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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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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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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以来,为改变滥传戒法的现状,佛教界逐渐加强传戒的管理,力求提高僧众的身份与形象。能海上师积极顺应时代,契理契机地借鉴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律学传统,在五台山两次推行传戒改革活动,作为现当代汉传佛教传戒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一条路线、一种有益尝试,其成效虽然有限,却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能海上师;传戒;改革;佛教;现当代

一、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两次传戒改革

民国以来虽然有很多高僧大德提倡戒法改革,但古农居士认为大都是“漫不经心,将错就错。间有一二于传戒后设备学戒堂者,亦复以演习唱念为事,注意于律藏之研究者,且不可得。”[4]348故而能海上师在五台山传戒改革备受瞩目。

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第一次传戒被誉为“如法传戒之第一声”。[4]349 此次传戒地点是五台山普济寺,又称普济茅蓬。据《清凉山志》卷二:“华严谷,亦名北山寺。明成化间,澄孤月禅行闻于代王成炼,始建寺,今为代王香火。”[5]54又据尘空《五台山广济茅蓬之过去与现在》,普济寺又名护国碧山普济禅寺,位于华严谷之南,明孤月灯禅师(按《清凉山志》应为“孤月澄禅师”)于此大弘法化。清初蕴证如璧禅师中兴此寺,清季颓败,民初得乘参、恒修二师改为十方丛林。1936年四月初四日文殊圣诞日,由普济寺广慧和尚及诸方大众推举,能海上师就任该寺住持。

能海上师担任住持之后就致力于寺院的修学作风建设,对外募缘诸事仍然由广慧和尚负责。其发布的《传戒通告》内容如下:

一、从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春秋二季,定例传授沙弥、比丘、菩萨等戒;

二、春季于夏历二月十五日起,演习威仪,至四月初四日圆满。秋季八月初四日起,演习威仪,至九月十九日圆满。诸新戒人,听其周年随时入沙弥堂,预习沙弥律仪,至时给戒。

三、戒额现定比丘四十八名。设春期人数有多,留待秋期与戒。秋期人数有多,留待次年春期与戒。

四、自备三衣钵具(须自备价,由本堂代制,以期一律,若实无力者,常住能酌量帮助)。

五、得戒以后,要依律制,五年在堂学律。第一年中,无论何事,不得请假出学戒堂。

六、若有他处得戒之比丘,欲入本寺戒堂学律者,听其随时入堂学习(本堂有五特点:教师才多,教法周密,注重行持,兼通定慧,书籍完备)。

七、若有沙弥,年在十二岁以上,欲送入本寺沙弥堂学习者,听其随时由师保引送入堂(此中除教授沙弥律仪外,兼教诸派法相因明等学,注重行持,管理尚严)。

八、尼众受戒,筹备未周,暂缓。其余事项,悉遵律制,不另详。[6]349

从通告来看,正如古农所言有“如法之优点凡四” [4]349:第一,慎始,利于初学,入堂之前先行准备;第二,无滥,授戒人数配有定额,不至于泛滥;第三,遵佛制,受戒以后五年学律,乃是佛制,汉地早已无人遵行;第四,广学,除佛教律仪之外,也教授社会普通文化知识。因此,古农甚至断言:

极希望顶顶大名之宝华山律祖门庭,赶快相应而起,毋令广济专美于前。再于四川广东两地,择两丛林,开设同样之传戒学堂。其余丛林,但设学戒堂,令已受戒而未学习者补习之。如是继续行去,五年之后,佛教必能大放光明于吾国也。[4]

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第二次传戒改革乃是1955年受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在吉祥寺“试行传戒”。吉祥寺,据《清凉山志》卷二云:

吉祥寺,即清凉桥,在中台南麓。思昙和尚重建。历四世,而至离尘和尚,不剃度,不分爨,不私蓄,不别众,凡有作务,以身先之,故内外诸省,皆知有清凉桥丛林者,代不乏人尔。[5]59

此中思昙和尚是律宗千华系的正宗传人,嗣法于京都瑞应寺性证律师,离尘是思昙传人,亦属律宗千华系法脉,足见吉祥寺有着深厚的律学传统。从当时刊发的《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传比丘戒规约》来看,此次试行传戒与普济寺略有不同,如年龄方面,要求“二十以上,六十岁以下”,而且就算是合格之人,也必须“先在寺中苦行一年,由共住众僧观察决定是否与戒”。相同的主要是受戒之后必须五年学戒,但要求更为严格,五年之中不可以请假。[7]90 二、现当代五台山传戒改革之意义

关于解放初期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传戒改革,尘空法师在其《关于五台山传戒的感想》一文中指出此次传戒的重要性说:

解放以来,大家都盼望新的制度,闻中国佛教协会曾委托能海法师在吉祥律寺作律学的研究,此次据说是‘试行传戒’,那么,当然是采用新制度,此种新制度,是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它将为今后中国佛教传戒起着领导和改进的作用,它必须是如法如律又能适时契机的。否则行之不远,传之不久,别家另起,各行其是。所以此次试行传戒的影响和责任异常重大,是值得特别慎重的。[8]90

实际上,能海上师五台山的两次传戒改革实践远谈不上轰轰烈烈,毕竟这只是民国以来风起云涌的传戒改革浪潮中未必显眼的一股支流,但颇具代表意义。各派的传戒改革,在整顿传戒以求挽救佛教衰颓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上有所差别。笔者以为,民国以来的佛教传戒改革主要有四大方向,即:

总之,民国以来为改变滥传戒法的现状,佛教界逐渐加强传戒的管理,力求提高僧众的身份与形象。能海上师积极顺应时代,契理契机地借鉴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律学传统在五台山推行传戒改革活动,作为现当代汉传佛教传戒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一条路线、一种有益尝试,其成效虽然有限,但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2] 虚云. 虚云和尚全集(第2册)[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3] 印顺. 华雨集(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古农. 如法传戒之第一声 //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9册)[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5] 印光重修. 清凉山志(卷二)[M]. 莆田:莆田广化寺印本.

[6] 传戒通告 //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9册)[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7] 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传比丘戒规约 //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72册)[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8] 尘空. 关于五台山传戒的感想.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72册)[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9] 林子青. 大师年谱与遗墨[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12] 明D. 圆瑛法师年谱[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15] 慈航. 菩提心影(下册)[M]. 台北:大乘精舍印经会,1997.

[16] 圣严法师. 菩萨戒指要[M]. 台北:法鼓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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