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主体性 新教伦理 扬弃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中新教禁欲主义对主体性原则的扬弃，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主体性的扬弃机制，而不是单纯的主体性原则。进而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原则只有经过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扬弃才会处于自觉、能动的“激活”状态，并对现代化产生现实的影响因而对于主体性的研究在关注其“形而上”维度的同时，还必须要关注于其现实发挥作用的机制。
尽管主体性原则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核心，但是如果说现代化完全是由主体性带来的，就不能站得住脚了。且不说事物的发展存在因果关系的多元化，同一结果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仅仅就主体性在实践中的负面作用而言，就不能把现代化的成功完全归因于主体性。那么，又如何解释主体性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呢?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主体性不过是一种形上学的设定，是为关照人而设的，是以“现代化”为“中轴原理”而构建的“工具理性”。后现代主义者把主体性原则从“最高原则”的宝座上拉下来，在他们看来，主体性不是普遍真理，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当然另一方面，像后现代主义那样绝对否定主体性的态度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毕竟在人类历史的进化中，主体性曾经发挥过实实在在的作用。其实，对于主体性的认识的差异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窥透它的本真含义，而是因为以往的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把主体性设定为“先验的存在”，从而遮蔽了其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属性。事实上，由于主体人的现实活动都发生于“此岸世界”中，因而必然存在关于主体性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当我们考察“实存”的主体性的时候，必然要看到，在主体性原则存在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与之相互对立并相互制约的另一方面，并且这个“制约方面”不仅仅限于客体本身，也包括与之相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主体性之所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因为它的制约方面的存在并与之构成合理的张力。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主体性的扬弃恰恰是主体性发挥作用的必要机制。
下面我们就以“新教伦理”为例，从考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对主体性原则的扬弃来分析主体性原则的扬弃机制。
西方现代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主体性的萌芽就是在这里首先产生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在这里匆匆而过，而在进行了“清教徒革命”的英国首先落脚。随后几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国家是实行新教禁欲主义的美国、产生过拿破仑专制的法国和被恩格斯称为“农奴制第二版”的德国，并没有意大利的踪影。在l9世纪末，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竟然沦落成为二流国家。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来对意大利的情况进行简要分析。l6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萌芽，那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恩格斯称之为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而研究文艺复兴的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称那个时代为“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地理大发现和对古代文化的挖掘整理扩大了人的视野，“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作为主体性原初形态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文主义首先表现为个人主义，“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此外，人文主义者追求人的完美，“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没有一部传记不在书中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的，而这些研究都超出了一般弄着玩玩的范围。就以布克哈特在书中所列举的一位人文主义者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特的例子来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确实是通古博今、文武双全、才艺俱佳、情感丰富的“巨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自己成为“完人”。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一切想做的事，人的理想和自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充分。朦胧的主体性意识开始从这里萌发，表现在：第一，“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自然客体和思想客体相对于自己的存在；第二，人们按照自己的相貌去描绘上帝和天使，使人们朦胧意识到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只有人才是创造一切的主体；第三，人追求自己才艺提高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对于支配力量的渴望；第四，人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这一点表明个体主体性的空前发展。当然，这时的主体还仅仅能称之为没有摆脱“必然”的“感性主体”，而尚没有达到康德所期待的“理性主体”。"
