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18页。
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页。
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同上第15页。
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同上。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27页。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5－16页。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现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4页。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22页。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5页。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同上第31页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8页。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这些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数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由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力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三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 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1、30页。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权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我们还不能不正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直至19世纪，中国文化还没有提供从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要的理论。中国是在缺乏应有准备的状况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大门被冲开后一再发生的进退失据的现象，既是对新事物的无知，又是旧的羁绊未除。新的理论指导成了历史的紧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务、筹划新政的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9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提出足以成为行动纲领的方案。当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比较切实方案的仅有冯桂芬、郭嵩焘等人；而郭氏的建议递交后又被湮没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唯一得以传播的是冯氏的《校庐抗议》。它的“鉴诸国”和“一于和”恰恰又与赫德、威妥玛的建议如出一辙。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议论不啻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当头棒喝，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说，这也是洋务思潮初起之际的重要文献。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下发中央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又令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当时就曾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草就《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这封信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据王庆成先生惠赠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王先生的考释(未刊)。郭嵩焘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直接回应。《郭嵩焘日记》(二)第608－609页。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其影响更大了。因此，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似非过誉。
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也与他们建议与各国和睦相处，破成例和旧法，学习西方一脉相承。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有一段名言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书局。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玛的建议中不是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吗?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有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还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已经很难揣测。有一条却可以肯定，他们不过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人们所理解，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评论他们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作为外交官处理两国关系的交涉，内容和背景都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所论的仅限于同治年间的一次建议，且限于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局外旁观论》开宗明义说：“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万国公报》三六卷第119页。他们所以能提出那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秘密就在于他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巨人身上，体现了两种文明的时代差别。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就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
他们的纯宗教性的活动如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质，这些洋教与中国民间流行的释、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属难分轩轾。但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善行，例如救灾和施医舍药。西方近代医学，包括人体解剖这些基础学科的传入中国，是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劣迹。例如，欺压民众，纵容教徒为非作歹，敲诈官府，等等。当西方侵略者大军压境之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提供情报，参与策划，不一而足，直接成了侵略军的一员。
