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奢淫逸的盐商
以前的盐商，可谓富可敌国。清中叶，就两淮盐商而言，他们个人手中积累的资金，多的拥有资金千万两（约20亿人民币），少的也有一二百万两（2～4亿人民币）。发家后的盐商，大多骄奢淫逸，奢华无度。
盐商耗费巨资起造园林。据记载，大盐商江春一人在扬州建造的楼廊、亭台共302间座之多。扬州有三山不出头之谚，即谓康山、巫山、倚山。康山即江春的园林别业，它与大盐商汪懋麟的百尺梧桐阁、马半槎的小玲珑馆先后媲美，鼎峙而三，而康山最为有名。江春在此修建此园后，两次恭请乾隆临幸，乾隆游玩后说：“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十分满意，并赐匾额赋诗。江春除了康山外，还建筑有江园（乾隆赐名为净香园）、深庄、东园等，为清代扬州盐商中拥有园林最多的一个。今天，江春所建筑的园林大多不复存在，因而也无法估计其修建的费用，但其数额应当是巨大的。同治年间，扬州大盐商洪某建造的苑圃，丘壑连环，亭台雅丽，有山有林，穿山过林，前有平地。夏天，池中碧玉清波中满栽芙渠，红白相间，灼灼亭亭，正含苞欲放。缘池堤而东，千树垂杨之下，别有舫室，渡板桥而入。舫室窗以铁线纱为屉，池中荷花清香扑鼻而来。舫室内椅桌均为湘妃镶青花瓷而成。在船舱内设筵待客，且以音乐歌舞佐食。另一个盐政机关集中地江苏淮安，许多盐商移居此城，修建了许多园林。据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代，淮安城构筑的园林共有65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其中以曲江楼、菰浦曲和荻庄最为盛名。曲江楼、菰浦曲和荻庄，和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的休园和程氏的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
盐商建造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盐商相互览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收藏古籍，刊刻著述。园中胜景，令过往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出于与官府交际和商务应酬的需要，加上为了炫财耀富和及时行乐，盐商成为最为讲究饮馔的人。几乎每个盐商家里都有一位手艺高超的家厨（家庖）。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的扬州名菜，往往冠以盐商的名字，如“程立万豆腐”、“洪府粽子”等。扬州盐商几乎每一家都有头等好厨子，都有一样著名的拿手好菜或点心。盐商请客，到各家借厨子，每一厨子做一个菜，凑成一整桌。盐商无论是置办家宴，还是招待亲友，场面都极为宏大，对饮食业也考究到极致。扬州盐商竞尚奢丽，凡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钱几十万两。有一对盐商夫妻，每次吃饭时，夫妻并坐堂上，仆人抬酒席上来，从茶、面、荤、斋等色看，凡是不吃的他们就摇头，仆人看其脸色则更换其它类，吃一餐饭，就要准备十多桌宴席供他们选择。还有的盐商，在自家苑圃中宴请客人，每个客人有两个侍童，一个手拿壶浆，一个专门负责上菜，菜则每个客人一份。常上燕窝、永参、驼峰、鹿脔、熊掌、象白（大象性交时流出的精液）之类。
有个叫周海门的大盐商，经营盐业不到10年，家道殷实。此人善于纵横捭阖，贵戚权要，时相馈遗，甚至地方长官有疑难之事也要同他商量。为了表现自己的豪爽，他家中食客常达千人，并依山建造了几百间客房，为之编号。客人来后，依次住宿，如归其家。
盐商饮食特色有三：大、新、奇。一是大。当年乾隆下扬州，为了向最高统治行贿，建立私人关系，一切备办接驾的准备工作，实际上都由两淮盐商负责和支持。而清代筵席中的满汉全席，有人称之为饕餮式的筵席，就是由扬州的盐商家厨首创烹制的。清朝手抄菜谱《调鼎集》中所记大部分淮扬菜系中，上列有汉席、满席菜肴，而在满席菜肴目下又有子目汉席菜肴。大席将满人筵席和汉人筵席合二为一，共有108道菜肴，这是一种极其奢华的超级筵席。实际上，这种特大筵席也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盐商家才能享受得起。二是新。鲥鱼是长江特产，新鲜的鲥鱼味道鲜美，肉质细嫩，只有每年四月才能享受此一美味。大盐商每年四月长江鲥鱼上市时，便派几条小艇，张网于焦山急流中，艇中置办柴草锅釜，小艇急划扬州，至家时，鱼熟味香，正好品味，此与亲在焦山烹饪食用无异。三是奇。清代大盐商黄均泰，每天早晨起身后，饮参汤并吃两枚鸡蛋。此鸡蛋非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鸡蛋，而是价值1两银子一枚。此蛋是由黄家家厨所豢养的母鸡所生。此鸡饲料是由参术、耆枣等名贵中药磨细而成。由此鸡所生之蛋味道鲜美，价值极高，一只鸡蛋竟变成如此奇特的食品。
盐商之间斗富成风，盐商后代不乏纨绔子弟，这些富二代整天声色犬马，沉醉于丝竹管弦，消磨在青楼勾栏。明清两代，发财后的盐商的奢靡之风达到顶峰。据记载，盐商中有欲以万斤一时消费去的，门客以银子尽买金箔，载到金山塔上，向风扬去，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以三千两银子买尽苏州不倒翁，漂流于水中，波为之而堵。天津盐商八大家中的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无度而闻名天津。聘闺女要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要讲究“亮轿”，送死人要讲究“出大殡”，办宴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来，显摆其阔绰和富有。
