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 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 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 当时您所在的人道主义组,您和王若水后来都成为了人道主义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国杰老师从事伦理学研究。这个阶段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我与王若水后期的观点不一样。最初,我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王若水的观点变化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我跟罗国杰的观点始终没变,我们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观点:人道主义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在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我批评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认为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视为人道主义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还可以共同地对待法西斯主义。但你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个好像说不通。
王若水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人,这个我也跟王若水当面讨论过。我说你的说法有毛病,你起码说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人也好,你光说是人,这就有点不大妥当。
因为,人本来就是多义的,你可以说是自然属性的人,也可以说是社会属性的人。那么,你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关于您选择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以及出版两本人道主义问题着作的过程,是不是您在“文革”中形成的想法?是的。
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环节,又从“异化”问题入手寻找突破口,这是我从60年代初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正当我自己感到思路有所打开、视野有所拓展、工作有所进步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
以往的一切政治运动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我中断了进行多年的专题研究,而且剥夺了我进行任何学术工作的权利。
这是比挨斗争、蹲“牛棚”更令人痛苦的事。既然整个国家处在一片大混乱中,既然一切是非黑白都已被颠倒,既然整个文化都被当作革命的对象而被弃之若敝屣,读书又有什么用?开始时自己一度曾有过这种消极思想。
在经过最初的一段思想混乱后,我又捡起了书本,趁着“造反派”忙于内战放松了对我们的监管之际,先是在“牛棚”,后来索性回到家里,重操起旧业来了。这在当时自然是困难重重的。
这不仅因为图书馆已被封闭,资料已经散失,而且因为这样做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承担违反“文革”禁令的风险。几年的“文革”动乱使自己的思想似乎生了锈,不但思绪很乱,而且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迟滞、麻木,这也许是我所面临的更大困难。
因此,最初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是在高音喇叭的噪声干扰下坚持下来的,是在偷食禁果的惊恐心情下坚持下来的。
这一段读书生活十分值得回忆,它不但帮助我度过了“文革”中那段最可怕的岁月,而且终于使我从那种迟滞、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走了出来,部分地恢复了我的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在这段时期我不但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笔记和札记,同时还整理了几篇旧稿,写了部分新稿。
这些连同“文革”前发表的论文,构成了我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于1979年、1981年出版的两本专着《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文革”结束以后,我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哲学与宗教》到《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错综复杂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后来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您也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者如孙长江、吴江、胡福明等都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等许多机构也都参与到这个大讨论中。
发表以后,报纸收到了二十几封批评信。这些批评信认为,如果把实践当作真理的标准,那么,毛泽东的着作、毛主席的话、毛泽东思想还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汪子嵩是搞哲学的。
他一看这个信,认为这些信在认识上是模糊的。他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语气平和一点,充分讲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到半个月就写出来了,一开始题目叫《问题与答复》,借用了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我想不要搞得太尖锐,就用一个比较中性的题目来答复;后来汪子嵩说,这个标题太不鲜明,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答复?起码得把关于什么问题的重点亮出来。于是,《人民日报》商量的结果,改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我也同意。
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后来5月10日胡福明那篇文章的影响力大,但这篇文章语气没那么尖锐,我自己也觉得道理讲清楚了。后来,胡乔木见到我也表扬,说这是一篇充分说理的文章,不是那么剑拔弩张,是一篇比较平和的文章。
时势造英雄:不争头功胡福明5月10日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是6月16日发表的,发表以后当然影响力没有胡福明那篇大,但是很快呢,《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也都转载。
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是三篇文章,也有人认为是两篇文章发起了大讨论。这都无所谓。
这第三篇文章就是指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吴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当然影响更大,因为有罗瑞卿的关照。
但是讲的道理都是大同小异,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