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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泾渭分明。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士人一般即指儒士。儒士这个阶层,上可入仕为官,经邦治国,拥有特权;下则可隐于乡野,独善其身,总之,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儒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在明中后期大量涌现。
“儒商”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从文化精神上看,儒商很善于把儒家的一些思想道德应用于商业经营中。其次,儒商的形成基本上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一些儒士弃儒从商而成的儒商;一种是某些商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商业的经营方式又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其经营致富后通过捐纳制度而拥有士人的身份;最后一种就是官员直接经商,他们利用种种特权,经商置业,既有经商之实,又有官袍加身的名望,名利双收。
儒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经营价值观念上,儒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力图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经世济民”的道德理想;在经营理念上,儒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讲究诚信,还强调“以义取利”,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在经营管理方式上,由于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本位和人情关系,因而在内部管理之中,实行家族化管理,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
一、儒商明中后期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
先秦以来,士农工商,泾渭分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大特色。至明中叶以后,社会结构为之一变,归有光写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①便是明中后期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的最好概括。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过明初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为商业经济的重新活跃奠定了基础。在朱元璋严厉打击下的商贾势力经过百年的挣扎奋斗,重新活跃起来。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不断激增,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越来越不能消化多余的人口,尤其是江南地区,地狭人稠,生存的危机迫使人们弃农经商或弃儒就贾。如在徽州地区,“新安土硗狭,田畜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②,经营商业,成为徽州人求得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
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庞大商贾势力的形成,商贾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上涌现弃农经商、弃儒经商的风潮。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只要能“调停得心体无碍,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四民异业而同道”③,这些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新安儒商汪道昆更是发出了“良贾何负闳儒”④的惊世之语。新的四民观念为儒士弃儒从商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代的纳监捐官制度,彻底改变了士商关系,促使大批读书人开始“曲线入仕”,先经商致富,再通过捐官成为“商而士,士而商”二者兼有的儒商。从明景泰年间开始,明政府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实行了名曰“纳监”的创收政策。尽管这些官职大多为虚职,但是大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这些人有个专门名称,叫“俊秀子弟”,于是“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⑤,终于使纳监捐官与科举并行不废,成为一种制度。纳监捐官制度打通了商人入仕的途径,于是官商一体的儒商在明中后期大量出现了。
另外,身居高位的官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特权经商发财,这是儒商大量涌现的又一原因。就连品位最尊的内阁首辅也不例外,如嘉靖朝的徐阶,长期担任内阁首辅,万历年间名臣于慎行关于徐阶有如下记载:“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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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由此开始;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初,史朝义在唐军的追击下走投无路,穷途自杀——至此,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方结束。安禄山是唐玄宗很信任的一个边将,那么他发动叛乱和玄宗有什么关系呢?
