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们历来认为口语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文言则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因而在对古代汉语语法进行研究时，以模仿先秦两汉书面语来写作的仿古文言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仿古文学作为文人有意为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上古书面语的面貌，但是纵向的历史的发展也对其造成了深远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仿古文言 第一人称代词 古代汉语
First-person Visits in Tang and Song Antique Classical
ZHANG Wenj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spoken constantly evolving， but it is in a relatively classical coagulation status， and thus when the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tudy to mimic the Qin and Han written to the classical antique writing in a relatively awkward position. Antique literature as a literary product of intentional， although to some extent， retained the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face， but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longitudinal inevitably causing a profound impact， has a unique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antique classical; first-person pronoun; ancient Chinese
0 前言
广义的古代汉语指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汉语，包括文言和古白话两个系统，其中文言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后代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指汉魏以后，随不同时代发展变化的切近口语的语言。人们历来认为口语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文言则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因而在对古代汉语语法进行研究时，以模仿先秦两汉书面语来写作的仿古文言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如《马氏文通》“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将韩愈文章与先秦文言当作同类语料使用;杨树达《高等国文法》“采缉例句，始自诸经诸子，迄于《后汉书》、《三国志》，六朝唐人间或甄采，然已稀矣”，并不把后世仿古文言纳为研究对象;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唐宋以来的‘古文’运动，只是一种对古代语法的摹拟，并不能代表当时的语言”。
从汉语发展史来看，虽然先秦文言是后世仿写的源头，但是自汉以后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仿古文言仍然在文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前者而远后者或是将两者一言以蔽之都会影响考察的全面性。另一方面，不论是文言抑或白话，都不是独立发展的，中古文献由于在反映口语方面具有滞后性，并不会马上反映出当时的语言面貌，但在之后的发展中，仍会显现出其语言特征来。由此，若是要对古代书面语的语法发展做一番探究，那么对仿古文言的考察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拟以唐中期至北宋时期为考察时代，选取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名篇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第一人称在仿古文言中的使用情况。
1 上古时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历来有较多的语法专著都从历时角度对汉语的人称代词做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关于第一人称在汉语中的使用情况也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马建忠将“第一人称代词”归入“指名代字”中的“指所语者”之类：“当前对语，不呼本名，惟取公共之字以代人己之称。己者，发语者也，其代字为‘吾’‘我’‘余’‘予’诸字。”
上古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要有“吾”、“我”、“n”、“余”、“予”、“台”、“朕”等，我们重点来探究“吾”、“我”、余”、“予”、“朕”这五个最为常见的第一人称代词在先秦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我”和“余”出现时间最早，在甲骨文中就已使用，大致以用“我”为主，兼用“余”，偶用“朕”。金文以用“朕”、“余”为主，兼用“我”。《汉语史稿》中王力先生认为“予”和“余”同音，可用不同时代不同来说明，例如《尚书》用“予”，《左传》用“余”。“吾”不见于甲骨卜辞，在列国时代是比较常用的自称代词。“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从甲骨文时期就有了，但是作为皇帝专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从秦始皇时期开始的，在秦以前，“朕”只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春秋以后，某些方言里还保存着“朕”作为第一人称的用法。
我们随机选择了上古时期的部分文献对其第一人称代词的数量做出统计，见表1：
表1
由表1可知，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大致经历了以下的发展阶段：先是“我”、“余”并用，而后“余”的数量减少，“我”在使用数量上具有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吾”的用法开始增加，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呈现出“我”“吾”并行的局面了，在这一段发展过程中，朕的数量急剧减少，只用于引古或摹古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五个第一人称代词在先秦时期的使用情况，我们来简要概括“吾”、“我”、余”、“予”、“朕”在语句中的具体使用情况： （1）“我”和“吾”。“吾”字做主语和定语，不做宾语，除非在否定句里，宾语提到动词前时，“吾”才可以用于宾位。例如：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吾”作主语。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义不能改，是吾忧也。（同上）“吾”作定语。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吾”作主语和定语。
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吾”作否定句的宾语。
“我”字可做主语、宾语和定语。例如：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我”作主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同上）“我”作定语。
由也好勇过我。（《论语・公冶长》）“我”作宾语。
关于上古汉语中“我”“吾”用法的不同，可参考黄盛璋先生的统计结果：在先秦文献中，“吾”常用于主位和领位，“我”字则多用于宾位，“吾”和“我”的区别，在论语里比较显著。
（2）“余”和“予”的用法基本相同，用做主语、定语和宾语。例如：
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成二年》）“余”，作主语。
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左传・倍公二十五年》）“余”作主语和前置宾语。
公辞焉，曰：“骊姬之谗，尔射余于屏内，困余于蒲城，斩余衣祛。”（《国语・晋语四）“余”作宾语和定语。
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尚书・尧典》） “予”作定语。
降水儆予，允成功，惟汝贤。（《尚书・尧典》）“予”作宾语。
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论语・先进》）“予”作宾语和主语。
（3）“朕”多数用作定语，少数作主语，也可作宾语。例如：
朕心朕德惟乃知。（《书・康诰》）“朕”，作定语。
无废朕命。（《诗・大雅・韩奕》）“朕”，作定语。
朕又何知？云将曰：朕也自以为猖狂，而民随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则民之放也，愿闻一言。（《庄子・在宥》）“朕”，作主语。
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同上）“朕”，作宾语。
2 唐宋古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中古时期的第一人称代词保留了上古的“我”、“吾”、“余”和“予”。“吾”在书面语中较普遍，“我”在口语中较广泛，且“吾”字原有的否定宾语的限制在魏晋之后被打破。另外“余”和“予”在六朝之后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小。
以上是整个中古时期这些人称代词的发展概况，为了进一步研究唐宋古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我们随机选取了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的部分篇目，并对其中所运用到的“我”、“吾”、“余”和“予”的语义格进行分类并完成数量上的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针对表2中数量为0的情况，由于考察的对象有限，我们并不能直接对此进行否定，但至少能说明“我”、“吾”、“余”和“予”在唐宋仿古文言中的大致使用情况。结合语言材料和数量统计表，我们可以发现：
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源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苏辙《巢谷传》）
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同上）
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苏轼《后赤壁赋》）
（2）“吾”作宾语的情况依然少见，但在肯定句中也能作宾语。例如：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韩愈《师说》）
（3）“余”和“予”在仿古文言中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用于主语的情况比较常见。此外在同一篇文章中，人称代词“余”和“予”共同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所选的53篇文章中仅一篇出现这种情况。当文章中“余”作为其他实词使用时，往往避开人称代词“余”，而使用“予”。
3 结语
将上古文献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与唐宋仿古文学中的进行比照，我们可以发现，仿古文学作为文人有意为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上古书面语的面貌，但是纵向的历史的发展也对其造成了深远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因而我们在利用唐宋仿古文言材料时，既不能盲目地将它与上古文献资料归为一类，也不能刻意地将它排除在外，我们应当对它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1-47.
[2] 马建忠.马氏文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43-45.
[3]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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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翠珠.汉语人称代词考论[D].华中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