总之，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是起造园林，收藏文物，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一切都是免谈。
最苦是盐农
盐农、盐民、盐户、盐丁、盐工、灶户，这是历史上对制盐人的称呼。据史料记载，井盐生产是最重最累的活，都是役使罪犯担当。古代在海滨中熬波煮盐的盐民，也多是朝廷流放的犯人，后来海边煮盐者均入“灶籍”，世代因袭。在宋朝，地位低下的是所谓“三籍”，即军籍、匠籍、灶籍，灶籍即盐民，是三籍中最没地位的。盐农生产生活的环境极为恶劣，终日在旷野下超负荷劳作，他们经历的艰辛更是难以想象。那些在大海边煮海熬盐的盐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人。
在炎热的夏日，灶户煎海，日晒火烤，贫弱的生命如过鬼门关。盐农在酷热的夏天，大地像熔炉般燃烧着，臭水池塘里蒸起了细泡，海边的砂石热得要跳起来。一切的草都闷弯了腰，那太阳马上要跑到地球上来似的。盐农在这时候烧着盐，但在烧着，不断地烧着。虽然外面已经超过摄氏38度以上，但他们不能停息，因为稍微一停，盐就马上起块子。他们的肉身靠着火，炙得烫烫地，快要烤熟了。他们没有汗，汗一出来就干了。盐民要昏了，他的妻子才从热昏中苏醒，又来轮着烧。他们跑到别人以为热得要命的太阳底下喘一口气，“真凉快啊！”盐就要煎成了，那是最紧张的时刻，又要撩盐，又要洒卤，容不得半点差池，盐农就是这样，灰土土的面孔，汗滴如血，从早晨到夜里，一刻也不得喘息。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盐农都是这样忙碌，在火灶前煎啊、熬啊、炼啊，在煎炼出来的雪白盐粒中，一半是盐农的汗水。
产生天堂和地狱的原因
盐农终年带领妻子儿女劳筋骨、暴肌肉在咸风烈日中，却无法获得劳动价值的收入，不得不以极贱的价格把盐卖给盐商，同时还要承受大小盐役的讹诈勒索，白白地为官员、盐商创造惊人的暴利，供其骄奢淫逸、醋嬉醉饱。
盐农所生产的盐，每斤售价仅区区2文左右，就是这点远低于其劳动价值的盐价，还被各级掌权者视为肆意掠夺、勒索和榨取的盛宴。清政府所设的管理盐农、盐务的职役（灶长、灶头、巡商、巡役、磨对、走役、场商），尽管职卑位低，由于缺乏由下而上的监督和程序上的制约，多演变成盘剥、压榨盐农的为所欲为之徒。如头长一职，有稽查的权力，受商贿赂则助商而勒盐农而重斤两;受盐农贿赂，则助盐农而坐视盐农走私。可想而知，在以经济权力为砝码的商人、盐农的博弈中，盐农势必永远处于劣势一方，头长的天平总是倾向商人一边的。商人在收盐时，一方面利用其垄断地位，以盐色不白、成色不纯等各种借口，强行压价，另一方面则在称量器上做手脚。场商以大桶重秤收盐，任意勒酢６盐商在卖盐的时候，抬高盐价、短斤少两、掺杂泥沙。即使是处于同一阶层中的人，也往往利用手中的极微小的权力或优势，对盐农进行盘剥或勒索。如盐场中的忙工在商垣收盐、发盐时，就是这点权力也足以成为自肥的途径。这些忙工们收盐时为猎取盐农好处费，以盐斗抽板迟速伸缩盐数;发盐则以盐捆虚实伸缩盐斤，为猎取运船规费为计。
盐农不但要按照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来完成生产定额，承受超经济强制盘剥，其所用的草荡（即生长薪料的地方）等还要缴纳税收，实际上是双重的剥削。在明朝时，由商贾向边地运粮，而由官府拨给盐农草荡以煎盐，把盐卖给商人。若遇到灾年歉收，仓盐不足，政府和商人均不承担损失，而是每一盐引（约250公斤）令盐农纳银两钱补偿商人，称之为折价。这一名目在清朝成了税额。
在极端剥削下，盐农只好逃亡以求生存。1670年，黄河冲决荡地，盐农大批逃亡。清政府又把逃户应纳的税收，转加到未逃亡户身上，使得良善守法或无力逃亡者负担更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滨海斥卤之乡，煮盐代耕的盐农，一遇旱涝，则全家饥寒交迫。
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高度官僚化，官僚高居金字塔顶端、商人居于中间、小农是其广阔的基础。政权支配着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权力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靠权力来维持。清朝主持盐政的官员明确地说：“逐利者，商也;主持商利者，官也。”
作为暴利行业的盐务，它是靠高威压、高垄断条件下维持的，其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阶层的权势。盐业中的巨利完全取决于政权，在专制政体下，为了获得、维持并不断扩大食盐垄断权，盐商狂热地进行权力寻租，他们除了交纳正规盐税、各种附捐外，还向最高统治者――皇帝公开行贿，美其名曰“报效”（捐献），从而和皇帝建立了相互支持的体制，使得盐商集团获得了对盐业的合法垄断，而且把这一职业变成了世袭。盐商就这样通过权力寻租，造成自身利益最大化，蒙受极大损失的是国家和其他平民。
盐农是创造基本价值者，但由于不掌握任何权势，且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成了被其他各利益集团盘剥的对象。由于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没有分工，彼此之间并无密切的联系，盐农不能结成一个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利益集团，更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于是，盐农成为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痛苦与愿望，为了生存，其竞争手段主要是暴力走私，使产盐区处于严重的脱序、失控状态，成为一个极其混乱的私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