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较之传统舆论，清末以报刊为媒介的舆论更多地加入了现代元素，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增大、人数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社会变革。同时，作为一种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段，舆论形成的过程即是对舆论激烈争夺的过程，随着清末湖南舆论控制力量的增加，统治者也逐渐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关键词： 舆论;社会控制;湖南;晚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人类社会逐渐从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大，活动内容的丰富，社会利益的冲突也开始加剧，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控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控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伴随着这一过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失范与重建，冲击震荡着整个社会系统，[6]带来对传统社会控制的挑战。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但由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其在近代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舆论控制的变革和发展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人们习惯关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常性分析中获得对清末湖南社会变革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现代舆论的控制力量
湘军的胜利给湖南人带来了虚骄保守的心理，之后的一段时间，湖南的社会风气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仍然囿于传统。张朋园说：“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年），与湖南人完全是陌生的。”[7]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变化，在湖南都没有很好地表现，湖南省城长沙成了“一座紧闭的城堡”[8]，成了一座“铁门之城”。[9]但由于甲午之败的刺激，湖南社会“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10]
在较为封闭、交往范围非常狭窄的传统社会，周围的环境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又由于“文盲程度很高或识字率非常有限”，[11]所以舆论只是较多地集中在范围狭窄的地区，呈现出一种僵滞态势。“当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时，书刊作为人们产生新观念并形成舆论的主要媒介。”[3]（187）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保守的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改变，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维新运动的推动。湖南维新派为变法呼喊，宣传维新思想，引进了报刊这一先进的传播媒介，运用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舆论控制方式。以报刊为媒介的舆论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加入了现代印刷、传播、宣传等元素，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增大、人数增加。
“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加速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度”。[12]湖南作为开风气之省，“省城长沙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13]聚集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倡言变法，力求维新。这些维新志士非常重视报刊杂志的作用，认为，“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州，舍此别无良法”，[14]在省城办起《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报刊。[15]
政权对现代舆论的控制
面对维新派、革命派利用现代舆论手段争夺对民众思想控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舆论的利用和控制。政权的统治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就是采取愚民政策，控制言论自由，限制舆论宣传。“报刊是最主要，也是最难以控制的言论机关”，[38]清政府决不允许其自由传播。在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形势难于控制，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湘学报》所登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责令陈、黄予以“阻止”并“更正”。[39]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湘学报》的言论有所收敛。张之洞为消除《湘学报》维新言论带来的影响，从第37期起，在《湘学报》连续刊登他的《劝学篇》，以“正人心，开风气”，[39]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阵地。在湖南收回路权的运动中，革命党人利用现代媒介积极宣传。湖南巡抚杨文鼎布置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前往后继，昼夜不辍”，告知百姓“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凡有广告等事，皆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方能付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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