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工具性翻译观将翻译固化为静止的、被动的传输工具。随着当代哲学、诠释学由工具性语言观向本体性语言观转变,翻译行为与翻译成品作用日益普遍,重新审视工具性翻译观的定势对于推动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从翻译本体论的角度剖析工具性翻译观论断的性质、成因及弊端,认为翻译不是工具,而是具有鲜明语言文化个性的交往主体,呼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甄别和考察,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翻译的本质与功能。
关键词:翻译;工具;语言工具论;主体性;译者
Rethinkingon Non-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View
Ge Lin Yin Tie-c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view from instrumentality to non-instrumental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hermeneutics, the consideration of translation as instrument must be abandoned. In the instrumental view, translation’s importance is neglected, for it regards translation only as a passive and self-effacing tool. Though seemingly trivial, such an idea has been extensively internalized into a stereotype and therefore detrimental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ization. All this has urged the author to dissect its nature, caus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her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ion is a subject in interaction instead of an instrument or a tool.
Key words:translation; instrument; view of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subjectivity; translator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研究视域更加广阔,理论建构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新观点、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习惯性误解,影响翻译研究的高度和广度。长久以来,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翻译工具论调。翻译的传播、中介作用毋庸置疑,但单纯将其界定为语言际、文化际的无声工具则有失公允。翻译工具论将翻译对象化,割裂了翻译行为与人自身的本质关联,使其成为仅供随时表达和再现的被动工具,极大地忽视了翻译的本体性,直接导致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众多弊端,对翻译研究的高度和广度产生严重影响。深入研究翻译的层次、内涵,对于翻译问题实施本质性、规律性的解释,是译论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须要反思翻译工具论。
2 何谓工具性翻译观 3 工具性翻译观的缘起
翻译工具论不可能是空穴来风,笔者认为其根源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3.1 语言工具论的印迹 3.2 传统忠实观催发工具性的翻译观
翻译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平等沟通,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相遇、相知和相互融合的过程,翻译的积极作用并非通过亦步亦趋地模仿实现。然而,僵化的、单向度的等值观始终在翻译界占有一席之地,它将绝对忠实定格为翻译的最高目标,将译文原型化为依附于原文的“不忠的美女”(les belles infideles), 将翻译简单化为单纯的搬运、转移,物化为消极、被动的传递工具,低估翻译活动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忽视译者作为阐释的主体,对于原文的理解不一定完全与作者吻合;忽视译者的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出版人、评论人、目的语读者甚至作者都有可能出于不同动机介入翻译过程,为翻译工具论的滋生提供土壤。诸如翻译与事物、符号、意义等基本问题如何关联,翻译何时不再中性、中立,翻译的黑盒子如何运作,哲学、诗学、文化学等学科如何关注翻译,翻译选择如何受到政治和思想因素、作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经济因素、文本类型等制约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3.3 理论的弱化与翻译的工具化
翻译产生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翻译将一种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言语意义与内涵再现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涉及审美、解码与编码过程的实践,成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交流与沟通的中介。然而,要警惕下述倾向:过分强调翻译活动的实践功能,无视翻译标准、原则、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这种忽视理论的倾向一直存在于翻译领域。即使卞之琳这样知名的翻译家,也强调“根本没有什么翻译理论好讲”(卞之琳2000:
