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伊格尔顿 巴赫金 西方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49-07
一、三十年传奇：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历程
二、双面巴赫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后现代学术明星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和它的笛卡尔前辈不同，它的身体是它的身份所固有的。的确，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⑤
进入新世纪之后，伊格尔顿除了在《甜蜜的暴力》中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放在西方悲剧和喜剧发展史中展开讨论之外（注意，这里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便较少提及巴赫金了。直到2007年，在为格雷厄姆・派契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撰写书评时，伊格尔顿才再次正视巴赫金的存在，并对巴赫金的后现代主义化现象而愤愤不平。很显然，在伊格尔顿那里，一方面他无比惋惜地告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形象，但另一方面又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巴赫金形象。这种内心的矛盾与焦虑，正从其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
三、理论互释：巴赫金既作对象，亦为方法
在伊格尔顿对巴赫金思想30多年的接受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伊格尔顿极少单独以巴赫金为研究对象，进行专章专节的讨论，更多的情况是在研究其他思想家、理论家的时候，引入了巴赫金，或为参照，或进行对比，由此形成“理论互释”的特点。伊格尔顿对待巴赫金的态度，也即在研究许多其他理论家时，经常采用的策略正是有意将某一理论家的思想与另一理论家的理论进行比照，建立起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联系，并由此进行理论阐发。在此，巴赫金既成为伊格尔顿的对象，亦成为伊格尔顿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伊格尔顿用巴赫金式的理论思维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理论阐发。
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格尔顿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和《美学意识形态》中对本雅明的研究。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第二部分“走向革命批评”的第五章“狂欢与喜剧：巴赫金和布莱希特”中，伊格尔顿将巴赫金的“幽默的狂欢”和本雅明的“经典的忧郁”进行了对比，认为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同根共源的特点。[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毫无讳言，伊格尔顿是将本雅明和巴赫金作为差异极大，甚至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本雅明的思想具有浓重的忧郁气质，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而巴赫金的思想却包含着狂欢、幽默、积极的喜剧精神。因此，本雅明的思想被命名为“消极神学”，就跟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在对资本主义无情批判的同时又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消极状态一样。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消极状态的“历史根源在于一种缺失，这是一种比弥赛亚的缺失更为明确的缺失：革命政党的缺失”。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借鉴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但在最重要的问题――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实践――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形成鲜明的区分。所谓“弥赛亚的缺失”和“革命政党的缺失”，都是包含着对现实或现世世界发生实际影响的行动，唯一的区分只在于，弥赛亚主义宣扬的是救赎，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革命。与本雅明相反，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充满着革命、战斗和颠覆的勇气。伊格尔顿认为“巴赫金的乌托邦充满积极的生命力，其势无以复加”。在斯图尔特・霍尔那里，巴赫金的“狂欢”甚至成为后现代主义时期马克思的“革命”的代名词和“转型的隐喻”。（参见拙作：《从“葛兰西转向”到“转型的隐喻”――巴赫金是怎样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月刊》2008年4期。）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旦发现多多少少有些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痕迹的巴赫金思想时，会如此振奋和激动的原因了。
当然，伊格尔顿并未因此而将本雅明与巴赫金相等同，他既注意到了本雅明思想的消极倾向，认为“本雅明的消极神学，像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性一样，其历史根源在于一种缺失，这是一种比弥赛亚的缺失更为明确的缺失：革命政党的缺失。”③同时也意识到巴赫金思想的积极倾向，认为“巴赫金的乌托邦充满积极的生命力，其势无以复加。的确，狂欢活动是如此的欢快，必要的政治性批评几乎太显而易见而无法进行。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狂欢毕竟是一个特许的活动，是得到许可的霸权分裂，是一种受到控制的大众释放，其令人不安性和相对的无效性一如革命的艺术品。”④巴赫金的狂欢由此成为一块特许的飞地，在那里，悲与喜、毁灭与新生、过去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并最终以前者（悲、毁灭、过去）的毁灭性的升华，成就了对后者（喜、新生、未来）的向往。
那么，伊格尔顿30年间所经历的巴赫金接受历程及其对巴赫金的态度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从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时段来看，正处于巴赫金第三次被发现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巴赫金各种公开或埋没的文献陆续出版，因此，伊格尔顿对巴赫金态度的变化不在于巴赫金作为影响源提供信息的变化（如又有最新的材料发现，从而改变了巴赫金的学术形象等），同时也不在于伊格尔顿作为接受者的学术立场的变化（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伊格尔顿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从未动摇过）。那么，这期间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应该是巴赫金在整个80年代之后这30年间的整体的接受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60年代经由克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的介绍，塑造出来的是“后形式主义”的巴赫金形象的话，那么，在70年代经由雷蒙・威廉斯和伯明翰学派学人的努力，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形象被确立起来；但是，经过80年代末的时代风云剧变，罩在巴赫金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耀眼的光环，相反，各种“后学”思潮从巴赫金身上挖掘出了诸多具有生产性的，被认为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理论观点、思维方法，因此，80年代之后，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巴赫金形象被确立起来。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伊格尔顿的不满。回到本节开头部分，我们便不难理解，伊格尔顿在此所调侃的其实不是巴赫金本人，而是那个成为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巴赫金形象，是那些将巴赫金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的当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