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五个道德范畴，具有高度概括和持久普泛的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并利用其作为道德范畴形式的“品牌”价值，立足于当代语境给予新的阐释，赋予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鲜内涵。本文对“仁义礼智信”在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的意义作了新的阐释。
[关键词]儒家；仁义礼智信；道德文明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先秦时代，儒家先哲就已经分别对于仁、义、礼、智、信的内涵作了不少具体阐发。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五常”[1](p.599)。从此“五常”往往与“三纲”合称为“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等级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道德教条。汉以后历代儒家人物不断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对“仁义礼智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发挥，其具体内容不断丰富而复杂，其中的确有不少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有些内容及其在现实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斥之为“吃人”也并不过分。
但是尽管如此，“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古人归纳的五个高度概括和抽象的道德范畴名称，仍然具有永恒的、普泛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内容中也积淀了中华民族一些优良道德传统，具有普遍意义，其中有不少，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123)，早已被举世公认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仁义礼智信”的表述，作为概括和抽象的道德范畴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品牌”。其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可以类比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品牌的市场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借用“仁义礼智信”的形式，吸取其优秀精华内容，赋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仁义礼智信”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在社会民众心理上树立起对于共同道德信念的权威感和归属感。“仁义礼智信”的高度概括抽象而又极其简洁鲜明的语言形式，也非常适合于道德教育和宣传。本文试图结合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现实内容，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一些简要阐释，作为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转换之努力的一种尝试。
一、仁——以人为本，人性关怀
“仁”的精神也就是人性与人道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儒家以“仁”为道德之源，这对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有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是说明就人的本质的、永恒的存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谐、合作，较之于人与人之间有时难以避免的竞争来说，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其二是说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道与人性的价值，都是终极的最高的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政治经济措施的建构与实施，都不能违背人道与人性的原则，都不能以牺牲人的性命为代价。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在崇尚科学技术、提倡竞争的当代社会，尤其需要强调“仁”的道德原则，以便使科学技术与竞争机制更好地为人道与人性的根本目的服务。
儒家的仁爱精神还不仅止于对自己同类的爱，再进一步，还应推广到对自然界一切生灵和万物的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p.322)。当今世界范围的自然生态平衡正面临工业技术文明带来的普遍危机，有识之士深表忧虑，自发地组织起来，大声疾呼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稀有动物。儒家提倡的“仁民而爱物”的精神，对于建设当代生态伦理道德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此外，儒家所谓“为仁由己”、“仁者不忧”、“仁者安仁”等有关仁德修养的思想，强调了道德的自觉和自律，以及道德价值实现所带来的精神满足，这对于当代社会个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义——公平正义，坚守原则
“义”这个字的本来含义就是适宜。“义者，所以合宜也。”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义”也就是一个社会里公认为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义”的原则往往也会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也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的前提。关于“义”的起源，孟子认为出自人固有的“有所不为”的“羞恶之心”[3](p.80)，荀子认为源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群”与“分”的需要[4](p.104)。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说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义”，人不能不讲“义”。完全不讲“义”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无法维系的。尽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义”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义”也有其共性和延续性。随着人类交往日益密切频繁，狭小封闭的文化圈一个个被打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那些被全人类普遍认为是“适宜”的道德原则，就是“天下之公义”。
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义”，并且培养公民对“义”的自觉和信念。我们今天一方面要赋予“义”以新的具体内容，例如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当今社会上许多腐败堕落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等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不把“义”当回事，不辨“义”与不“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因。最根本的腐败其实就是对正义和道德原则的践踏和破坏。
讲到义必然要涉及“义”与“利”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重视“义利之辨”，但并不一概反对群体或个人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3](p36) 荀子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4](p.38) 但是儒家强调，追求利，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该有个底线，这就是义与不义，不能以不义的手段追求利。 既承认追求利的合理欲望，又强调必须树立道德理性之“义”，这是儒家对义利问题的基本看法。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社会以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的基本原理之间，看起来好象是矛盾的，但它其实恰恰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补充和保障。如果没有基于“义”的道德、法律原则作为底线，人们对利的追求就会是不择手段的、杂乱无序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受到损害必然是所有人的利。这样的市场经济决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三、礼——恭敬尊重，礼仪文明
