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吉利根妇女关怀伦理学述评 对吉利根妇女关怀伦理学述评 对吉利根妇女关怀伦理学述评
吉利根是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关怀伦理学的先驱。其代表作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被称作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论着。在研究中,吉利根发现很多妇女习惯于限制自己的声音,这导致了不利的后果:不但使男性声音传达的文明永久化,并且使女性与自我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在倾听妇女的过程中,她探讨了女性的声音与内在力量、道德的关系,描绘并强调了妇女的声音在维持和改变父权制社会中的决定作用。
吉利根 《不同的声音》一书建立在三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即:大学生研究、流产决定研究以及权利与责任研究。她通过访谈的形式考察众多女性的自我和道德概念,探索她们对道德冲突与选择的体验,并循着这种体验描绘女性心理与道德发展的轨迹。吉利根以女性体验为基础建立起关怀伦理学,使人们能听到女性对自我、关系的描述。她对妇女的体验和理解扩展了人们已有的成熟观念,指明了发展真理的背景特性。通过这种研究,使我们反思前人描述的成年发展与开始认识到的妇女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能形成对人类生活与发展的更富有活力的理解。
一、关系的意象
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过程中,人们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同时,社会科学重新发现了性别差异。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通过男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吉利根审视了发展理论家的观点,将妇女的声音带进心理学理论,重新建构起男女两性的对话和女性心理学说。 男女对于关系,尤其是依赖性问题的体验尤为不同。对于男孩和男人来说,分离和个性化与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与母亲分离对于男性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对女孩和妇女来说,女性表现或女性认同并不取决于与母亲分离,或个性化的过程。因此,男性倾向于在关系方面遇到困难,而女性倾向于在个性方面出问题。与男性相比,形成女性生活特征的,体现在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特征,不仅构成描述上的不同,而且在心理学文献把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里程碑看作是以不断分离为标志时,也成为发展上的不足。依照定义,妇女在分离 上的不断失 败也意 味 着 发 展 上 的 失败。[3](P
5) 伍尔夫批评妇女的服从与混乱来源于女性力量的价值观。妇女的服从不仅源于她们的屈从地位,也源于其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担关怀责任把妇女纳入并非自己的声音之中,导致她们以他人的观点作出判断。因此,以判断的分散和混乱显现出来的妇女的道德劣势无法与妇女的道德力量,即关系和责任胜于一切分开。不情愿作出判断或许本身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的表达,而在妇女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以致忽略自身的需求,这便是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心理发展成问题的地方。
在心理学的权威理论对妇女体验的真理性视而不见的同时,这种体验也解释了他们发现一个难以追溯的世界,即妇女体验一直难以描述,甚或难以察觉的原因就在于关系意象变化带来的解释问题。从男女幻想与思考的主题得出的等级制和网络意象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建构关系的方式,并且与不同的道德观和自我观相联系。
在缺乏这种语言的情况下,妨碍心理学家理解妇女体验的解释问题也在于妇女没能表达出自己的体验,以及表达扭曲等问题。当网络的相互联系随着关系的等级秩序而消除时,当网络被描述为危险的陷阱,阻止战斗而不是对危险的防护时,妇女越发对自己已看到的东西是否存在,以及从自身体验中认识到的东西是否真实等产生疑问。这些问题并非作为有关实在和真理的抽象哲学推论提出,而是作为妇女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怀疑而提出,这便危及到她们知觉行为的能力,以及承担责任的意愿。
因此,根据妇女自己的关系意象重新解释她们的体验,不仅澄清了这种体验,也为人类的关系提供了非等级制的视角。当关系以等级意象来建构时,既站不住脚,在道德上又成问题,而当它们转变为网络意象之后,便把不平等的秩序变成相互联系的结构。但是,等级制和网络意象的力量,它们的情感刺激,以及在思考中的再现表明这两种意象都体现在人们的生命周期中。不平等和相互联系的体验固着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公正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建构了人们关系的理想———尽管存在着力量差异,但仍有将自我和他人被同等对待的憧憬,这些不同的憧憬以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人类关系体验的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我们仅仅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自己认作是分离的,只是在他人与自我的区分中来体验关系。
目前,男人们庆贺的对中年生活中亲密关系、关系以及关怀重要性的发现是妇女一开始便认识到的东西。然而,由于人们一直把妇女的知识看成“直觉的”或者 “本能的”,把解剖学功能与她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心理学家也总是忽视描述这种知识的发展。吉利根在研究中发现,妇女的道德发展集中于对这种知识的说明,并且由此描绘出两性生活中心理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道德发展的主题不仅为人类发展文献中观察评价性别差异时反复出现的模式提供了最终解释,而且也突出地说明了为什么妇女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如此之久地含糊不清,并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妇女发展难以捉摸的神秘性在于她认识到依恋在人类生命周期中的持续意义。
