批评实践中需要做非常具体的研究，即必须根据研究对象采纳相应的研究方法，而并非总是采取某种总体论的表述。例如，麦奎根（Jim McGuigan）的《文化研究方法论》（Cultural Methodologies）一书所列举的大多是非常具体的个案研究。〔15〕正如我们刚才所谈，文本的边界一直在蔓延，其外延和内涵与许多关键性术语一样，一直处于流变之中。所以，文本既包含了纸质、平面的、以文字符号为主的文本，也涵盖立体的、以象征符号为主的社会文本。每一个文本并不是孤立出现的，总是某种文本环境的产物。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均和这个时代有关。首先是技术带来的书写工具、传播及接受方式的改变。就中国书写来看，就是从岩刻、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到后来的纸质，再到电子文本等等逐渐发展过来的。西方从羊皮纸、鹅毛笔到E墨水，也构成了类似的书写方式更迭史。
刘：书写方式的改变，不仅引发文字本身的变化，而且影响到群体的交际方式。电脑工具使得传统文件管理、书写和交流方式发生改变，而电子产品文字输入的联想功能就将汉字的笔画顺序颠覆了，从手机短信、微博到微信，书写大大缩短乃至被语音替代，这些对于文化的传承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其内涵大大拓展了。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曾说：“在文化研究中，文本仅仅是一种手段;从严格意义上讲，文本也许只是原材料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文本，而是主体形式在每一个循环阶段呈现的社会生活，包括其文本赋形。”〔16〕那么，文本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文本的环境才是文化研究真正的研究对象，所以，约翰逊更倾向于使用“文本环境”（context，或“语境”），来代替单纯的“文本”（text）。〔17〕
王：此外，文化产品也与生存样式、文化政策及观念形态存在着因果关系。古文明区域一般与大河流域有关。与世界其他古文明大河区域相比（如尼罗河的冲积平原），中国黄河流域的土地相对稳定，村落也不会经常迁徙，因而叙事性的故事不多，而歌谣和祭祀咏颂的形式则更为繁多，所以，中国中原地区古代的文学形态主要是歌谣和诗歌。中国古代高度浓缩的文字与句法当然就与刻写形式有关。中国的印刷排版，先从右向左竖排，再到从左到右横排，都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史。一个时代的文化产品脱离不了社会生活的风貌，包括生活样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只是各个区域方式和产品样式随着空间的变化在逐渐同步。
刘：因此，完全不顾文本环境的研究可能是片面的。如果说传统的文学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那么，文化研究就过渡到以生产为中心了。我们合作的文章《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就对此做过专项说明和分析。〔18〕在约翰逊的文化批评模式中，意义的阐释活动不再是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关系网，如在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批评模式中那样，相反，意义是一个循环过程：从意义的生产到文本形式，从受众的阅读/观看到当下的现实生活，然后再进入另一轮的意义生产。〔19〕在这个意义的循环过程中，社会环境一直是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约翰逊看来，文化的生产形式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异曲同工，他因此提出了以意义为核心的文化批评模式，期待运用来对文化产品进行有效的研究。
刘：日常生活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是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杜林（Simon During）编辑的《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33〕第一版就收录了一些研究日常生活的文章，如：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城市漫步》（“Walking in the City”），莫里斯（Meaghan Morris）的《购物中心的可做之事》（“Things to do with Shopping Centres”）以及有关广告、球迷、摇滚乐（重金属）、图像文化的一些研究文章。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整个生活方式，其二则指艺术和知识”，而他强调二者的结合：“文化是日常的：这是首要的事实。……每一个心灵的形成首先是缓慢地学习一个社会的形态、目的和意义，然后才有可能工作、观察和交流;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在经验中检验这些形态、目的和意义，并形成新的观察、比较和意义。”〔34〕这就是说，文化是个人与社会交流、互动的产物，它不仅在文学艺术中有所体现和传承，而且还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中接受检验并构建新的意义，因此，日常的生活经验就自然成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日常的”这一观点完全对立于传统上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精英定位，把个人的生活体验也纳入了文化的形成过程，这凸显了大众对于文化的参与和推进作用。
王：我注意到，你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一直将性别问题作为自己长期的、一以贯之的课题。性别是世界文化的古老话题，原本属于人之根本。然而这个话题如果脱离社会性，就毫无意义，即“常识”的生产与潜行，使一些不是问题的方面成为关乎人之根本的问题。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与西方文化中的塑腰均是对女性的身心虐待，是性别关系和性别权力在女性身体上的外化赋形。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性别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在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老问题以新形态出现了。在国内，性别研究的许多成果依然是译介为主，对一些基本的关键词没有很好进行梳理，如有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性属研究泛指同性恋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在同性恋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35〕这种把性属研究（gender studies）简单等同于酷儿理论的认识，忽视了“社会性别”（gender，亦译“性属”）这一概念的文化建构特征，也混淆了“性属”和“酷儿”这两个性别身份范畴。 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论域就是性别，它是人的本质存在。既然文化研究把日常生活和个人/集体的生活经验纳入研究的范围，那么，作为人的生存特质之一的性别自然也就成为研究对象。如果用威廉斯对于文化的解释，性别文化就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对于性别的规范，这在文学艺术和知识学问中有复杂的表征;另一个就是个人的性别实践和性别经验，这些实践与经验不仅检验上述规范，而且也改变并发展这些规范。其互动的结果就是：性别身份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呈现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既区别又联系于“生理性别”（sex）。总体来看，性别研究中的绝大部分理论术语都译自西方文献，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一些译名产生了望而生意的效果，“酷儿”就是一例。虽然译者明确说此处采用了音译〔36〕，但选用的“酷”字恰巧同另一外来词“cool”的音译“酷”同形、同音，这在不能阅读西文文献的读者中间会产生不必要的联想，误以为这种性别经验在西方是很流行、时尚、“潮”的，而原英文词（queer）中的“怪异”等负面含义却被遮蔽了。至于“性属研究”，或称“社会性别研究”，它指的是研究性别身份和性别表征的跨学科领域，关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特质，女性研究、男性研究和酷儿研究的方法和实践都可以纳入社会性别研究的范围，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些。此外，性别理论的差异性也是需要重视的。例如：法国女性主义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当她们的理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就有学者认为，英美学界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些哲学追问。〔37〕那么，当这些理论又被翻译成汉语时，这中间又有多少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丢失或扭曲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希望了解这些理论学说的思想文化渊源，我觉得这样才能避免借鉴西方理论时的盲目跟从和简单套用。
王：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译介了不少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但相当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预设了全世界妇女同样受压迫、受同样压迫这样一个前提，直接运用西方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和现象，很少去追根溯源分析这些术语背后的哲学、社会和文化渊源。这样简单的套用很难有效地揭示中国社会问题，同时也难以形成真正的洞察。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各相关命题同理。
刘：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他者的视角是重要的，因为在比较中可以更准确地看清自己，但他者的视角不能代替我们的视角，我们的世界归根结底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认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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