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往往是以村庄数量的急剧减少为前提。然而，被城镇化相关政策“赶进”城里的村庄和暂时“遗忘”的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都显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城镇化建设的现状来反思目前村庄生存和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借村庄的去留问题反思如何健康城镇化。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城镇化不应消灭村、取缔村，也不能以城市的建设标准来同化村。村庄需要发展、村庄文化也需要延续，只有积极寻求适合村庄发展的有效途径，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引导村庄的良性转型之路。
【关键词】村庄；城镇化；模式；网络；特色
1.引言
人类的第二次劳动大分工促使原始居民点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以农业为主要职能的农村和具有商业及手工业职能的城市，村庄和城市城市的概念由此分离。村庄自古便是人、宅和自然良好相处的地方，每个村庄又是一个小型且稳定的文化系统。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也逐渐产生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村庄。一方面，每个村庄的选址和布局无不体现着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一定范围内村庄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又与近代“田园城市”、“有机疏散”理论的核心思想相契合，同时村庄内住宅、公建等建筑也记录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与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村庄是体现区域历史文脉的重要方式，是研究农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变迁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是锁住当代城市人“乡愁”的地方。
被列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村庄和部分传统村落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与适度的开发，发展状况较好。但是，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没有显著文化特征与地缘优势的村落仍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生活环境较差且对前途一无所知的状态。这些村庄也是村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城镇化时这些村庄发展模式的选取也值得深思。
2.村庄处境“尴尬”
2.1“被城镇化”现象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了村庄数量的快速减少和村庄活力的逐渐消失。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意味着近2.5亿的农村人口实现了地域转移进入了城镇生活，确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待遇；同时，由于政策原因“上楼”的农民和因谋生原因“盖楼”的农民在生活习惯和自身素质上，同户籍城镇居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2村庄发展的瓶颈
2.2.1政策限制
2.2.2公共设施匮乏
现状留存村庄居民点一般位置较为偏远，且市政能源需求量相对较低，导致设施配置成本过高，不利于区域市政基础管线的引入。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设施配置普遍落后，给排水系统缺失，垃圾清运处理系统不够完善，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设施的匮乏导致了村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越来越低。
2.2.3吸引力降低
随着城乡联系的日趋紧密，村庄文化受到城市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景观环境也开始成为农村追求的目标与效仿的对象。同时，由于区位交通优势明显、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率先实现了城镇化，留存村庄区位愈发偏远孤立、发展更为艰难缓慢，城乡差距被拉大，城乡二元分化更为严重，传统村庄的吸引力也逐步下降。
2.3村庄整治规划
针对留存村庄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重点对村容村貌、配套设施等进行了整治和完善，使村庄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2.3.1“千村一面”问题严重
为了追求村容统
一、村貌整齐的效果，在村庄的整治过程中，往往对建筑的色彩、形式以及牌匾样式等进行严格规定，对道路断面及景观小品等进行统一规划，村庄的特色被掩盖，村庄与村庄之间、村庄与城市之间的景观差异越来越不明显，村庄的多样性逐渐丧失。
2.3.2治标不治本
对于短期内无法实现城镇化的村庄，村庄整治规划成为快速提升村庄居民生活环境的有力途径。但是，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素质的提升，“由外而内”的整治不能带来“由内而外”的发展，这种整治方式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解决农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3.发达国家乡村发展模式
3.1德国―“城乡等值化”
“城乡等值化”是指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等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等值的目的。德国的“城乡等值化”建设最早从巴伐利亚州开始，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开发农产品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通过改善村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态农业，保持传统文明使农民与农村共同发展，也被称为 “巴伐利亚经验”。
“城乡等值化”是以村庄自身求得发展以实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我国村庄数量众多、分布散乱、条件各异，单纯靠政府的干预强制城镇化或者靠城镇的吸引力促进城镇化，都很难形成可持续地发展模式。“城镇等值化”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2韩、日―新村建设