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礼的许多具体内容，实际上强化着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其中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过时，失去了意义。太多太繁的礼也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人的自由。但是礼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人对人的恭敬与尊重，协调人际关系和睦，倡导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这些功能和作用，当代社会也仍然需要。
一定形式的礼，无论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而言，礼是这个社会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观表征；对个人而言，礼则是其道德素质和教养程度的外在标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助“礼”的形式，赋予新的内容，来对公民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特别是恭敬、尊重品质的教育。例如对国家的恭敬，对职业的恭敬，对顾客的尊重，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等等，都可以在一定形式的“礼”中得到体现。孔子认为礼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因革损益的，对前代的礼制应根据当代的具体情况，择其善者为我所用，例如“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2](p.164)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这种态度，对古代的礼仪文化继承其优秀的精华，“损”去其过时的糟粕，“益”之以符合现代文明的新内容，从而创造出我们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新的礼仪文化，使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古国放射出现代文明的光彩。
四、智——崇尚知识，追求真理
“智”通常又写作“知”，既作动词指认知，又作名词指知识、智慧。儒家把“智”列为“五常”之一，认为追求知识，增长聪明智慧，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对于知识和智慧的尊重。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4](p.270) 儒家相信，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却没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的事物。人类不断通过实践，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探究万物，掌握规律，创造文明，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犹如漫漫长夜里永不熄灭的明灯，茫茫大海上永不沉没的航标，照耀着社会人生之正途，指引着通往真理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借助“五常”之“智”来提倡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
掌握知识并善于思考的人就可能成为“智者”。“智者”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聪明智慧，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 具有完善理想人格的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仁”也是相辅相成的。好学求知也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故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2](p.200)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美德即知识。”[6](p.126) 若能将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之上，则人类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也许会更加坚实而深厚。
崇尚知识与智慧，必然重视学习与教育。孔、孟都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可以说是提倡全民教育的先驱。“孔门四科”和“六艺”等教学内容，体现了对学生德、智、体、美、情的全面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典范。他们的教育理念本身即体现了一种道德的而非功利的精神，“以人治人”。朱熹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7](p.5)，本来的意思也就是以符合人道的方式来教育人。这恰好可以纠正当今社会应试教育、工具教育的偏颇。古代儒家留下的许多有关教育和学习的格言和教诲，例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无常师”、“教学相长”、“不耻下问”、“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知人论世”；“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等，都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即使在当代社会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信——忠于职责，诚实守信
“信”的道德要求，内涵很丰富，包括说话算数，言行如一；尊重事实，反映真相；信守承诺，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履行义务，等等。与“信”相反的便是表里不一，背信弃义，虚伪欺诈，不守信用，不负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诚信，人与人之间相互尔虞我诈，这个社会就将是个丑恶而可怕的社会。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诚实守信的优良道德传统，历史上传诵着许多诚实守信的动人故事。继承发扬诚信的道德传统，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显得更加迫切。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和隐患，企业信用之差已经使信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有建立在诚信道德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作为保障。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也都十分重视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这种建设一方面有赖于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另一方面也须借助于传统文化的信仰中的诚信道德价值之源。中国传统儒学关于诚信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重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时可以利用的重要道德价值资源，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一现在有可能日益走向稀缺的资源。
仁、义、礼、智、信五者，有不同的内涵与维度，但同时又具有内在联系。其中“仁”是核心，是最高原则，也就是说对人类、对人性、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爱护，应当是最终目的，是至上的道德原则。“义”则是要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生命价值和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维系一个适宜的行为选择的限度。“礼”则是以仪文化的外在形式，将仁义的精神付之于日常社会行为中直观的践履和操作。“智”的追求必须以不违背人性、不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为限度，也就是不能背离仁的精神和义的原则。“信”则以天道之诚承诺着仁、义、礼、智作为道德理念的真实不虚，和在道德践履中的真诚不二。总之，借用其形式，改造其内容，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范畴对于当今道德文明建设仍然是可以利用的珍贵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 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杨伯俊.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5] 陈澔.礼记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