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并提出时限于2049年的中国印度洋的政策构想，对于中国平稳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是有益的。
“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所面对的主要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美国和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其经济走向世界，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包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的关注。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
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和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就会看到这条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成一线且难以逾越的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连通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并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率人冒死进西域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很浪漫，但不够现实。回想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横贯俄国东西的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在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相较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东欧的多瑙河――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
在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 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的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具战略价值。
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连通印度洋的特殊战略通道作用，云南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之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政策目标。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
“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一面”。
“三点一面”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他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以及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其在印度洋发展（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以此换得印度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中国还应在此地采取防御性的政策，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有效制海权的区域，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被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英美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进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而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过：“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