这些报刊和书籍除部分宗教宣传品外，总的说来是大有益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这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积极进行启蒙活动的成果。可以说，90年代以前，在一些开始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的官僚支持下，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不但是当时的官方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支柱，还主动做了大量□译和介绍西学的工作。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办学、办报，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于光绪七年(1881)初一连几期登出广告，命题征文。五个题目是：
“一、富国要策 总言振兴中国。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风水辟谬……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学则效西法，交友西人。
一、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万国公报》六三三卷第292页）
这五个要点实际上可以概括这批西方人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实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要摆脱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和专制统治的束缚，向以商品经济、使用机器和民主政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思想启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否则，就不可能造就和团结一大批志士为推陈出新而努力奋斗。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热衷于“大誓群臣”，为此一再拟疏上奏，却没有想到要从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绅，讲习新法，以理服人，减少阻力。这表明尽管戊戌前后变革维新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甲午战前的状况所可比拟，但那时包括西方在华人士在内的启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历史性贡献和值得珍视的特点。只要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究竟传播了什么，他们的历史功勋就会昭然若揭。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
这些西方人士是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来到中国的。任何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19世纪的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处理这两大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便成为颇为复杂的问题。
总的说来，他们在文化问题上力求避免刺激中国当局。在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上多次登出变器不变道的言论：“独是所变者治法而已，至三纲五常忠孝友悌礼义廉耻为天下古今所由之达道，则仍万世不变者也。”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富》，同上六四五卷第399页。虽然他们总的倾向是强调学习西方，主动变革，不能泥古不化；但这些言论也表露了他们谨慎地与当道认同，冀图说服他们变法的心情。从上述态度出发，他们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值" 得重视的见解和忠告。
从明季输入西学开始，中西文化的差别便成了中西人士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窘相毕露，这个话题又以中西贫弱与富强差别悬殊为背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首先，他们把虚妄与真实看作中西学术内容的主要差别。他们说：“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韦廉臣：《泰西格致诸名家有益于国序》，《万国公报》第十四卷第8页。这里实际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比对宋明理学。严格说来，两者有不可比之处。但从这两个不同类型文化的总趋势看，确实一者着力研究客观世界，一则沉溺于故纸堆，甚至空谈心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区别又是准确和深刻的。
其次，他们还注意到了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别。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不足：一是“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二是“惟知学古训”，“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3、28、29页。从今天对中西文化差别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看，这些见解不过是常识。但在100多年前，当多数中国士子对此仍茫然无知之际，这却是适时的探索和忠告。
他们的思虑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些差别的性质规定为时代性。他们指出：“我西国百年以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穷理论》，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击中国习惯于率由旧章的同时，他们反复宣扬伴随着西方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的变革。他们指出，中国士人“向遵古训……西国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万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慕维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页。于是，中西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被还原为古今不同时代之差。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预期中西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道同风。”这是上述理论的直接延伸。他们说，当时已是“联五洲并二极”之时，一切“要质诸天下之公是公非为准绳。”台北鹭江氏：《说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页。“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作为传教士，他们自然期望广其教于中国，这是所谓“一道”的重要内容。但是，除去这个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学呓语，其“一道同风”的主要内容是期望科学和治国之道的统一。所以，他们一再宣扬：“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页。在当时，这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走向富强的合理主张，尽管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治国之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无视中华民族的特点而鼓吹“全盘西化”呢?为了得出准确的答案，必须考察他们是主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
