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符号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符号学固有的特征是社会集体性，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是一种意指形式，因此，以符号学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索绪尔曾把语言区分为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社会性∕个体性），以符号学为准绳，确定整体语言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因为它具有社会集体性；叶尔姆斯列夫则以图式∕习用替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认为图式、习用两者均具社会性；罗兰•巴特即经由叶尔姆斯列夫这一环节──语言的图式∕习用支配着符号的结构、运作和意义，从而颠倒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理论，改变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运用语言学模式──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分析一切意指现象。其中句子是典型的横组合段。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与意识形态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是一致的，句子因此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和对象。纵聚合关系则对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作出分类。直接意指直显真实（语言的真实），它转移为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或者说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负载、蕴含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它凭借自身负载、蕴含的直接意指实现意识形态的“天然性”、“真理性”的幻象。含蓄意指的能指的常数是修辞学，或者说修辞学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含蓄意指的能指或修辞的手段或意识形态的意指面貌，是语义转变、偏离、扭曲。这是实现意识形态幻象和揭露意识形态幻象的途径。因此，文化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学研究。
[关键词] 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罗兰•巴特；横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句子；含蓄意指；意识形态
一
索绪尔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之和，亦即抽象的语言系统及其具体使用的总体，看做群体语言（le langage）。他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剥离开来，这是创举。在索绪尔看来，之前及当时的语言学都在研究个体语言，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因为个体语言不具有同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罗兰•巴特承续索绪尔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二分，也关注整体语言的社会性，却将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一颠倒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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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索绪尔语言理论及其对法国文论和思想的引生”（02CWW001）和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及未刊札记研究”（01FYY001）。
[作者简介] 屠友祥（1963-），男，浙江萧山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思想与批评理论研究。 a)一种纯粹的形式，对其确定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
b)一种物质的形式，由已定的社会实现来确定，但依旧可以不管（物质）表现的细节；
c)一种单一的习惯总体，特定的社会采取了，并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cf.[2]（p81）
叶尔姆斯列夫将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图式（schéma），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模范（norme），习惯总体的整体语言称作习用（usage）。模范决定习用和言说，只有先有习用和言说，而后才有模范，这是单边依存性；习用和言说之间则为双边依存性；言说、习用和模范决定图式，包含在物质里的变数决定纯粹形式的常数，这也是单边依存性。
模范
决 决定
定 图式
习用 言说
双边依存性
cf.[2]（p87）
这是叶尔姆斯列夫为整体语言编制的清单。
