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地区陆续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由于抗战的需要和发展，云、贵、川、陕、甘等大后方公路交通运输急剧发展，战争的进行使得国民政府对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长。由于日军切断了中国和外界的交通要道，为了稳定后方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增强对抗战前线的支持力，国民政府积极寻求汽油替代品，酒精（即乙醇，其化学式为C2H5OH）成为替代品首选，于是在这一特殊时期，酒精工业迅速兴起。
动力酒精是指浓度在90%以上，可以代替汽油作为燃料使用的酒精。经实验证明，酒精的燃烧值仅次于汽油，且成本适中，供给量最多也最稳妥，是解决战时燃料问题的首选。
战前中国酒精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全国仅有9家规模较大的酒精生产厂，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年产量500万加仑（按英制换算：1加仑酒精约等于4.5升或4公斤）。
当时生产的酒精尚未用作燃料，一部分掺合高粱酒作为饮料，另一部分作为医疗用品。随着战场的败退，东南沿海相继沦陷，该9家酒精厂相继停工，动力燃料问题的紧迫性被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要“妥筹燃料及动力供给”。国民政府计划在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拟投资1679万元美金、710万元国币，在后方各省设立四川第一酒精厂（内江）、四川第二酒精厂（资中）、四川第三酒精厂（简阳）、云南酒精厂（昆明）、贵州酒精厂（遵义）、甘肃酒精厂（兰州）等。
战时酒精工业分为国营和民营。国营酒精厂以资源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兵工署开办的为主，其余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后方酒精业的建设以资源委员会投资设厂首开其端。
一、战时酒精工业的开端
1936年，陕西省政府拨款60万元，贷款30万元，另融资60万元，全部资本共计150万元，在咸阳北门外建成陕西酒精厂。
二、四川酒精工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酒精作为一种重要的燃料，在抗战时期的交通、军工、动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酒精工业因此倍受国民政府关注。四川系战时大后方酒精工业的主要基地，一度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所需动力燃料的匮乏。酒精生产具有原料来源广泛、技术要求不高等优点，加之四川盛产甘蔗和优越的区域位置，所以首先在四川建立酒精厂。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从东南沿海迁至武汉，后内迁川渝。1939年10月，上海国民酒精厂从武汉迁四川，一分为二，分别到内江、纳溪建第一燃料厂和第二燃料厂。
军政部选址泸县、纳溪生产酒精替代汽油，首先是因为川南是白酒的生产基地。千百年传统的酿造工艺得以传承，酒质好、产量大，是提炼高浓度酒精的原料;二是泸、纳地区含糖成分的农副产品多，如高粱、包谷、番薯、甘蔗、野生芦杆、木屑等经过酒典的糖化和酵母发酵之后就可以生产酒精。亚二酒精厂投产后，日产达2500加仑，全部由军政部交通司统一配给军队作燃料。
泸县罗汉场的兵工署23兵工厂、泸县金川酒精厂（原鱼台酒厂）、刘航琛办的沱江实业酒精厂，月产量达6万加仑。据资料记载：23兵工厂提炼的酒精纯度达96%。为研制防化武器的原料，保障学兵总队的需要，金川酒精厂和沱江实业酒精厂是以本地白酒和收购周边县市的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浓度更纯、更高，成为军政部直属酒精厂之外产量最大的地方酒精基地。
三、云贵酒精工业的辅助补充
大后方酒精工厂主要集中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分列其次。
在抗战中期，西南联大工学院化工系主任苏国桢，在富滇新银行的投资支持下，创建了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出现的燃料短缺问题。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省份，并且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这对生产酒精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抗战时期贵州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为贵州制造酒精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四、其他地区酒精厂
江西省规模较大的酒精厂是民生酒精厂，建于赣县七里镇，1941年投产，次年改名为赣县酒精厂，经理为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厂工程师。该厂主要生产设备有蒸馏塔、分流塔和150马力沪产蒸汽机各l台。该厂采用糖蜜制造酒精，成本低，原料来源充足。赣县酒精厂在产糖区设立了办事处，酒精的原料主要从南康、赣县的蟠龙、大庾、宁都大批运来，储藏在8个800加仑的酒精槽中。
抗战时期，江西的糖蜜每担仅值50元，制成酒精后售价为360元，是普通糖蜜售价的7.2倍。可见，设立酒精工厂获利巨大。由于抗战的战略需要和巨大利润的刺激，国家和民营资本纷纷投资酒精工业。一时间，赣南酒精工厂在产糖丰富区域兴建起来。至1944年，江西赣南有大小酒精厂16家，赣南酒精厂的大量创设，推动了赣南现代工业的发展。所产的酒精不仅满足了省内燃料供应，而且还能支援东南前线抗战所需。
大后方酒精工业是战时经济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在液体燃料严重缺乏时催生的结果。在抗战相持阶段，酒精工业的发展，保障了后方的交通运输和军需民用，积极有效地支援了抗战，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