富强之路安在
洋务运动是围绕着富强这个轴心转动的。朝野上下都在议论如何才能富强。西方在华人士也围绕着这个中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们甚至感慨万千地说曾为此“焦唇敝舌”!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意见究竟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洛伊木马，还是有益于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箴言?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究的问题。
第一，要富强就必须全面、认真地学西方。
洋务运动追求的富强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的。当时，世界上只有这些国家才称得上富强，而中国的贫弱也正是在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和对比中一览无遗的。因此，西人在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中开设“富国策”一类课程，在报刊中发表文章都把学习西方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通道。“处今日之时势而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选录《申报》)，《万国公报》六六五卷第128页。这是当时在华西人和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差别仅在于学什么和如何学。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强的基础；要求富必须学习西方，致力于开矿、修路、办工厂和发展贸易；为此就要有人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刻不容缓；而要使上述要求成为现实，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解决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员守旧不变，不愿借法自强的问题。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孤立求强的洋务方针，遭到他们反复抨击便是意料中的事了。狄考文说，清政府“独取新学问可以强兵……殊不知各国创造军器之法皆恃文人之变化，层出不穷，日显精妙。如中国徒法西人之旧式，而不求兴学校，独出新奇，吾恐强兵之愿终难偿也。夫学问固有益于武备，然而学问之大福见于太平之世者十居八九。”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错误》，同上六五四卷第30页。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至90年代初屡见不鲜的这类批评，表明在甲午战争前，他们已一再为洋务运动敲警钟。
辛亥革命后，严复回忆上一世纪80年代“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二册第352－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这是来自西人的又一次切中肯綮的箴言。可惜，热衷洋务的官僚们对诸如此类的意见都充耳不闻。
第二，反对官办路线，倡导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有两条奉为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一是以购买军备和办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为主，精力和资金大部分消耗在这些项目上。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点正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致命弱点。
在华西人除了对以军事为主的方针不以为然外，也一再劝喻当道，官办的弊端层出不穷，应该改弦易辙，走以商办为主的大道。
其次，他们反复鼓吹应该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他们一再以欧美各国为例，说明应该依靠民力去发展经济。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国家与民同乐，即与民同利，独享其乐，独专其利，美国家不为也。即如造轮船，开铁路，民力所能为者，听其好自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间资本不敷，发国帑助之可耳。”《利民之政》，《万国公报》三四二卷第580页。由于指导思想不当，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便遇到官办军事工业的资金难以为继的难题。出路何在，众说纷纭。针对这个情况，他们便对比中西，说明困难的产生就在于清政府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错误道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写道：“中外殊风。凡举大事、兴大利，中凭乎官而事多难举。外则凭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开矿铁路等事，地属何人之界，即事属何人所办，惟上输国课而仍藏富于民也。”因此，要解决资金困难，出路仍然在要依靠本国商贾：“中华如有事而需用，何必贷诸外邦耶!富商大贾中国非鲜……即如上海亦有华商口轮船等均有股份，惟隐匿其名而不显露恐有碍难口耳。”问题是要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之相信经营工商图利“毫无窒碍……则心可安而力可助矣。”慕维廉：《公报弁言》，同上五卷第687页。这是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与洋务运动推行的路线有别的另一种主张。
第三，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提倡计算和提高经济效益。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指导。19世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富强的典范，但对这个制度所知极为有限。在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介绍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理论。填补这个空白的正是西方在华人士。
分工、资本、工价、地租、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经济范畴，他们都根据西方通常的观点作了常识性的介绍。他们的介绍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中心。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道：“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艾约瑟：《富国养" 民策》，同上四十三卷第10页。很明显，他们也力图以经济自由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如海内外许多学人所指出，甲午战争以前，从客观条件看，中国确实存在着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转化的机会。他们推崇的经济自由理论有助于冲刷阻碍中国前进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专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经济观念。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操作方面，他们也介绍了一系列实际知识。例如，银行和公司的有关章程，货币的统一和发行，建立有预算、决算制度的现代财政，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等。他们甚至还介绍了劳资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以及合作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为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作准备。