与意大利人性解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欧各国，恰恰是在禁锢人性的新教禁欲主义的襁褓中，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了。几乎就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同时，在意大利北面的欧洲各国出现了“北方文艺复兴”。和意大利世俗人文主义者相反，“北方文艺复兴”中产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热衷于对基督教原始教义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宗教改革。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实正是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前者反对禁欲主义，后者却把基督教禁欲主义推向新的高潮。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他的分析来看，路德和加尔文对形成所谓“新教伦理”的贡献是各不相同，而又紧密联系的。路德的“因信称义”把救赎活动从天国带到了尘世，是他首先赋予人的世俗活动以宗教道德意义，他认为“职业劳动是兄弟之爱的外部表现”，因为“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都为其他人工作”：至于修道生活，不仅无助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还是“放弃现世责任”，是“自私和逃避现世义务的产物”。路德首先提出“天职观”(Calling)的观念，但并不赞同禁欲主义。在继承路德“天职观”的基础上，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的思想，并且把宗教禁欲主义推向了极端。恩格斯说：“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加尔文教禁欲主义的严酷与苛刻，与基督教早期僧侣们的禁欲苦修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无实质的不同。它用劳动替代了修行，“宗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31同时又认为，不能为财富而追求财富，因为财富是出于冲动的获取欲，劳动、追求财富和成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得救”。此外，加尔文教反对肉体偶像崇拜、限制人的情欲，甚至禁止娱乐活动。“这种禁欲主义竭力反对的就是一件事情：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和这种享受所提供的一切。”[31“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用它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冲动的自然表现手段，那就值得怀疑：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不合理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当然应该受严厉谴责。冲动式的生活享乐既会导致人们逃避职业劳动，也会使人们背离宗教，因此无论它取贵族娱乐形式、还是平民百姓的舞厅或酒馆享乐的形式，都是合理禁欲主义的仇敌。”
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第一，宗教改革在以“因信称义”赋予人以一定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又以“预定论”对其加以限制，取消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如l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宣言(Westminsterconfession)第九章(论自由意志)第三节讲道：“人，由于坠入罪恶状态，已经彻底丧失了一切追求任何随获得拯救而来的精神善德的意志能力。”
第二，新教禁欲主义在剥夺了人的感官享受，使“人”成为“非人”的同时，又赋予人以理性，避免了人对于财富和享乐的非理性冲动，以宗教的理性关照在一定程度上照避免了“人为物役”的主体性异化现象。所以清教徒给人的印象一般来说都是“爱思考，冷静持重的人，并且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1310 0理性尽管仍然笼罩在宗教的阴影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了“我思主体”的前提条件。
第三，新教伦理赋予了人以“有限的”主体能动性。按照“预定论”的观点，人是否得到拯救是预定的、无法改变的，“按照上帝的判决，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天使和一些人命中先定永生，其他人则命中先定永亡。”[31但是，人可以通过勤劳工作和事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是得到拯救的那类人。这就使人部分地获得了主体性的特征之一，即主体能动性。"
马克斯·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也就是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但从我们上述的分析中，这种“新教伦理”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性，清华大学的万俊仁教授对此有一个精彩的论述：“耐人寻味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概念实际上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概念，毋宁说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甚至是充满道德悖论的概念系统。一方面，‘新教伦理’以一种改革的新型宗教形式(为了契合社会转型的解释要求?!)，表达了一种具有非市场化或反商业化价值取向的神圣德行伦理，在与商业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生活时尚的比照中，节俭甚至被亚里士多德认定为节俭之过度极端的吝啬具有了社会美德或‘责任伦理’的意义(作为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工具性德行)：另一方面，‘新教伦理’又以一种反传统的宗教形式，肯定了追求全钱和财富的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以至这种实质性价值目的本身同时具有了‘工作伦理’的目的性意义(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同质性)。这是一种奇妙的‘矛盾统一’：被韦伯称之为‘神召天职’fcalling)的‘工作伦理’与‘责任伦理’具有同样的神圣性，而‘节俭’美德所内含的社会道义论约束与珍重财富和金钱所依据的价值目的论追求也达到了某种现实的契合，获得了相同的伦理正当性和宗教神圣感。如此契合的‘新教伦理’使‘工作’(伦理)与‘责任’(伦理)达到了恰当的平衡，成为了‘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两个并驾齐驱的风火轮，给西方‘现代性’的社会转型以强劲的驱动力。”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从路德的“因信称义”到加尔文的“预定论”，再到“新教伦理”和“合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一个正题一反题一合题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文化悖论”也是文化折衷的结果。从这种“文化悖论”所体现出的内在张力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推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并不是单一的“主体性”原则，也不是仅仅有“资本精神”在起作用。现代化实质上是在多种文化精神不断分裂，又不断组合、相互扬弃的过程中出现的“人类文化基因变异”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新教伦理”即是以基督教原始教义对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人的主体性进行扬弃的结果。所谓“扬弃”，在这里意味着运用宗教的理性精神对主体性进行改造和完善，经改造后的新教伦理，既包含了人的主体性意识，也包含了对主体性的制约，这是一对矛盾对立的双方，但是又交织共存于同一理论体系中。由此可见，“新教伦理”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而是经过“宗教价值理性”扬弃后的“新工具理性”；它实际上是把主体性贯穿在宗教之中，宗教在其中也不仅仅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的作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以宗教的威慑力起着制约主体行为的作用。
