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以来，儒道思想几乎贯穿了古今中国哲学(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有相似和重叠的部分，故在此不论)，它们的衍生和发展至今仍不止息。许多学者从某一角度出发，进而认为儒学代表了一种出世的精神，而道家则宣扬避世的观点，二者有着对立矛盾的关系。笔者认为不然，中国人的个人修养，往往是儒道精神的相互碰撞与融合，进而再发展的产物，二者具有互补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的人格，势必不能离开此二者。
林语堂在他《中国人之德性》一文中曾经把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列为十五种，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这十五种性格，实际上都是受儒道影响，长时间形成的一种民族特色人格，其中有美德亦有恶性，与信奉神论的西方文化所衍生的人格是大有不同的。其中的无可不无可，则是典型的儒道相糅的产物，如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一言，则将国人性格中这种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矛盾展露无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体系的奠基，包含了庞大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规范，其内核思想的确在提倡一种人的社会化，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观念，实际是一种君子、圣人必经的历程，而自儒家始，圣人、君子即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人人格追求的典范。儒家同样讲内圣外王，这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将这个民族的社会责任感、自我完善欲，树立到一定的高度。其中更有代表性的仁与礼，除了在自我内在上提出仁的道德规范，还在外部制度上作出礼的要求。儒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至今是无法磨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21世纪的今天仍代代相传，国人人格中的的刚健弘毅、孝悌忠诚、对权威性的信服、对入仕的追求等等，都有儒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大学》为四书五经之必读，其中提出道，在于明明德，这种对德性的追求、对智慧的领悟，让许多幼童自此始，走上了对品德自我要求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美德至今仍值得弘扬，多是儒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儒家所提出的个人理想、社社会理想，都必须依附与封建王权和君主制度的建立，极易陷入反对王权黑暗，又支持专制治国的一种矛盾中，而衍生出了许多自我矛盾的双重人格。
此外，中国的民族人格中的一种世故和安然，与西方美德中所提倡的公众精神、独立品格、冒险家精神、敢于革新的欲望是大体不一样的。小农经济为主宰的漫长历史，给了中华民族整体一种自给自足的满足感，老子所提倡的和平和悲悯，形成了一种宽容和忍让的珍贵品质，但同时中国人性格中隐有一种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的愚钝，更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冷淡品性。
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之中另一大文化，则是亚文化主流体系中的代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观念从社会转变到了对自然、对本我的关注。对因儒学而参与纷繁乱世的心灵有一种宽解的作用，当人在社会遭受痛苦的时候，道家无疑是一种释然的退路，让人心甘情愿地守拙归园田。道家在国家制度、人民生活等某些方面是与儒家持相反意见的。庄子提出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放在儒学积极的社会观念面前，便显得有些消极倦怠了。更有老子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家所倡导的人格的独立、精神的一种寂寥，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观念引导人们去对内观察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关注自己内心需要，并不全然是消极的。道家代表著作《道德经》言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儒学提出了人伦道，那么道家便提出了天道，它强调了人若要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不非要在历史政治中体现，更可以回归自然本真的状态中得到。对于人格上对理想追求的满足，儒家倡导在外部理想的实现，而道家则在自我真性的探寻中实现。其中对和谐的追求、理性的判断、顺其自然的不争，都成为了国人人格中重要的部分。
总体而言，在如何追求人生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实践社会理想这一方面，儒家提出了极受推崇的观点，五千年来一直在发挥它深刻的影响力，在世世代代国人人格形成中注入了积极的活力，以仁为核心，扩大至家庭、社会，其以血缘论亲疏的家庭社会观，一直是中国人性格中非常特色的部分。而道家非常注重人本身，由内及外，如果说儒家给我们远观社会的眼睛，那么道家教谕我们细看灵魂。它反对破坏自然、违背规律的外部行为，因此在守自我的过程中难免有略微消极的部分，它给了国人简朴、谦让、守拙的内敛人格。若将儒道与太极图相比，那一阳一阴的比喻尤为恰当，二者并非对抗的，甚至是通过一种阴柔阳刚的互补形成了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