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当80年代初，有些筹办中的企业顺利实现了招股计划时，他们就提醒必须十分注意防弊兴利：“如其任事非人，弊日丛而利日绌，或更见弊而不见利，附股者灰心索意，将来别有兴作，欲如今日之章程甫出而股份挂齐，不可得也。”《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选录《申报》)《万国公报》七二九卷第164页。他们还一再提醒筹办企业必须做好市场调查，计算未来的产销状况，同时尽可能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1878年，左宗棠力主兴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还在筹办之中，他们就坦率地说，此举“无益而有损”。原因一是官办有很多弊端，德法等国“织布之局亦由民自为之”；二是“夫开局甘肃也，只为一省之用，所用几何?……苟开局以后，其货若欲装运他省，未免路程寥远，装费浩繁……或曰局必衰，本必亏，或曰本资出于国家税饷，设竟亏本，弥补不易，定非重担压肩者乎?”《中国拟开织呢局》，同上五五卷第58页。也就是从市场容量、经营成本和官僚资本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端等方面预告了这类企业的失败。可是，左宗棠不听善言，一意孤行。1880年这个企业勉强开工，一半以上的机器便处于闲置状况；加上水源和原料无法保证，日后更每况愈下，1883年夏就不能不停工了。139万银元就这样付诸东流!
第四，力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
70年代，日本藉故侵扰台湾后不久，开发和保卫台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在华西人甚至提出了类似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台湾一岛孤悬海外，隐然别一天地，其地幅员辽阔，物产繁丰，惟商舶货□往来尚少，近有欲拟请当道准免出入税饷，以旺贸易而广招徕，将见商贾云集，且可大兴种植，辟地聚民，则不出三年而台地必当改观。”《闽省船政并拟仿照各国专尚艺术说》，同上五四卷第48页。这不同于当时的租界，对于苦无资金的中国说来，应该说是可以考虑的开发边疆的一个方案。
不能忽视的是，在提倡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他们力主中国应该自力更生。
他们首先强调，一个国家“强弱之故皆由自致者也。”北京一知子：《论中国观今之势》，同上六一七卷第145页。“窃思中国若势力日衰，良由官方未能尽饬。”慕维廉《关爱中华第三书》，《万国公报》四九七卷第645页。这些意见不但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表达了这些西方人士希望国官方振奋精神“借法自强”的善意。
与此同时，他们反复呼吁应该以同西人争利的观点，积极发展各种工矿和交通企业及海内外贸易。例如：中国应该采煤炼铁，“必取铁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可以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亦可以售于西人以夺其利矣。”又如，中国各处有金、银、铜矿，“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再说，“西人贸易于中国者，不过以疋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应“令民间自立公司，购买轮船，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装载各物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甚溥。”《中国为利薮论》，同上五九卷第114页。这是1878年在华西人发出的呼声。在此以前，有些洋务派官僚和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这些呼声的价值不在于它提出的时间是否在先，而在于当这些要求远未成为现实之际，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有一批不同于侵略者的西方人期望中国富强的夙愿。
革新政治的劝牖
同中国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一样，在华西人谈及中国摆脱贫弱不能不涉及为此遇到的首要障碍——腐败落后的官僚专制统治无法适应现代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革新政治也就成了他们不能不议及的问题。
各级官吏的腐败则更为严重。他们“一为利所夺，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莫维廉：《首论中华前行之事》，同上五一四卷第184页。“当今之时，上下交征利，隶胥猛如虎狼，每遇讼事，需索不已，投之以监，而守监者先行凌辱，后则索贿，有贿名曰通监，出入自如，此等恶弊，不可枚举。”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同上五一五卷第198页。官民矛盾如此尖锐，不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幼芽在严霜厉风下枯萎。
上述挂一漏万的腐败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当时的君与臣和官与民的关系处于严重阻隔的状态。林乐知为此大声疾呼：“君与民分而国有不危者哉!”“倘君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所中饱者惟居官人耳。官一中饱，上下交困……是君与民与臣当熟思上下相联之要法可也。”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8页。沿着这条思路，革新政治便被西方在华人士视作中国“借法自强”改变国贫民弱状态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反复晓喻。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意见。
第一，介绍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
当人们正在议论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本末之际，他们便极其明确地指出：“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在这段话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录：
一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
二是首次宣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观点。
三是首次阐释了人民与执政者的权力关系的民约论思想。
在19世纪，这些观点的传入有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有清一代，官方坚持的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这个古老中国的传统观念。现代民主观念主要来自西方，传教士则是主要的介体。
他们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一再阐释实行民主制度的益处。他们指出：“以民议政，无政不洽舆情；以国属民，无民不心爱国。”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万国公报》十二卷第16页。而要消除政府工作的弊端，民主监督也是最强有力的工具：“狡滑之徒，欺君则易，罔民綦难。盖权在一人，欲售奸者或可逢迎而作伪；权在百姓，粉饰虽工，其如十目所视何!若任内不协人望者，集议会黜之。”得一庸人：《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十三卷第9页。
第二，介绍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