妇女不仅在人际关系背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人类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一直是养育者、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织者。但是,当妇女由此而承担起关怀的使命时,男人们却在自己的心理发展理论中 (就像他们在经济上的安排一样)倾向于怠慢和贬低这种关怀。当对个性化和个人成就的专注进入到成年阶段和成熟期,与人的自主性等同起来时,注重关系就成为妇女的弱点而不是人类的力量。[5]
布劳维曼、沃格尔、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报告指出,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像为妇女自身的特点。这些模式也表明当女性在男性领域中处于工具能力的状况下,归为妇女的表达能力———爱与工作之间的分裂。[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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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吉利根认为,这些模式反映了本身就失去平衡的成年概念———对个性化的自我分离的赞美胜于对与他人联系的赞美,更倾向于自主的工作生活而不是爱与关怀的相互依赖。
二、自我与道德
历史上妇女的性别把她们束缚在被动的、接受的而不是能动的位置。避孕和生育等事情只有通过抑制她们自身的性欲望才能得到控制,这或是一种否定,或是一种牺牲。当弗洛伊德把 “众多妇女在智力上无可置疑的劣势”与为 “性别压迫所必需的思想压抑”[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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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联系起来时,他看到这种牺牲也包含着妇女在智力方面的代价。
哈恩对大学生的研究以及霍尔斯坦对青少年连同他们父母进行的三年研究都表明,妇女的道德判断与男人不同,她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与移情和同情相联系,并且关系到对与假设困境相反的现实困境的解决。[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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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而,只要根据从男性研究中得出的标准来评价发展,与男性标准背离就足以被视为发展上的失败。因此,妇女的思考通常被等同于儿童的思考。
倘若从妇女的道德判断中得出发展标准,首先就有必要审查一下妇女在道德领域的建构是否借助了一种与男人不同的语言,以及在定义发展时它是否为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就需要寻求妇女有权利进行选择,并因此愿意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讲话的空间。
当节育和流产成为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时,选择的困境构成了妇女生活的核心。因此,传统上定义妇女认同,形成她们道德判断的那种关系不必再从她们的生育能力中获得,而成为一个由她们自己作出决定的问题。从性别依附关系的被动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能够同弗洛伊德一道发出自己所想的是什么的疑问,并能通过自己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当社会可以公开地确定妇女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时,这种选择权的实现也导致她本人与女性习俗的冲突,这尤为体现在把道德美德等同于自我牺牲上。尽管在判断和行为中,独立见解被视为成年的标志,妇女在关怀和关系方面作出的判断以及由他人作出的判断更应当成为成年的标志。
因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成为妇女道德问题的核心,这也导致一种困境,它的解决需要妇女与成年之间的协调。在缺乏这种协调的情况下,道德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好的妇女”通过逃避来掩饰决断,以仅仅强调满足他人需要来否定责任,而“坏的妇女”在自我欺骗和背叛中放弃或抛弃束缚自己的承诺。准确地说来是这样一种困境:同情与自主的冲突,德性与权利的冲突;女性的声音在以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中重申了自我的权利,并以一种没有人受到伤害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3](P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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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一个妇女考虑是否继续怀孕或者流产时,她就是在思索一个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决定,直接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伤害他人的道德问题。既然这个决定最终是由她作出的,因此她就要对这一决定负责,这就明确提出以往对妇女来说最成问题的判断问题。现在人们对妇女提出的问题是,她是否愿意中断这一生命趋向———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把自己埋没在依赖的被动中,同时又把关怀责任强加于她的问题。因此,流产决定深入到女性理解力的核心,深入到J.迪戴恩所称的 “女性不可协调的差异———一个人潜在的最深层的生命感觉。笼罩着血腥与生死的黑暗世界”[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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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决定也关系到成年人的责任选择问题。
正像形成妇女道德判断的习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