一、唐玄宗的信任
按杨国忠的话说:“安禄山终于反了。”当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①,玄宗很信任他。安禄山“常与妃子(杨贵妃)同食,无所不至”②,“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③——玄宗信任他竟到了这种地步,当别人说安禄山和扬贵妃有丑闻时仍然不怀疑。玄宗还怕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安禄山臂上。每有皇宫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④可以说安禄山受到的宠幸无人能比,连杨贵妃的兄弟杨国忠也难望其项背。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安禄山不简单——竟然可以获得皇帝如此的信任,这也是他的厉害之处之一。
面对这样的对手,杨国忠很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尽管扬国忠从侍御史做到宰相,“凡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⑤,还是认为安禄山跋扈,想要扳倒他。于是杨国忠“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⑥,说安禄山要谋反,无奈唐玄宗愣是不信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还真的是“无学术拘检”⑦,认为安禄山要谋反,皇帝不相信,好好备战也就是了,但作为朝廷的大员偏偏只顾自己的争权夺势,不了解大局不说,还看不清局势,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悲哀。
杨国忠没其他的办法,只是屡次上奏玄宗说安禄山必反,还对玄宗说如果召安禄山进朝,“召必不至”⑧。哪知道安禄山听到皇帝召见立马就进京。安禄山见杨国忠出招,于是也反击了,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安禄山在华清宫拜见玄宗后,哭着对玄宗说:“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⑨。”安禄山很聪明,在玄宗面前装可怜,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得到皇帝如此重用——厉害,安禄山拼命说自己其实没什么用处,有今天的成就全是靠玄宗的信任,借此表忠心、表决心,于是玄宗越来越信任他。本来嘛,杨国忠说安禄山必反,不敢进京,现在人家朝圣了,你还有什么好说?杨国忠苦苦相逼,安禄山不反也要给逼得反。——安禄山造反,杨国忠要承担很大责任。安禄山毕竟也害怕,在三月一日归范阳的时候“快马加鞭,疾行出关,日行三四百里”⑩。而在这以后,只要有人说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必定大怒,而且派人把说话的人绑给安禄山——安禄山获宠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这时候玄宗知道禄山是逃出京城的,恐怕也会怀疑他做贼心虚。如果杨国忠有远见,在安禄山拜见玄宗时下手摆平他,也就没有以后的事情了,但偏偏扬国忠只知道说安禄山必反而不知道行动。但是,唐玄宗还是愿意相信安禄山。
二、儒商大量涌现对明社会的影响
明中后期,商贾势力急剧膨胀,儒商大量涌现,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世俗风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政治上,造成****丛生,吏治败坏。有时人小说为证:“读什么书!读什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读什么书!若要靠这两句书,这枝笔,包你老死白头。”⑦直接暴露世人心态,表现了士人的愤激之情。商人捐钱得官后,就像做买卖一样竭力追逐利润,于是必然或是依靠特权拓展经营,或是进行残酷剥削,贪污纳贿,想方设法加速敛财。这些官员经商往往依靠政府权力庇护,蛮横无理,排斥异己,其垄断性和腐朽性暴露无遗。
2.在经济上表现出商业的繁荣发展,但是在表象之下潜伏着深深的危机。在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巨大的商业利润引诱着大量农民弃农经商,必然导致本末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商人通过纳监捐官制度成为特权阶层后,大量地逃避税收,这样巨额的赋税将转移到广大农民头上,土地兼并集中必将加速,农民将不可避免地破产,阶级矛盾也必将激化,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况且,官员经商带有极强的腐朽性和垄断性,这些都必将影响到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3.在文化上,儒商的大量涌现直接影响了士人气节的巨变。当时礼部的有识之士,就曾经上奏义正词严地分析了其严重的后果:“为士子者,知财利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履,而货财是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⑧国家的精神支柱一旦崩溃,社会的精华往往就会蜕变成为社会的渣滓。明清鼎革之际,明遗民大多归顺大清,时人有讽刺诗为证:“天开交运举贤良,一阵夷、齐下首阳。家里串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曾耻食周粟,今日翻思吃皇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⑨明王朝的迅速败亡与士风的巨变有很大的关系。
4.儒商的大量涌现对明中后期出现的奢侈糜烂的世风负有直接的责任。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局,他们利用财富,华其栋宇,玉食锦衣,纳妾招伎,过着比官僚阶层更加糜烂的生活,同时又利用财富结交官府,捐纳官职,他们追逐金钱,追奉物欲女色,所导致的见利忘义、狡猾奸诈、奢侈****的****现象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规范。
三、明中后期的儒商现象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明中后期的儒商现象,对当今的企业文化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诚信”观、“义利”观、“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感等,而且要严厉打击官商勾结。当今社会,在不同领域都存在这一严重问题,根深难净。很多潜规则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导致国家监管机制运转失控,政令不畅、有令不行等不良局面的产生。官商勾结是一种严重的****行为,必须重点严厉打击。****不除将严重危害人民、国家利益,听之任之则有亡党亡国之虞,君不见明中后期吏治****,积重难返,最终葬送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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