叶尔姆斯列夫依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归结出个体语言区别于整体语言的三个特性，一为个体语言是实施，不是制度；二为个体语言是个体的，不是社会的；三是个体语言是自由的，不是固定的。这三个特性缠结在一起，所有实施不一定都是个体的、自由的，所有个体的不一定都是实施、自由的，所有自由的不一定都是个体的。但这三个特性对界定个体语言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从个体和社会的区别与自由和固定的区别中作出抽象，来思考实施。同时，就导致了仅仅把图式视作制度，把其余一切都看做实施。”[2]（p88）言说者运用整体语言（图式）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这需经组合，索绪尔把组合（les combinaisons）与机制（le mécanisme）区分开来参见[3]（p35），这种心理－物理机制使言说者能够把这些组合表现出来。图式的实施物、表现物就是个体语言，索绪尔把心理－物理机制纳入或限于个体语言的框架，把“音位学”仅仅看做编列在个体语言清单内的学科参见[3]（p60）。叶尔姆斯列夫觉得正是这点处在基本边界上：纯粹形式与实体、非物质与物质的边界上。这等于说“制度理论简化为图式理论，实施理论包含了全部实体理论”[2]（p88），实施物为模范、习用和言说。三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归并为、构成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物：习用。模范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抽象，言说相对于习用来说是" 种具体化。“只有习用才是实施理论的对象，模范实际上仅仅是种人工构造物，言说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材料（证据）。” [2]（p89）因此图式的实施必然是一种习用：“集体的习用和个体的习用。”[2]（p89）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寄居于每个人大脑中的社会产物，是种一般产物，具有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个体语言则是对社会产物的个体实施，是个体机制对整体语言规则（亦即组合）作出的表现或发出的回应。“实施处于个体状态，在彼处我确认个体语言的领域。”[4]（p78）而叶尔姆斯列夫经由这种进一步的剥离工作，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作为图式划分出来，把模范、习用和言说划作实施（对图式的实施），进而将模范这一人为构造出来的抽象物和言说这一短暂存在的具体物（也就是索绪尔所谓的个体语言、言说）剥离掉，留下了或者说凝聚为抽象与具体、个体性与集体性兼具的习用，作为实施的代表，以图式∕习用来取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这把索绪尔原本截然区别开来的社会性∕个体性的两分化解了，消融了。“完全可像把个体语言看做整体语言的证据一样，把言说看做个体习用的证据，转过来把个体习用看做集体习用的证据。”[2]（p89）叶尔姆斯列夫虽则把图式∕习用看做符号学根本的唯一的细分，但我以为这实际上将原本是社会集体性和形式化的代表──符号学凝缩为图式，使之更趋形式化，乃至绝顶，同时凸现习用的社会集体性，或赋予习用社会集体性，这是对索绪尔学说的创造性改变。 索绪尔屡屡说整体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参见[3]（p169），他曾举下棋的游戏作譬，只有棋子之间的位置与数目是重要的，棋子的材料无关紧要，这与叶尔姆斯列夫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相近，或者说叶尔姆斯列夫心目中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就是索绪尔所谓的抽象的整体语言。而索绪尔认定“凡关涉到形式的一切事物，必定都归属于符号学”。[6](p1
1
4)形式是符号学的标志。叶尔姆斯列夫则将形式移易到图式和模范上，移易到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和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上，同时将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剥离出去，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图式）作为形式的代表，实际上已隐隐然从符号学包含语言学转移为语言学包含符号学。
这与叶尔姆斯列夫“视所有科学皆辐辏于语言学”[7]（P78）的观点直接相关。语言学是各门科学的途径，它提供理论思考的对象和工具。语言是人类精神及思惟的居所和居住者，是存在的所在。语言有它的有章可循之处、稳固坚实之处，那就是传达概念和判断的词语和句子。通过它们，通过明确而日用的居所，人类把握到自身精神及思惟的存在本质，触摸到观念的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无意识特性。
经由心理学和逻辑的解释，（科学）在语言中探寻人类精神的变和人类思惟的不变,前者居于无常的生命和语言的变化中，后者居于语言的两类公认的符号──词语和句子之中。……语言被设想为一个符号系统和稳定的实体，被认为提供了打开人类思惟系统和人类精神本质的钥匙。语言被设想为超越个体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描述出观念的特征。……鉴于此，语言甚至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时候，其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途径：通向知识的途径，知识的主要对象居于语言本身之外，虽然也许只有通过语言才可完全到达。……语言在此是通向先验的知识的途径，而不是内在固有知识的目的。因此，对言语-声音作物理和生理的描述，容易变质为纯粹的物理学和纯粹的生理学，对符号（词语和句子）作心理和逻辑的描述，易于变质为纯粹的心理学、逻辑学和本体论，因而语言学出发点从视野中消失了。[7] (P
4)
正因为语言是存在的所在，人类研究语言，同时也就研究了人类的精神及思惟。人类的精神及思惟有笼罩、消融一切的力量。各门学科会聚于语言学，原本就作为通道的语言学在其中似乎淡出了，其他各门学科倒凸现出来，但与其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说语言学变质为各门科学，还不如说语言学挟人类的精神及思惟之势消融了各门科学。这种消融的力量就是图式，就是那不变之物。
语言理论……必须寻找一个不变之物，它不是锚定在语言之外的某种“现实”，这不变之物使语言成为语言，而不管这语言会是什么样子，这不变之物使特定的语言在其所有表现上与自身一致。当这种不变之物被发现和描述，它就会投射到处在语言之外的“现实”上去，而不管这种“现实”会是什么种类（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的，本体论的），因此，即使考虑到“现实”，语言作为意义的中心点依旧是主要对象──不是作为聚集，而是作为有机整体，与作为主要原则的语言结构结合在一起。[7]（P8）
