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调查;影响因素
引言
基于此，笔者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即是指该群体的人们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与城市居民互动中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对自己感情以及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它包含了该群体身份认知和归属感两个方面的内容[5]。
一、样本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来源说明
本研究采取问卷访谈的形式，随机选取外地来南京市务工的青年农村劳动者为访问对象，通过交流获取信息由调研员填写问卷。调研的地点选取南京市各行政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浦口区、江宁区、栖霞区、溧水区、六合区等，主要为集庆门、沈阳村、江东门、观门口这几个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地区，以及安德门劳务市场、装修大世界等几个农民工就业集中地点，再加上在火车站、市内施工工地等地进行的调研访谈，累计发放问卷2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 997份。
（二）变量选择及其描述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参考有关学者的文献[13]，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因变量，以调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心理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和社区环境作为自变量进行了考察。这里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教育年限和技术级别;心理健康状况主要指他们的心理压力;家庭状况主要指的是家庭对他们的期望;工作状况包括工作时间、工作经验和工资水平;社会关系包括该群体成员与朋友关系和他们面临的社会排斥;社区环境主要指他们的居住环境。根据以上6个主要因素，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构建为：
Id=f（P，F，M，W，R，C，X）。
其中，Id代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P代表人口学特征，F代表家庭状况，M代表心理状况，W代表工作状况，R代表社会关系，C代表社区环境，X代表其他因素。
二、数据描述与分析
有学者提出，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和城市体验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14]。据我们调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比较清晰;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有乡土记忆、城市经历、职位特征以及发展预期等方面。本研究对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类型、务工状况、收入水平等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依据之前建构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Id=f（P，F，M，W，R，C，X），可得出变量的基本描述与数据分析。
采用分类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认知进行简单分类，调查表明，群体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人最多，占35.1%;认为自己的身份是“边缘人”占33.3%，只有16.6%的人认为自己是“市民”。该数据与已有研究比较可以看出，此次调查对象的主体角色认知依然为“农民”，这点与老生代农民工几无二致。但认为自己是“边缘人”的比例大幅上升，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模糊问题更加突出。 （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交互分析
对前面的不同程度和级别的自变量与身份认同各个方面的差异进行交互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回归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多分类变量，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以选择为“农村人”的人作为参考群体，通过把选择“城市人”和“边缘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之间的相互比较，考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见表3）。
通过上面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工资收入水平提高、居住环境改善、工作经验的增加、技术级别的提高、心理压力增大以及社会排斥减少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
1.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了提高，越来越接近城市居民，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或“边缘人”而不是“农村人”。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财富的多少对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15]。
2.居住环境对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要求流动人口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才能获取本地户口[16];同时，他们“更倾向于积极消费，因为在他们看来，消费方式的改变是衡量他们看上去更像‘城市人’的一个主要途径”[17]，拥有一套住房，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居所，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消费方式的机会和象征符号。
3.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级别提高，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资本，使他们更有可能摆脱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次级劳动力市场[18]。
4.心理压力对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融入愿望越强烈，在面对市民化过程中的各种困难时，他们也就越能感知到更大的落差和压力。压力面前，这些渴望融入城市的年轻人，自然更愿意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想象中的美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起码从其心理预期上给自己也是一个慰藉。
5.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维权意识都很高，使他们与其父辈一味忍让不同，对社会排斥的感受更为敏感，也更为强烈，在此情况下，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他们常常会以“我们农村人”自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弱的社会排斥会强化他们的城市归属感。
6.年龄的增大和健康状况改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有负向作用。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而不是“边缘人”或者“城市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在外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越大，其认知越成熟，也更理性，对自己身份认识也趋于现实;同时也说明了传统的制度赋予他们的身份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更深刻。而健康状况越好，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村人”而不是“城市人”或者“边缘人”。这个结论可能和一般的经验判断不一致。我们的解释是，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所谓的健康状况良好，不仅仅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也意味着他们心理健康，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更能够客观理性地认识自我、合理地定位自己，更容易接受先赋的“农村人”身份;相反，那些心理健康有偏差或者心智不健全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表现为自我预期过高，以想象的“城市人”身份而逃避真实的“农村人”身份。
三、结论与讨论
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其自我身份的主观认知，总体上表现出自我认同不确定和城市认同模糊等特点。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指出了其危险，他认为，普遍的身份困惑问题，可能导致社会认同危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社会认同危机的潜在危害。如若任其发展蔓延，则极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
（一）心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重要作用
埃里克森曾经认为：“身份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一个人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关于自我的固定的核心意识”[20]。前已述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压力水平与他们的身份认同趋向显著相关。研究表明，当积极的心理作用于个体的自我认知，他们便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态势，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为“农村人”;而与此相反的是，消极的心理反而使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虽然尚未发现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但笔者认为，这种市民化是一种畸形的，甚至是病态的心理趋向，无助于有序推进城市化。从这一点来看，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但有益于帮助他们确立合理的身份认同，而且有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定位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有助于他们实现与周边人群（包括城市居民）之间更有效地交往和互动。从该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能够突破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成功实现从“机械社会”到“有机社会”的过渡[22]，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其获得的社会资源，缩短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利于实现其市民的身份定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助于弱化他们的乡土依赖心理，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促使他们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入。
（三）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南京市绝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工棚、集体宿舍和租赁房里，也有少部分人居住在自己租赁的住房里。由于近年来城市产业园区不断积聚和中心城区住房成本的不断上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大都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管理的盲区，环境卫生也难以保障。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人生活在城市，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他们先前的乡村生活相比并没多少改善，这易引发他们的乡土眷恋，客观上造成了该群体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无形中强化了他们“农村人”的身份。因此，重视并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空间，既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必要举措。 （四）减少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所谓的社会排斥，伯查特等人认为，是指个人虽然生活在社会中，但却没有或者不能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社会正常活动的状态[23]。大量事实证明，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容易出现社会分化。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被分割在彼此隔离的物理或社会空间里，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实现社会整合。新生代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其他社会权利等方面的排斥。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局限在狭小的初级社会圈中，致使他们与市民之间的社会交流、情感沟通、社会参与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制和阻碍，而这种局面是不利于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并最终融入城市的。因此，减少社会排斥不但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形成，而且有助于推动该群体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并提高其城市生活的满意度[21]。
参考文献：
[2]Weeks J.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M].London： Lawrence Ishart Press，1998.
[4]Rachel Kaiser. Fixing Identity by Denying Uniqueness： An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Medicine[J].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2002，23（2）：95105.
[5]杨同卫，康兴娜，陈晓阳.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J].经济纵横，2011（8）：7981.
[6]卢小君，孟娜.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3646.
[7]张璐，黄溪，惠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4）： 4451.
[8]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5862.
[9]王张明，孔祥利.代际差异、身份认同与家庭消费：农民工消费的一个研究综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5055.
[20]葛尔，罗宾.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36.
[22]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M].London：The Macmillian Press，1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