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出自梅洛一庞蒂的哲学赞词，一文丁、，这是梅洛一庞蒂195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就职演讲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这场讲演题为哲学赞词，但在讲演稿中，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赞颂一词，与此相反，它倒是明确地提到了对哲学的辩护。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篇哲学赞词，毋宁说是一篇哲学辩护。
一
在其讲演的一开头，梅洛一庞蒂就承认，他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内在混乱的人，混乱的根源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个经典的哲学自述，无疑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而事实上梅洛一庞蒂也的确讲到了苏格拉底)。正是因此，他觉得自己不配厕身于这永垂不朽的学术万神殿中，但另一方面，正由于他明白自己的内在混乱，他也从这一混乱中解脱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特别适合于这一神圣之所的，因为法兰西学院素以自由研究著称，而哲学，只有哲学才真正契合于这一理念，这是因为哲学的非知达到了它的这种研究精神的顶点。哲学之为哲学，正在于它以探索整全为己任，但哲学的非知或自知其无知则又使它不把任何既有的事实看作真理，由此才保证了它向整全的自由敞开。因而，造就一个哲学家的是不停地从知导向无知，又从无知导向知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的某种宁静。
二
表达，更确切地说，哲学的表达之所以具有危险性，是因为这种表达同时设定了进行表达的某一个人，他要表达的真理及他对之表达自己的其他人。表达和哲学的公设就是要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也就是说，哲学的表达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家与真理的关系，还有哲学家与他人的关系，但这两种关系并不总是能够同时共存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内在地相冲突的。这样，哲学家所体验到的暖昧就不再只是一种知觉的歧义和内在的混乱了，它更是人与人之间，或者说哲学家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是哲学家所信奉的真理与大众的意见或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消除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篇以颂扬为名的演说中，梅洛-庞蒂更多的却是在替哲学辩护。
三
然而，在现代社会，哲学的这种活力正在丧失，哲学家与他人的关系日益疏远。现代哲学家常常是一个公务员，通常是一个作家，留给他的著作自由承认对立的观点:他所说的话一开始就进人了学术界，在此生活的选择弱化了，思想的契机也被模糊了。哲学不再直接面对大众，面对生活，它被封闭在学院内，被凝固在书本中。但是，书本中的哲学停止了对人进行的拷问，因此，梅洛一庞蒂说:有理由担心，我们的时代也在拒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哲学只得再一次高处。
四
至此，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跋行的哲学这个标题的含义了。哲学之所以是跋行的，是因为它没有固属于自身的领域，是因为它始终有一只脚踩在空处，而且不得不踩在空处，因为它不满足于已经被构成的东西，它对一切现成的东西、坚实的东西，对所有人们不假思索地肯定和赞同的东西提出疑问。哲学之所以是跋行的，是因为只有哲学才洞悉人之生存的隐晦，它把这种生命和生存本身的隐晦转变成了一种表达层面上的隐晦，它以一种有意识的象征替代了生活的缄默的象征，以明显的意义替代了潜在的意义。就此而言，哲学无疑彰显了我们的生存所蕴含的内在丰富性，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生活中本来只是隐含着的矛盾和张力突显出来，动摇了生活的确定性和稳靠性，给人带来不安和骚动。在哲学的凛凛审视下，人们的立足处不再平坦，哲学使人踌姗而行。哲学家是跋行者。
哲学的存在似乎由此得到了更恰当的辩护，当然，这一辩护隐含的前提是启蒙。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启蒙后、或者说哲学化了的世界中，因此，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和接受哲学，人们也需要哲学，需要哲学为他们提供一种心灵鸡汤式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家是意义的揭示者，他让人们明白大人物在心中所说的某些东西，他更新着他自己和其他人都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隐晦的不再是哲学，而是生活本身，暖昧的不再是哲学家，而是生活在暖昧之中的每一个人。但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都在事件中思考真理，他们共同反对根据教条而思考的自大者，共同反对不按真理而生活的诡诈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哲学家，哲学家与普通人不再有高下之分，他们只是清醒者与梦寐者、言说者与沉默者的差别:哲学家是警醒的人，是在言说的人，而普通人则沉默地把哲学的悖谬包含在自身之中:因为，为了完全成为人，就应该要么稍微在人之上，要么稍微在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