图式使语言成为语言，使物理、生理、心理、逻辑、本体论的现实成为物理、生理、心理、逻辑、本体论的现实，这一切也可以说是符号学现实。图式与语言结构合一，含摄了符号学结构，把它们统统归于语言，归于使语言成为语言的图式。这使其他结构都向语言结构靠拢，拿它作参照和比拟。图式便成为纯粹形式的科学之物，成为抽象转换的结构。“从文学、艺术、音乐和通史，一直到逻辑学和数学的研究，为许多原则确立一个共同视点看来是有效且必要的。从这共同视点，这些科学集聚于从语言学角度界定的问题框架内。”[7]（P108-109）
二
那么，叙事这一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呢？格雷马斯（A. J. Greimas）称之为行动元类型（la typologie actantielle），它使行动统一起来，使之容易理解，同时我们也可据行动了解人物。照语言学结构分析起来，主语是人物，属代词及名词（名称）的语法范畴。托多罗夫从《十日谈》抽象出叙事语法，认为“语法是制定撇开具体言语的话语规则”。[10]（p177）而《S/Z》五种符码中的意素符码，罗兰•巴特则专门用来指出与人物直接相关的所指，它是人物的声音。这些意义化合起来，辐辏于某个专有名称，这时候就创造出了人物。专有名称起磁场的作用，把诸多意素聚合拢来，仿佛磁化了一般，因而具有了传记的发展时态，把时间和心理的意义赋予了人物。这种磁化特性展现了名称的经济功能，或者说替代功能。“名称是一种交换手段：经由确定符号和总量之间的等价关系，名称使某个名目单位能够替代一群特征：这是个巧妙的计算法，价格相同的商品，精要之物比庞杂的一大堆，显得更为可取。”[11]（p183）罗兰•巴特尤其关注普鲁斯特的专有名称理论。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第十四章“人物的名称”及《在斯万家那边》第二卷第三部分“地名：名称”对此作了大量讨论。专有名称的经济功能在普鲁斯特那里成为压缩功能、包裹功能。名称是人物要与之相融的真实环境，又是压缩而蕴满香气的珍异物品，须如花一般绽开。“……轻巧地解开习惯的细带子，重睹盖尔芒特这名称初见时分的清新……”转引[12]（p1371）这环境和物品，这专有名称，是起着意指功用的符号，“包孕着茂密的意义，任何习用都不能简化、压扁它，与普通名称不同，后者经横组合段仅仅呈现出一个意义。”[12]（p1371）专有名称这时摆脱了横组合段的束缚，获取了纵向聚合的诗性的隐喻意义。罗兰•巴特在此借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揭示出专有名称的包孕与压缩功能。反过来，正如句子在理论上可无限催化一样，专有名称也是能无限催化、无限扩张的，这需经由寻找的过程、解码的过程。罗兰•巴特认为整部《追忆逝水年华》都是出自若干个专有名称。“盖尔芒特这名称是小说的框架。”（《盖尔芒特之家》）转引[12]（p1372）作者进行编码，叙述者、人物进行解码，但它们都是主语、想象的主语，因为它们都是符号，对不在场的事物进行摹写、虚构，令不在场者出场，创造了事物的本质，使之成为施动者。然而现代写作的标志在罗兰•巴特眼里则是不回答“谁在说话？”[11]（p239）这个问题，也就是不确定语言背后的主体，不探究作品为什么如此的原因。这侵蚀了专有名称的实在本质，明显的特征就是将名称（人物）的年代顺序错乱了，使之失却传记的时态。人物没有了传记的存在时间，也就没有了持续而稳定的意义。这时候人物（personnage）移易为形象（figure），形象不是横向的种种意素的化合或组合，而是一种纵向聚合的象征结构，游移不定，人物便没有确切的意义。没有确切而稳定的意义也就意味着人物丧失了专有名称，人物（或者说主语）虚化了，消蚀了，成为“形象经过（和回复）的场所” [11]（p148），也就是成为象征关系配置的场所，成为差异往返的通道。 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使它成为结构和整体的样式与保证。同时经由重复和固着，可从纷繁的句子抽取出数得清的句式，有限的句法结构又可以转换出无穷的句子。如此，意识形态具有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与句子所蕴含者是一致的，句子便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文化意指分析即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及对象。朱利叶̶" 6;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称“每一意识形态活动均呈现于综合地完成了的语句形式中”，因为句子横组合层面的连续性流动造成的自然感，正是原本为文化之物的意识形态想以自然面貌呈现的最佳掩饰，我们分析意识形态活动，也正可从句子入手。罗兰•巴特觉得还应自相反的方向来理解克莉斯特娃上面那句话，“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14]（p61）而且句子也总是“作为意识形态之物来揭露”[15]（p108）。在《艾骀，或名以字的样式》，罗兰•巴特以为独立而毫无关联的字是最优雅而洁净的，是语言的原朴状态，若按顺序排列成明白可解的词，出现了组合段，堕落或意识形态的沾染就开始了，句子这组合段的典范更是堕落的极致。参见[14]附录（p133）因此，实验写作使自身处于句子之外，不再以通常完整的句子面目呈现，是对句子的主语谓语骨架的拆解，对其完整性、自足性的拆解，也是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拆解。罗兰•巴特经常举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的写作来说明这点参见[14]（p16, p41），索莱尔的句法不再是符合逻辑的单位，不再是句子。另外，罗兰•巴特《福楼拜和句子》举出作家的三种修改方式：替换、删除和增补。前者属纵聚合关系，后两者处在横组合关系层面。罗兰•巴特在小注里引福楼拜的言语，谈及如何连接各种观念，使它们由此及彼自然地引生出来，福楼拜道这是“残酷的艰难”，“真是障碍重重！”[16]（p1381）福楼拜意识到观念的真正状况与句子进行的流动性连接无法榫合，因此没完没了地删除、紧缩，但福楼拜简省到句子的主谓结构便停止了，没有进到索莱尔的地步。同时，福楼拜觉得句子这样又太紧缩了，继而将它们拆松，没完没了地进行扩张。福楼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句子的完整性，消蚀了它的完成力。这正是罗兰•巴特视福楼拜开始具备现代写作特征的地方。
三