林乐知在同一文献中写道：“第以众民之权付之一人，为其欲有益于民间而不致有叛逆之事与苛政之行，此之谓章程也。夫章程有行之自然而非语言所能宣者，有守之勿替而为笔墨所能纪者……然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掌律，三曰议法。”《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这里所说的章程今译为宪法。这里还区分了成文法和非成文法。特别是肯定西方各国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三权分立，并简要介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如司法独立在于它“不为朝廷所拘，不受公议堂所制，且可解说律法于国皇之前也。”同上。这些内容介绍也是前所未见的历史新记录。他们还强调宪法的至高无上性，“不论民主(今译总统——引者)，不论公议堂，不论联邦官员会议何事，不得不确遵章程。”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同上十四卷第12页。
对生活在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法治观念都是极为薄弱的。于是，他们努力灌输这一类观念：“国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而且共鉴之，勿使一人废法。”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第27次，《万国公报》六四三卷第379页。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于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
对行使立法权的议会，他们除了经常报导各国议会实际动作的动态外，还一再鼓吹：“国有议院，凡国事皆于议院议之……此事实有益于朝廷，能上下无所隔阂，惜中国不行此法，而实颇有裨益也。”《公报弁言》，《万国公报》五二卷第29页。期望中国实行民主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行政权，他们强调“皆照章程中已定之法及公议堂议定之事办理也。”《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即要按宪法的规定及议会的决议行事。与此同时，他们积极介绍西方的文官制度。指出出任政府官吏，一必须曾在有关学院学习；二要经过考试。“且西人试士，每艺必专考其成，如是则艺专，艺专则精而且熟，日后作吏必定英明。非同中国兼而考之，而又循行故事，试士几等于儿戏比也。”花之安：《臣道总论》，同上六九四卷第390页。说明只有经过这种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和现代考试制度的考选，授任后才不致败事。三是任事后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法森严，稍于义有不合者即行斥革。”同时，这些官员也敢" 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即有时献可替否，间或未协乎时宜而理直气壮，君欲有所不必从。民言有所不足畏。”同上第391页。对于一口一个“奴才”，习惯于“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清代官员，这些知识当然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在司法方面，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因西方的治外法权而令主权受损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原有法律的残酷和不合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中国当时的司法制度的弊端，一是使用酷刑拷打；二是株连父兄，拖累宗族；三是执法之官只知迎合上意，交结绅衿，徇私舞弊。“前者泰西刑罚与中国无异。今日行新法之后，酷刑俱已省除，故审事不用严刑拷打，亦无循情。其法，凡审讯之期，刑官之外另有陪审人员，且国家状师、民间绅耆俱在，请录口供，采访证据，公断是非。”花之安：《国政要论·省刑罚》，《万国公报》六四二卷第372页。“犯罪者只本人受刑，未尝牵连乎亲属，有司亦不得任意拿人……若夫两造相争，原告被告均可请状师代辩其是非。”“伏望中国人士仿而行之，庶几革故鼎新，一洗从前之陋习。’花之安：《保护善良》同上六七三卷第200页。这就在揭露清代司法制度落后性的同时，把代表人类文明新成果的更先进的制度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们认为，中国也应该同日本一样，通过革新司法制度而达到收回主权的目的。
第三，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
他们一再说明，西方国家不但在国内采取的许多措施是为了便利商贾，而且国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商贾服务的。“凡远适异国者，非惟无所禁阻，且简派饮差，设立领事，差遣兵船，凡皆为保护商民起见。”《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他们宣扬这些观点，旨在劝喻清政府打消顾虑，清除发展内外贸易的障碍，也把自己的工作转到保护商贾，促进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但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西方国家为资本家霸占世界市场服务的本质。这两方面都是对中国有益的。
第四，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是实行民主的基础。
西方传教士把民主制度的实行与提高公民素质结合起来。他们说：“泰西各国立国学，立义学，国中男女老少皆当入学读书，读史，读律，增长识见以明爱国之心，而知本身非无用之人，并知用本身之权也。况复多立新报馆，辩论国政之是非，品评人员之贤否，凡阅新报者，无不知国政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
在公民素质中，他们特别重视两种素质。
二是自由和权利观念。他们介绍了西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言论、通信等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不得任意拘捕及不得强逼人自证己罪等权利，特别强调各种权利的核心——人有自主之权。
早在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的早期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一文，假托在英8年的华人的书信，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
“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愚问其义。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遵国之律例。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民凡庶，不论何人，犯之者一齐治罪……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欲守自自主这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期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且崇上帝，各有各意见。国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诸凡各随所见焉。虽攻异端，然不从严究治其徒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自由与法治、自由与经济发展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国之兴旺与否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而从我读过的材料看，中国人自己谈自主——自由是从马建忠于1877年介绍“人人有自主之权”是西方政制的重要基础开始的，马建忠：《上李柏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记行》。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地说，对此解说较多的还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对比中西，指出“美国圆颅方趾之众，莫不有自主之权……华人毫无自主之权，事事皆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于安分守己讵不谓然，然而动静相交之际，则其所干碍者大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同上六十四卷第13页。