韩国与日本的村落与中国村庄曾存在一定的类似性―在快速工业化以前均属于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相近。20世纪后期，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日本实施了“新农村建设”、“造村运动”后，两个国家村落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韩国政府在1970年代发起以“勤奋、自助、协作”为指导思想的“新村运动”，力图将旧有的农村和农村社会建设成为崭新的农村和农村社会，实现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新村运动”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激发村民自信心，再内化为实现乡村发展的动力。初期，韩国政府本着民主的原则，由农民自己确定需要政府资助项目，政府再按照村庄的需要和急迫性排出优先次序，从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小事做起，循序渐进；后又通过设置奖勤罚懒的机制，激发村民内部的积极性，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新村运动”还注意延续村落的肌理，整修进村道路，完善市政配套体系，建造文体活动场地与设施，新植树木，使得村落得以保持田园化乡村特征。 日本在不同年代针对不同的主要问题制定相应的村落建设策略。自1970年代初，日本先后经历了以缩小城乡生活环境设施建设的差距、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农村定居社会、地区居民利用并参与管理各种设施、建设自立而又具有特色的区域、利用地区资源挖掘农村的潜力并提高生活舒适性等为重点目标的五个阶段，一步一步，循序渐进，适应村民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在“造村运动”中，村民是行动的主体，政府只起引导作用，并在政策与信息服务、市场开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予以支持，这种方式既塑造了一大批实用专业人才，也使村民具备民主意识，增强了村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营农村产业并维护其公共设施的愿望和能力。除此之外，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建设富有特色的村落是日本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一大亮点，宏伟的庙宇、传统的民居受到保护，新的建筑形态得到引导和控制。
3.3对我国村庄发展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村庄数量、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城镇扩张式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城镇的扩张建设优先占用了较好的农田，对农业发展及农村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间接影响了城镇周边村庄的整体发展。“城乡等值化”和“新村”建设的思路，不以村庄的地域转移为重点，既可以适度缓解因城镇规模过大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能较好的保证村庄文化的延续，对我国创新村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别国的经验只能参考、不可抄袭，我国村庄必须积极寻求适合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村庄发展之路。
4.我国村庄发展建言
4.1城镇化应逐步“提质减速”
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建设应从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向质量的提升转变，逐步解决“被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现象，实现健康、均衡发展。适度放缓城镇化速度，可以为村庄的发展建设提供更多的思考时间，为农民素质提升与城镇接纳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有利于避免弯路、推进健康城镇化。
4.2适度放宽政策，提高村庄土地利用效率
4.3避免“整齐划一”，杜绝“千村一面”
村庄的整治与发展应避免整齐划一的模式，注重对村庄特色潜能的开发。应着意保护村庄在选址、布局与肌理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保持村庄乡村景观风貌，充分利用村庄与周边农用地紧密结合的特点，建设优美、自然的居住环境，提升村庄的吸引力。
4.4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村庄的发展过程中，应逐步减少政策与投资的干预，鼓励村民参与到村庄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调动村民决策与管理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对农村景观的归属感。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的方式参与村庄建设，引导村庄“由内而外”发展，实现城镇化建设“由下及上”推进。
4.5构建区域村庄发展网络、引导村庄产业发展
村庄规模虽小，但并非独立个体，一定区域内的村庄总是存在着密切地联系；同时，村庄也是和生态环境联系最密切的居住单元。村庄的发展过程中，应推进区域内村庄产业网络化格局的构建，“一村一品”，差异化发展、互助式发展；应适度控制村庄发展有污染性的工业，鼓励发展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合理发展以乡村休闲为主导的旅游业，提升村庄整体形象的同时，逐步实现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5.结语
以“取缔村庄”为主要方式的城镇化，导致了政府负债过高、城镇化质量较低、乡村文脉丢失的问题，这种现象与实施健康城镇化的目标是相背离的。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更为全面的定义“城镇化”和计算“城镇化率”，以期能够更为全面的体现城镇化质量与数量的双重属性。如果不再单纯地以居民的户籍及居住地做为衡量城镇化率的重要指标，而代之以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享有的教育文体设施水平及福利待遇水平为主要指标，或许可以更为理智地开展城乡一体化工作。具体本文不再展开论述，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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