在1964年11月《传播》杂志第4期“符号学专号”引言中，罗兰•巴特说纵聚合关系法则是“对含蓄意指（connotation）诸单位作分类”[8]（p1413），那么，这是就意指系统、符号系统而言的。含蓄意指相对于直接意指（dénotation），叶尔姆斯列夫据此析离为三种符号学。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结合起来，才构成符号，那么，这是直接意指符号学；若一种符号学，其表达层面（能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含蓄意指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s）；若一种符号学，其内容层面（所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7]（p115），即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波兰逻辑学家Alfred Tarski则称之为元语言，罗兰•巴特《符号学基本概念》就采用元语言（le méta-langage）（或译释言之言）这术语。但叶尔姆斯列夫对含蓄意指符号学和元符号学的界定只是临时的，因为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只是相对而言，且相互关联，界限并不固定，然而也可见出含蓄意指符号学偏重于表达层面的描述，元符号学侧重于内容层面的描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那么，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能指）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同样，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则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所指）本身即成为一个意指系统。叶尔姆斯列夫称这般意指系统为含蓄意指者（connotator）[7]（p118）。含蓄意指者是第一意指系统，由此衍发出第二意指系统：含蓄意指系统。我们已知含蓄意指的能指实即直接意指系统，而含蓄意指的所指又是什么呢？罗兰•巴特说是“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5]（p1518），具有普泛性、统一性、弥漫性。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依叶尔姆斯列夫对形式的界定③），而修辞学是含蓄意指者④的形式。”[5]（p1518）这一断言实为罗兰•巴特意识形态分析或文化意指分析的关纽。
在绝壁药房（le pharmacien de Falaise），布法和白居谢使枣膏经受水的测试：“它呈现肥肉皮的景象，这直接表明了明胶的存在。”直接意指在此是种具有科学性的神话：语言的一种“真实的”状态，仿佛每个句子内部皆含具某类词源词（étymon）（源起和真实）。直接意指／含蓄意指：这一成对的概念" 仅流通于真实之域内。每需检测某一信息（使之真相显露）之际，我便使其居于某种外部世界的实例状态，简化为不雅的肉皮之类，这构成其真实的基质。对立因而只在与化学分析内的实验相类的批评工作的界限内产生作用：每相信真实存在之际，我就产生直接意指的需要。[15]（p71）
1949年秋，罗兰•巴特去埃及亚历山大教法语，与格雷马斯相遇，第一次听他谈及索绪尔，并开始读索绪尔的书。[18]（p124）1954至1956年间写作《神话集》，则集中运用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当然也是经过了叶尔姆斯列夫的中间环节。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4]（p139），“社会事实”、“集体意识”之类概念均来自涂尔干（Emile Durkheim）。罗兰•巴特把“神话”视为“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19]（p1183）[20]（p7），这同样是从涂尔干社会学中借用的术语。神话是一种集体行为，也是“一种意指形式”（un mode de signification）[20]（p193），这种意指形式的特点是颠倒，亦即把社会和文化之物逆转为“自然”之物。“神话什么也不掩盖，它的功能是扭曲事物，而不是使之消失。”[20]（p207）凡是使用这般意指形式的，都是在制造神话。神话成了社会习惯和意识形态。神话之所以能够构成，扭曲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神话的形式（含蓄意指的能指）已经由直接意指的符号形成了。直接意指的符号具有能指（形式）和所指（意义），它转为含蓄意指的能指（形式）的过程，就是在保持直接意指的能指（形式）不变的情况下，扭曲、改变直接意指的所指（意义）的过程，使同样的能指形式负载不同的所指意义，而这所指意义得到集体的认同，就成为意识形态。
与意识形态（含蓄意指的所指）相应，含蓄意指的能指称为含蓄意指者。各类含蓄意指者的集合处在聚合的、隐喻的领域，有各种能指可供选择，因而是种修辞学。如此，“修辞学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21]（p40）
可将修辞学作为语言的含蓄意指的层面来界定；修辞学符号的所指很久以前由各种不同的“风格”构织而成，凭借规则，现今就凭借文学概念，以识别风格；修辞学符号的能指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单位（多半要比符素大），在很大程度上与修辞格相契。 第二组，或意合法（parataxes）组，包括种种得到编排的偶然性，可影响“正常的”句法组合序列（ABCD……）：中断（错格句），落空（顿绝法），拖延（中止），缺失（省
略法，连词省略），扩充（重复），对称（对照，交错配列法）。[22]（p959-960页）
[注释]
②详细阐述参见拙文《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与意图》，《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叶尔姆斯列夫所谓的形式，指某种表现形式中的常数、不变者。参见[7]（P12，p50）
