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岁遇到话筒
50 年前，我初识话筒，那年我10 岁。
那时，我在哈尔滨国庆小学校。有一天，我们老师在班里叫了几个女同学：“梁晶、敬一丹……跟我来。”我们不知做什么，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一个小屋。小屋里，有一个从没见过的东西，老师说：“这是话筒，也叫麦克风，你们对着它，每人念一段课文。”话筒上裹着红绸子，很珍贵的样子，我对着它念，不知它会怎样。
我还能遇到话筒吗？如果不是接下来的偶然，我可能就遇不到话筒了。
上中学了。
44 中学负责广播站的马老师有一天来到国庆小学，她问：“这一届升入44 中的同学谁朗诵好？我们想选广播员。”恰好，她问到了我的小学班主任郭清泉老师。郭老师推荐了我和另一个男生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44 中广播站的广播员。
假如，马老师遇到的是另外的班主任……
假如，郭老师一时没有想起我……
假如，马老师没有看中我……
那就不会有我与话筒的缘分。
毕业了，我也上山下乡了。
我当知青最初干的活儿是修路，班组里选五大员，我被选为读报员。后来又去盖房子。工地上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谁能当广播员？又巧了，哈尔滨知青小陈告诉队长说：小敬在中学当过广播员。这一句话，使我又一次遇到话筒。
工地广播站建在工棚里，我在话筒前就看得到热闹的工地。我的广播是用来战地激励的：“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 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
房子建好了，广播站撤了，我失落了。
正在这时，山上林场建立广播站了，我有了之前的话筒前经历，机遇，又一次赶上了。
这个林场的大名叫“新胜经营所”，小名儿叫“九公里”。它坐落在距离防火检查站九公里的密林里。
广播站小小的，只有5 平方米左右。话筒崭新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浅蓝色的，一看就喜欢，话筒上依然包着红绸子。
每天清晨，整个九公里都还睡在晨雾里，我就起身去广播站。看看天，我独醒，好愉快！当小电站的井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150W 扩音机的低压开关，先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
开始曲当然是《东方红》。唱片是黑色78 转的，唱针一定轻放，不能“咯啦”一声，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不能惊着小孩老人。声音渐渐升起，持续，渐隐，话筒打开：
“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新胜，醒来了。
一位大姐告诉我：“早上从来不看表，你一广播，就起床；你万一晚了，我们全得晚。”
每天晚上的广播，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转播省台、中央台的节目，我还自办节目，其重要性和地位相当于“新闻联播”。
“现在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
“现在播送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
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呗！”记得那时二人转刚解禁，有些新编的小段，这就是最初的“点播”了。
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春天把林间的达紫香放在话筒前，冬天把刚采的松子放在话筒前，好享受啊！
在这小小广播站，我是广播员、记者、编辑、技术员、站长，采编播彻底合一，我干得认真而充实。我不用说“这次节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为听众全认识，都叫我“小敬”。山林里的职工家属，大人孩子，都是听着广播过日子的，那时没有电视，广播一响，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动静了。知青伙伴干活儿回来，问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是我播的。”
我当时十八九岁，把小小广播站办得有板有眼。局里在我们这儿开了广播工作现场会，我还一本正经介绍我是怎样办好广播的。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那动力是内在的，不用鼓励也会倾情投入。
那小广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
后来，我被调到林业局广播站去了。人家都说是重用，可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我是哭着走的。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成了我的新呼号。
这里不但有话筒，还有录音机了，我第一次听到自己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广播站各工种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机关式的正规。我和播音员王敏、王照云的声音覆盖了山上各林场，山下各单位。
有一次，省电台记者段续来林区采访，临近结束时，给我们讲了新闻业务课。在这次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广播稿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我试着采访编辑，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主动让房给他人，我采写了一篇小通讯，投给了省报，看到自己的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好兴奋啊！报社的编辑为了鼓励我，送了我一本书――《新来的小石柱》。我看到编辑从一架子书里挑了这本书，还动了小心思：我也不是小孩，怎么送我一本少儿读物？也许在编辑眼里，我还没长大。拿着这本书，走出报社大楼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地段街更宽了，霁虹桥更美了。
回想70 年代中期，正是文化饥渴的年代，在我懵懂的状态中，专业老师的点拨，让我隐约看到方向。
《焦点访谈》
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19 ：38，这一时刻，是《焦点访谈》的播出时间。 从1994 年4 月1 日起，这个时间，在我心里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不管是我主持节目，还是我的同事主持节目，到了这一时刻，我就会守着屏幕，兴衰荣辱，优劣高下，好赖都是自己的节目。
一期又一期的节目，一年又一年的日子。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为每天的19 ：38 黄金时间做出一个个节目吗？新闻类节目，或揭露个案，或讲述时事，都是只有短暂生命的易碎品，我们这一个个节目的远方是什么？通向哪里？
在我眼里，《焦点访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
那个时候，《焦点访谈》所面对的舆论监督的环境，到处都是空白，也到处都是禁区。最初《焦点访谈》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戴大盖帽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权力。比如，警察、法官、税务、工商，只要是它代表着权力的，那都曾经是禁区，大盖帽们也还不熟悉不习惯被监督。早期《焦点访谈》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我们的镜头正在拍摄一个监督对象的时候，争论、冲突、肢体冲撞，摄像机猛烈摇晃，粗暴地上来一只手――不许拍摄！那就是最早的《焦点访谈》对社会负面现象的碰撞了。
