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曾两次提到不言之教，第一次是在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次则是在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笔下的圣人思想深远，处事玄妙，其行不言之教更是引发了无数的讨论与争议。圣人为何能行不言之教?不言这种教的方式是否与现实状况相违背?其施教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道德经》的相关研究中，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但是，基本上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不言之教反映了老子的文艺思想，即语言的空白反而更能调动读者内心的审美体验，且使作品更为含蓄蕴藉，真正达到一种简洁而丰富，意象有限而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有的则将不言之教视为一种教育方式，其与明显的说教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相对立，而是通过身教和自我教育等方式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发展。还有学者坚持老子的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对天下的教化，认为其可施用于政治，但不可将其仅仅认识为单纯的政治事务。本文以《道德经》王弼注为基础，希望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梳理，为该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何为教
《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教，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考诸先秦时期的文献，教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观念，在诸多文本中都有出现，如《礼记乐记》中认为：教者,民之寒暑也。《韩非子五蠹》则说：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论语子路》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教这一观念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且在这个时代，教意味着上行下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输过程，这和我们后来所理解的教化的方式是大体一致的，而作为教化而言，则往往与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施教者通常是权力的最高级王，而受教的对象则是权力的最底层民，教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预示着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教育之意，而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结构基础的、有着非常明显层级差异的具有政治导向意义的特殊教育形式，它所传递的是政治主张和社会价值。
二、言与教
人通过言语表达自我、抒发情感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言语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教的环节中，更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早在春秋时期叔孙豹就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将言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而在儒家传统中，更是借助言的力量为培养君子树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道德体系，其中包括仁礼中庸等核心概念的阐述。即使是口讷的韩非也仍奋笔疾书，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等文以言其志。
因此，圣人因其入道知常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疑成为拥有政治统治权的最佳候选人，而这也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说相一致。在确立了圣人治民的合法性之后，也就不难解释不言之教与圣人统治之间的关系了。圣人作为政治权力授予的合法人，从道出发，在行道的基础上挽回道，最终实现对于道的回归。在此过程中，不言之教的最终目是为了保证道在现世的实现。而圣人以不言之教作为他统治的方式与手段，为失道的现实格局提供一剂良方，使民在自然的过程中激发起其本身所具有的道的特性，从而恢复大道通行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