这些观念的传播不但在甲午战争前是引导时代前进的先进思潮的组成部分，就是在甲午战争后也是维新变法思潮中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五，根本变革和渐变的统一。
他们清醒地看到，中国不图根本性的变革，富强的希望就要落空。他们对洋务派所作所为的臧否就是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在甲午战争前夕，他们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今日各国，无一不如雷之急鼓，风之猛扇，中国必须随之而动，若俟各国之渐肆侵陵，而忿而出于一战，迟矣晚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万国公报》六十五卷第2页。不幸而言中的历史纪录表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是与中国的早期民主思想家王韬、郭嵩焘等并列而无愧的。早在1880年，他们甚至曾明确地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武王与华盛顿皆是分明叛其君，……若使之不叛其君，乱其世，当时殷之民与弥利坚之民长受暴君□吏之羁制，永陷水火之艰难……呜呼!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叛乱之人未必非圣贤，后之人主，可一鉴焉。”日本中岛雄：《论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同上六一二卷第101页。宣扬革命的合理性也是为了督促执政当局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不过，在他们看来，变革的坚决必须与稳妥的步骤结合起来。在70年代，他们说：“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7页。到了90年代初，他们仍然坚持：“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致治之本》，同上十三卷第24页。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也不改初衷：“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林乐知、蔡尔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47页。
从主观上看，他们本来不是革命家。从客观条件看，当时革命的时机也远未成熟。因此，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观点仍是稳妥和有益的。
以上简要的评述表明，西方传教士19世纪在政治思想方面传播的信息，也是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在观念上推陈出新的。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在华西人这个时期的热闹话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他们目睹清帝国在富强道路上步履维艰的龙钟老态后有感而发的。
一切率由旧章，按祖宗成法办事；这是期望中国富强的中外人士经常遇到的障碍。这是当时的官僚、士子从小开始接受的宗圣尊经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陈腐的思维方式，一些西方传教士有过许多语重心长的劝说。
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揭露宗经的谬误。
古昔圣贤的教导和儒家经典既是士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群言□乱衷诸圣”，这已经成了人们信守不渝的观念，清代也不例外。这是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西人大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力辨其谬。
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一己之智慧有限”，“矧一己自有一己之见，众人自有众人之知”，因此，“即夫妇之愚亦可与知与能……圣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求知之道在于“集古今万国之智慧聚于一身。”同上。不能眼睛只盯着圣贤和诗书。
三是他们直截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
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尧舜之道则是郅治之世的经纬；三皇五帝当政的上古时期也被描绘为难以企及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出现过王充等思想家对尧舜和尧舜之道的所怀疑，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极为罕见的异端。满清定鼎中原至19世纪中叶更未之见。因此，当19世纪70年代在华西人揭露这段历史的虚假性时，不愧为石破天惊的壮举。请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东周以前人君不称帝，《诗》三百首言帝数十处皆指上帝，而帝尧、帝舜、皇帝、黄帝、炎帝等号并不见于《诗》矣。《书》止有尧舜二帝，并无黄帝、炎帝、帝喾等号。孔孟所称亦帝尧、帝舜二者而已。……然则其余三皇五帝何足言哉!何足言哉!”《尧舜称帝不可信》，同上三八六卷第501页。
乾嘉学派曾辨明一些素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是伪书。但那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而辨伪。这些西人却是为了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而疑古证伪。虽然这里也夹杂着基督教和儒教斗争的气息，但其主要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看待古人和古代文化遗产，而所用的也是以可靠文献为根据的实证方法。此外，他们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这个作伪过程：
“尧舜之道实不可考也，而孟子每言之如在目前，何也?盖孟子所说如是之尧舜，非实有之人，乃当然之人耳。……凡己所贵为至道，所重为至善则归之尧舜。……老子之尧舜必无名无为之古人也。孔孟之尧舜必尽孝悌之礼，君臣之义……须知此皆后人作文，非实事也。”《稽古不得》，同上第502页。
与抨击尊圣宗经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他们积极提倡注重实证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花之安写道：“西国最重者理学，虽各等智慧分散无穷，贵乎能将各等智慧会归于一理，乃不至泛滥无统纪，所谓握乎其原也。”而求理的关键在于“言之有可征信”，“我心有此意而外无可证据者则不可恃以为可信之端……有可证据者则人始可共信。”花之安：《自西徂东·子学探原》，《万国公报》七二六卷第226－7页。在近代中国，从实际出发还是死守书本中已经过时的教条一直是思维方法变革的核心。在19世纪这表现为来自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尊圣宗经思维模式的对立。魏源、" 冯桂芬、王韬等先驱在涉猎西方文化之初，已经察觉到现代西方文化贯穿着一切诉诸证据的务实精神，而与中国传统的奉古圣先贤为神明和空谈心性的虚妄状况迥异。西方在华人士对变革思维方式的呼吁，与他们的觉醒是互相呼应的。
为了促进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在华西人一再介绍西方近代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早在光绪二年(1876)林乐知便指出：“今中国率由旧章，动轻西人……，是盖今之中国与二千年前之西国无殊。我西国三百五十年来有识见迈众之大臣出，不敢谓古人尽非，亦不必尽信古人为是，于古人之事业择其是者存之，取其非者改之，反古之道不为□，从今之法不为偏，于是格致之学传之今日而愈讲愈精矣。”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同上三九三卷第611页。