那个时候“大盖帽”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大家都紧张。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省会不行，那我们找一个县；中心城市不行，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
19 ：38，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个时刻，曾经被人们守候。很多年轻人对我说，小时候，看完了天气预报，就和爸爸妈妈等着，等着19 ：38 的《焦点访谈》，那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的习惯。一个家喻户晓的栏目，一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叫舆论监督！
这是一个生词变成熟词的过程。这是学习运用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过程。公民的权利不光写在宪法里，也体现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今天的人们愈发自觉地运用舆论监督的权利，是不是也有《焦点访谈》经年累月播下的种子呢？播下了种子，它就在生长，它具有内在力量。
《焦点访谈》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特定的时期，以电视的方式促进了民主法治的进程。
能参与这样的事，值。我很欣慰。
什么样的人能感动中国？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感动中国》2002 年度人物？这些人身份各异，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有的可能曾经见诸媒体，有的也许还不为人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担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我们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生活中并不缺少感动，缺少的是发现，是传播，那么就让我们共同来传扬这些动人的故事，共同传播正义、勇气和爱的力量。
今天重读这段话，好像又看到了当初出发时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方向。这些年来，参与《感动中国》的各方人士掂量着，体会着，文字的表述成为现实，并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最初，我的视野里，多半是凡人型好人，正如歌中唱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期望更多平凡的人走近《感动中国》，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对另外背景的人，我还得琢磨琢磨。
当一个日本人进入候选人范围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啊？！
我是东北人，这样的反应几乎是本能，731 细菌部队的罪恶大本营就在我家乡哈尔滨，我的父母曾生活在“满洲国”。当我父亲已经进入老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北京遭遇日餐，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吃这个干什么！”他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什么刺痛了他？什么记忆让他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后来父亲谈到，他当时在学校读书，日本人强制要求学生学日语吃日餐唱日本歌，他尝到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
我虽然没有父辈那样的刻骨铭心之痛，但也很难接受曾经的敌人。我早早就告诫读初中的女儿：
“以后找丈夫，不能找日本人。”
女儿不以为然：“为什么？”
“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你看南京大屠杀、哈尔滨731……”
女儿想了想：“那也不是他。”
我的反应，不仅因为我是东北人，还因为我先前进行的一次采访。就在2002 年，我在东北采访了二战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尽管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失去人性，中国人饱受蹂躏，然而，中国人在战争结束后，收养了战乱中遭遗弃的数千名日本孤儿。
日本遗孤最多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松花江边的方正县，这个地方与我当知青的林区隔江相望。我们林场的一位老职工，就是日本遗孤，当时我对他充满好奇，还没来得及打听他的前辈开拓团的经历，他就回日本了。2002 年的这次采访中，我了解到众多日本遗孤被善良的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留下悲欢离合的故事。
一边是暴行，一边是仁慈，听了那么多苦难与大爱交织的故事，我感慨万端。要说感动，中国这些养父母才让人感动。不但感动中国，甚至感动世界呢！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日本人。
我们了解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四十多年来参与了大量对日诉讼案件，承受巨大压力，不屈不挠，追求正义。
我们尊重他，但这是《感动中国》啊！
制片人朱波搜集了所能搜集到的尾山宏的资料，与跟拍日本律师团的纪录片导演、中方律师深入交流。这些素材很有说服力，这位日本律师的形象渐渐清晰，而我对这个特殊的日本人的认识也在改变。从心存隔膜到了解、理解，又到认同、敬重，个人的朴素感情转向理性审视，我感觉到，我们在经历一种超越。
当观众在《感动中国》看到这位日本律师的时候，也看到《感动中国》体现的媒体责任和媒体眼光。
2014 年，反腐廉政之风强劲，刘金国被委以重任，担任中纪委副书记。
我们注意到，多家媒体介绍他的履历时，都强调了一点：他是2011 年《感动中国》人物。
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引出他的短片时，我说：“我们可以忽略他的职位，他的相貌，只注意他的警徽。”在几分钟的短片里，讲了几件事：作为公安部副部长，他在危险的第一线，他住在普通的房子里，他的家人在当临时工。
平实的讲述却让观众印象深刻。当时，刘金国没有到《感动中国》接受奖杯，我读了他致大家的信：“我因执行紧急公务，不能到现场，向大家表示歉意和致敬！我的荣誉属于200 万公安干警，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我是人民公仆，如有不廉洁、不公正、不负责、不作为的任何一点，定将主动辞职，坚决言行一致，绝不失信于民。”我读这段话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人民公仆”的无畏、有为、清廉赢得了掌声，我从中感受到观众的心声。
《感动中国》给人们带来多层面的色彩，时代在改变，我们在逐渐打开视野：感动我们的人既有个人，也有群体；既有“大家”，也有“草根”；既有精英，也有凡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高官，也有百姓。
只要他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只要他有“脉搏感”。
摘自敬一丹著《我遇到你》一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