④这里指含蓄意指之能指。但在叶尔姆斯列夫及罗兰•巴特其他论述中，含蓄意指者或指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指含蓄意指的所指，或两者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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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Saussure, F. d.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p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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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sure and Roland Barthes:
The framework of the mode of 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alysis
Tu You-Xiang
(Literature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PRC)
[Abstract] The semiology has been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It is fit for semiological mode to analyse ideology, because the social collectivity is the internal character of the semiology, meanwhile the ideology is a collective conscience and representation, a mode of signification. F. d. Saussure distinguished la langue and la parole (sociality / inspaniduality), he took semiology as criterion to determine that la langue is the object of linguistic study, because it has the social collectivity; L. Hjelmslev substituted schéma / usage for langue / parole, he thought both schéma and usage have sociality; Roland Barthes depended on L. Hjelmslev’s theory ── the schéma / usage of the language govern the sign’s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signification, he inverted Saussure’s declaration: linguistics is a part of semiology, it is semiology which is a part of linguistics. Thus, he applied linguistics’ mode: the syntagmatic order and the paradigmatic order, to analyse all the fact of semiology, the phenomena of signification, in which the sentence is a typically syntagme. The sentence is complete construction, it is latent power of accomplishment. It accords with the ideolog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 of repetition, fixed and accomplishment; therefore, it becomes the model, channel and object of analysis of 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d ideology. The paradigmatic order is the class of connotation units (signifiers or signifieds). The denotation denotes verity (language’s verity), and transfers itself into the signifiers or the signifieds of connot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signifiers or the signifieds of connotation loads the denotation. The ideology is the constant of the signifieds of connotation, which realizes the verisimilitude of ideology by means of the denotation. The rhetoric is the constant of the signifiers of connotation, i. e. it appears as the signifying aspect of ideology, which is a semantic conversion, deviation and deformation. It is this which realizes the phantasm of ideology, meanwhile, unveils the phantasm of ideology. So, we can say that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signific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research of ideology and rhetoric.
[Key words] Saussure; Hjelmslev; Roland Barthes; syntagmatic order; paradigmatic order;
sentence; connotation; id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