这些西人为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又一重要行动是介绍西方的近代逻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于1886年翻译出版了《辨学启蒙》一书。这是英国的逻辑教科书。它简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形式逻辑，强调“即物察理”，通过归纳发现事物的公理，“使万殊归于一本”；也要“凭理度物”，通过演绎去推衍变化。它介绍了三段论式、假设、直言判断、假言判断等推理、判断的形式，阐述了观察、试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及对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并把认识过程归结为“一预为究察事物；一创成悬拟之说；一凭理推阐诸事；一征验所推诸理。”艾约瑟译：《辨学启蒙》第十五章。17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李之藻和西方传教士傅汛济合作翻译了《名理探》一书，第一次介绍了亚里斯多德创建的西方形式逻辑，可是它不但没有介绍培根的归纳逻辑(原书先于培根的《新工具》一年出版)，且连对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也没有作完整的介绍。《辨学启蒙》补正了这些不足，而比严复对西方逻辑的介绍却早16年。
在鼓吹思维方法变革的时候，在华西人还关注到思想启蒙的其他有关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批评中国教育事业缺失之际，除了提出“一在女子无事于诵读……女子读书亦不可缓”这个重大社会问题外，还指出“二在无启蒙之良书……中国之话不入文，而文不归话，已非学问便利之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8页。时在1881年8月，是近代中国提倡言文统一的先声。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
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必须首先郑重指出，笔者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慎重地鉴别哪些组织和个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的中坚来说，他们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定位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几乎任何社会集团或政治势力都不能不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来往。从林则徐开始，王韬、郭嵩焘、李鸿章、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结交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在这里，是否具有传教士身份无关大局。如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但他却为中西文化交流耗费了毕生精力，把129部科学技术和人文及社会科学书籍译成汉文，且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否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区分敌友的标准" 。孙中山的外国友人有的不但参与政治策划，且直接驰骋疆场，这些正是他们冀图中国富强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应该怎样评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活动呢?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已经评述的他们的主要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西方人士曾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至于史家们的指责，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一些误解。
同一年，李提摩太则一再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图变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为此，他还曾大肆活动，向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要员以及张之洞等地方重镇推销他的计划。
于是，他们想把中国变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似乎铁案如山；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就不足为过了。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却又没有那么简单。
鼓吹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他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在笔者看来，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他们一贯向中国推荐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这些西方人士在华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蓬勃发展。目睹中国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
从明治维新起步之日起，他们便注视着他们的变化。1871年间，他们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拟泰西人上书》，赞扬“大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新法，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光绪二年，《万国公报》重新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上作者所写的一段“评语”，在历述日本学习西方后的一派兴旺景象后说：中国“于西国之道理虽未尽信，而耶稣之教堂不禁设立。于西人之技能虽未尽用，而轮船电信及洋枪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书生往学西国……窃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区区日本何足道哉。”韦廉臣：《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四二五卷第346页。这表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他们便鼓励中国也像日本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冀能与之并驾齐驱。
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这个基本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介绍日本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情况；一面鞭策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迎头赶上。
70年代初，当中国朝野对明治维新褒贬不一，连文祥那样号称开明的大员也认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页，中华书局。之际，他们便一再旗帜鲜明地推崇其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是东方最为富强的国家，“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学西法著有成效》，《万国公报》三六七卷第233页。