在以上文字中，本文比较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新教主义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命运，旨在说明的是：我们在理解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主体性原则的时候，只能就其能动的意义，在主客体对象性关系中来理解，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在主体性原则存在的同时必然有一个或若干个与其矛盾着和对立着的社会意识来和它相生相伴，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争，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在循环往复的辩证否定中促进主体性的自我完善，进而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主体性丧失了矛盾对立面，那么它自己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依据，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异化现象。因而，对主体性的扬弃恰恰是主体性发挥作用的必要机制。由于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世界各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主体性的扬弃应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扬弃不等于抛弃，而应该是辩证的否定。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不同民族而言，在引进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应该针对本国国情，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站在本土所拥有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立场上来确定对其应该采取的态度。没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互动，即缺乏矛盾对立面的主体性，必然会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对主体性实行扬弃恰恰会“激活”主体性，使其处于活跃的、能动的和自觉的状态，在否定和被否定的双向运动中影响主体的价值判断，引导主体的社会行为。在激励主体创造精神的同时，也制约着主体的非理性冲动；赋予主体以自由意志，而又帮助主体摆脱“必然”的纠缠。
对主体性的扬弃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形成像“新教伦理”那样一套“道德悖论”式的理论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存在着两种相互制约的因素。“个人主义从希腊经宗教改革到近代的形成和发展，其始终关注并生长于个人与团体间的张力，从而以个人灵魂自由为起点在宗教边缘确立了宗教伦理影响下的自律的禁欲观念。这种以个人获救为动机的个人主义，因受宗教伦理的约束，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经济自由主义层面上个人以获利为动机的经济行为，而将之看作必要的增加上帝荣耀的俗世努力。”另一种是双方形成一对矛盾统一体，相互斗争，相互扬弃，多次循环往复地进行彼此之间的辩证否定，在矛盾斗争中推动事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立的双方分阶段地进行相互否定，一方可能在现代化进行的某一阶段应时代的需要而占上风；而另一方则在另一阶段占上风，在否定中双方不断地彼此吸收借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各自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阶段性地推进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因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的时候需要以激进的方式，运用“工具理性”来推动，有时候又需要进行以继承传统为主导的价值整合，使现代化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对中国现代化早期来说，主体性原则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扬弃而形成具有时代性标志的“革命伦理”，而今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再次复苏，挖掘新的文化资源来寻找扬弃主体性的依据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主体性，不仅应该放在“形而上”的层面来研究，而且应该跳出独断的哲学话语，并就主体性在“此岸世界”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或许这样才会拨开笼罩在主体性之上的“形而上学”的迷雾，并结合世界上不同民族被知性与超验文化传统所支持的回答有关终极存在问题的不同“文本”，为主体性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就中国现代化而论，就是如何将主体性与具有知性文化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进行整合。当然，要把主体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的存在整合到一起并非易事，它涉及到不同的哲学价值体系彼此沟通和理解的问题。上世纪早期，以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家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在中西哲学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对话方面曾做出巨大的努力，然而不同文化价值的整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或许它将像哲学本身那样“总在途中”，然而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扬弃机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