8),甚至有学者称, “翻译从来没有什么理论,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外国也许有,中国没有”(陈福康 2000:ii)。这种仅仅关注翻译实践的思想,认为翻译无非是保证文化主体交流的符号象征,无非是传递与转化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将翻译内化为一种工具性认知方式,忽视对翻译本质、翻译方法、译文标准、翻译研究途径、翻译的跨学科性等问题的研究,无法为翻译的复杂性、互文性、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提供理论依据,导致翻译工具论的形成及流行,无怪乎方平在评论文学翻译时,强调相对于翻译实践而言,“我们在翻译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却显得很不相称”(谢天振 1999:
1)。
4 质疑翻译工具论
4.1 为何将标准奉为权威
工具性翻译观直接或间接导致翻译研究的诸多弊端,前景并不乐观。首先,翻译涉及社会文化体制中的意识形态、文化形态、政治形态等多种因素,翻译行为不可能“价值中立”(value free)。而翻译工具论忽视这些客观实际,执拗地将翻译界定为一种表象、一种物质外壳,武断地将遵从原始意义作为翻译之本,执拗于完全等值,简单地将翻译视为无声的传输工具,进一步固化了等值观念和忠实观念的权威地位, 翻译过程被“一根筋” 地绝对化,客观、可操作性的标准被视为扫除翻译障碍、保证准确传达和如实再现的黄金法则。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等值论”的研究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穆南(George Munin), 卡特福德(J.C. Catford), 到威尔士(Wolfram Wilss), 几乎所有这些突出语言工具理性、以结构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刻板地追求科学主义的统一模式,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影响、语言文化的接触、翻译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搁置在一边,严重地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人文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正是基于对这种工具主义忠实观的质疑与挑战,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以及翻译伦理研究应运而生, 并取代语言学派发展为译界关注的焦点。
抛弃翻译工具论的羁绊,将翻译放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忠实并非翻译的最高标准,将适度的翻译效果作为衡量翻译的标准更具合理性。译者的根本任务不局限于是否克服语言的障碍,忠实、流畅地传递信息,不局限于是否保持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不局限于某语言文化个体的声誉及利益,而应更多地关涉是否可以适度地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维系并促成平等、公正、友好的群体交往,从而推进人类文化整体进程。以此为评判标准,不仅有助于真正实现翻译的美好初衷,更有助于灵活把握翻译过程,促成优秀的翻译成品。同时,译者的抉择并非囿于翻译策略本身,而是更多地出自特定的交往动机,于是同一翻译策略可能服务于不同目标,忠实的权威性需要结合文化间性考察。有时,作者会有意识地依托“文字游戏”歪曲或捏造事实,贬损目的文化,以实现若干不可告人之目的。要凸现文化共融的翻译效果,译者会倾向于忠实策略,执着于每一个词句,以真实再现作者的意图。
由于译者不可能绝对中立,客观上给以忠实为借口,贬损或伤害某些文化群体的人提供了平台。 2002年3月,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Gordon G. Chang)的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中译文序中,作者强调其看衰中国的原因,源作充斥着凭空捏造的事实, 反华论断随处可见,侯思嘉、阎纪宇两位译者对此进行了忠实表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攻击性的忠实传译为愚弄视听,误导民众,进一步丑化、诋毁中国提供了助力,其反华、辱华的翻译行为激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可见,在翻译领域, 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忠实策略本身,而应该结合全球化的新语境和语言文化的多元格局,远离教条主义,辩证地判定翻译策略的权威性,通过合理的语言文化碰撞和交融,找到合理的指导方法,实现适度的理论建构。
4.2 翻译研究何以问题重重
翻译工具论并不仅仅限于赋予翻译工具性的原型,它更会介入种种概念化过程,严重干扰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研究。翻译工具论忽视翻译活动的多侧面、多层次特征,弱化了对翻译过程本质性、规律性、系统性、动态性的解释, 影响到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种“两层皮”现象又使翻译理论建设过于表面化。在翻译界普遍深入开展翻译史、翻译技巧、翻译范畴、翻译理论流派等研究的背景下,仍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仅仅关注理论的堆砌,千篇一律地跟风,重复探讨某权威的西方翻译模式、方法、思想,将文章本身玄而又玄的程度,作为评判其学术价值的至高无上的标尺,而对这些文章是否可读、是否能够有效地指导并规范实践则默然视之;或者各执一端,无休止地为理论而理论,为争论而争论,往往只看到翻译的艺术性,忽视翻译的科学性,只盲目推崇归化策略,却将异化策略贬低的一文不值;或者不断 “换汤不换药”地推出新的术语,一味沉湎于理论语言游戏之中,使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群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功用。
翻译工具论的保守倾向, 会影响到理论研究的兼容性和深入程度,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帽子、打棍子,武断地怀疑、排斥某研究范式,如草率地断言“解构主义的译论要解构、颠覆一切意义”,杞人忧天地认为“文化学派从外部因素切入所做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赵彦春 2004:10
1)。我们应该以平等对话、开通豁达的姿态对待包括解构主义、文化学派在内的理论模式,慎思之、明辨之,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依据,以建构主义的翻译观为指导,兼收并蓄地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翻译学体系。
4.3 译者乎?主体乎? 5 结束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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