正当中国号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片面学西方的歧途之际，他们又一再阐明日本的成功在于抓住根本，全面地学习西方。他们写道：“日本不泥乎古法，变通西法，不特制造枪炮等事而已，即国政文学亦莫不考察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五八五卷第298页。“前疑日本只效西国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广设书院，激励人材，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从可知日本学有根源。”探报万国者：《论崇实学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页。宣扬这些观点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现实的意味。有时，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为中国所效法，例如：林乐知曾经写道：“夫日本之足为中国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强，日本尽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国宜学者一。日本仿照西例，男女并重……且所读之书亦以新学为重，非若中国之拘守四书五经也……此中国宜学者二。”林乐知：《书日本新岛自历明证纪略后》，同上八十二卷第15页。如此等等，处处都流露出他们热望中国富强的苦心。
他们有时也介绍印度，但在数量上不及对日本的评价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介绍他们在铁路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总之，他们期望的是中国像日本那样走向富强，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如果对此仍有疑问的话，不妨再读读他们写的一段话。在论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些国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
“窃谓今日事事受制于人者，不独日然也。苟能毅然改图，亟焉更始，凡一切整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不如西国之处舍旧谋新以变通尽利，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以为怀柔，彼将以为尊奉也。此以为优容，彼以为畏葸也。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万国公报》五卷第12页。
这是1889年发出的劝导中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宣言。它既指出捍卫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又阐明捍卫国家尊严的态度和方法——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公法，据理力争，不曲从迁就。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能发自“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之口吗?
第二，甲午战争后，他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期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帝国腐朽不堪的状态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和日本已把抢占势力范围，攫取土地进而瓜分中国摆在自己的日程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急。在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这些西方传教士的主张有哪些变化呢?
再一个变化是更加尖锐和深刻地提出了变法改革的要求，直接卷入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李提摩太在陈述其改革纲领之时，沉痛地说：“此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当此死生呼吸之际，乃尚有人刻意阻挠，则是误国庸臣，与庸医杀人何异!”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6页。而谈及具体的改革主张时，则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其核心则是要求冲破宗法专制的束缚，确立“人之自主之权”。
如何救治一个外有强敌、内已腐烂的古老大国，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些西人观古鉴今，确信不少问题是西方社会在转型期也曾存在的现象。因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措施也不失为对症之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在回答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贪风遍地，如何自强的疑问时说：“仆观二百年前，英国贪夫不少，营私植利，虽极诸中国之残民以逞者，恐亦无以过之。一百余年前，法国亦沿如此……抑知是亦有法……仆得援西国之今已多行，而中国犹未遽行者，以为劝曰：一，使治清而报章宜遍也。二，贤才举而议会宜开也。三，学校兴而读书宜讲也。四，心法治而善教宜护也。”卫道生：《论中国保民至要之法》，同上九十一卷第3页。这里除了第四条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外，前三条确实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必须采取的措施。
显然，他们的陈词标志着对清王朝病原的剖析的深入和对策更为切合实际。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有其不变之处，即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林乐知一再说：“惟是中国颁行新政，实为救华之善策。转败为胜，在此一举。”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弁言》。他们一再呼吁“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该书续编卷四。是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切合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且与当时以严复和康梁等人为领袖的维新变法思潮互相呼应并融为一体的。
这个不变还表现在即使在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仍期望中国走日本而非印度的道路。在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后4个月，林乐知便在另一篇文章公开表示对印度道路的厌弃。他在历数自主之权对士农工商的重要作用后写道：“吾思身毒(即印度——引者)，束缚士心；吾念扶桑，恢扬士气。一则禁习外方经典，乃□首而就外藩；一则许传他教规模，乃抗颜而称平等。为法为戒，何去何从，是皆近在同洲，不必远徵异域者也。”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同上书。其实，林乐知早就对亚洲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得失有所考虑，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他便说过：“东方诸国，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迟，莫如中国；改化之难，则莫如印度。”林乐知：《辨忠篇》上，《万国公报》七十九卷第15页。肯定日本而斥责印度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即使对于日本，他也不是全盘肯定，早在70年代便一再批评日本的虚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今观日本似乎年代便一再批评日本的虚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今观日本似乎天地之中只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