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本质：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的失却
在哲学层面上，人的问题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但是，现实生活又总是把它变成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人性的异化现象就永远新鲜而切近。
讲人性的异化，离不开马克思。马克思的人性异化思想见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异化范畴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念异化，称之为异化劳动，表现为四个方面：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与劳动给人带来痛苦之间的对立(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生活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从人的感觉而言，马克思将异化这一哲学概念描述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在异化劳动中，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的行为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创造性劳动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因此，异化的本质就是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在人身上的失却。马克思是在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劳动语境中作出如此揭示的，而且是与劳动者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联的。关于异化发生之机制，马克思认为有四个环节：首要环节就是劳动产品的被剥夺，即劳动者拿不到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接下来就会发生其他三个环节的递进关系。马克思认为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即一些人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去剥削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所以解决之道在于进行私有制的扬弃。
由于这一揭示，马克思思想对人类文明的构建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走遍世界，稍有思想的人都在谈论如何克服异化这一话题。
马克思人性异化思想之中国式验证的两个层次今天，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受与马克思当年所揭示，显然有了不同之处。这是不争的事实。香港学者潘毅回顾自己在1990 年代中期到西方去读书的时候，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讲马克思，也没有人讲阶级，因为那个年代正在告别马克思。这是因为那个社会已经基本到达中产社会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越来越少，消费者替代了劳动者，因而，在处理社会内部问题的时候感觉到了马克思理论的不足。
而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定位，异化自然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去指认，1983 年发生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风波的语境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所有制领域的变革，私营经济已经大面积存在，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比如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青年工人的自杀比例之高，且显示出心理上的人生无意义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马克思所批判之异化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因而，在观察了解到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之后，对马克思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潘毅说，我最近在看建筑工人的问题时，认为今天的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更加残酷。在《资本论》中，我们看不到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也找不到频频出现工伤的情况，《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是马克思故意忽视这些问题，也不认为有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钱的情况而马克思不把它写进去，也不认为有很严重的工伤而马克思不写进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面临的情况还来得更加猛烈。把潘毅所论之现象看成人性异化的中国式验证，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把中国私营经济看成是18、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翻版，这是浅薄的判断，这一判断至多揭示了浅层次的异化。身处当下，我们应该将更深层次的异化揭示出来。而更深层次的异化发生于农民工形成之根本原因。潘毅在其文章中写到：看起来，小农比工人生活更悲惨，但其实小农还拥有土地，自己能掌握生产工具，可以决定产出什么。只有当小农变成雇佣工人时，才失去了生产工具。当小农变得一无所有，成为自由劳动者之后，才进入了劳动过程，才生产出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和雇佣劳工之间的对立状态是无法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不停地创造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历史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如英国之圈地运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认了工人进入异化劳动的前提：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就是指农民在失地以后不得不成为雇佣劳动者，去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农民变成工人，为异化所控制，这是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可是，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由于失地而导致的结果吗?显然不是。中国并没有进入土地私有化阶段，1980 年代的改革让农民承包了土地，但并没有让土地成为他们的私有生产资料。农民工出走城市，但他们对土地的承包权还在，由此才有所谓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把子女留在他们的承包地上。据统计，中国目前有902 万父母皆外出务工的16 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13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6100 多万。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容易发生心理畸形，导致一种间接(儿童不是直接的劳动者)的人性异化。2015 年6 月9 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 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最大的哥哥13 岁，最小的妹妹才5 岁，引发全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 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 后和9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基于3500 多份调查样本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他们的人性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兼容。
这样，关于农民工的人性在私营企业里发生了异化，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足以解释。问题是，在并没有失地的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父子亲情甚至夫妻之情而困守城市呢?他们收获了一些金钱，但他们不只让自己受困于异化，而且还让子女也发生异化童年失却的异化，人性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一位调研留守儿童问题的学者认为：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这样，农民本来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是不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更不需要让骨肉亲情分离，可是，一种更高的物质欲望支配了他们。通过打工，他们收获了比农业劳动高几倍的金钱，可是，他们的负面收获则是人性的异化两代人甚至三代人身上的异化，这难道是高出几倍的金钱能够平衡的吗?由此，他们遭遇的异化是区别于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是一种物欲主义诱导发生的异化。
克服异化还得走重建价值观的道路关于人的物质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里，马克思似乎更注意物质够不够的问题，而不是物质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这样，人对物质资料的欲望，实际上就有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必需品，一个是奢侈品。从理论上说，对必需品的欲望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人之存在的前提，而后者就成了物欲主义，宋人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基于此一区分。当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是定位为物欲主义时，因物欲而失去人的感觉，这就是现时代的人性异化，因而其根源并非来自于外部力量(包括暴力及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是来自于自己内部的物欲主义的观念。这就是更深层次的异化。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张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而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的丰富性。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他对由剥夺而产生的异化的批判，转到了由占有观念即物欲观念而产生的异化的批判，也就是对更深层次异化的批判。当马克思这样去论证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一种内在的悖论正在出现。
英国学者汤林森注意到了这种内在矛盾，他说，马克思的物质论基本的认定是，唯有在人类需要得到充分的提供、物质基础得到建立以后才有文化可言，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马克思才在某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进步性：资本主义内含了科技变迁，它让先前为了与自然界对抗而取衣食的人挣脱了低垂文化视野的限制，带来了解放的契机。但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经常又被反过来指控，说他们想要兼得鱼与熊掌。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指控它让某些人无法享用其物质收益;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罪名却又是散布了一个空洞而又物质取向的文化(而这却又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之上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既肯定了物质成就对文明的意义，批判资产阶级对工人生产的物质产品的剥夺;但同时又把对物质的欲望当作人性的异化愚蠢和片面去进行批判，这就产生了悖论。
把悖论式的理论运用于实际，那会让人陷入困境。实际上，打工者及其子女的人性异化，是介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物欲主义诉求。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在家乡都吃不到一口饭，而在城市可以获得更大的收入，即更多的物质资料。城市文明用它的奢侈生活方式诱惑了农民，国家提供了人口流动的政策让农民成为打工者，农民为了可能的富裕生活，为了模糊的美好明天，放弃了自己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甘愿进入了现代形式的人性异化。
当城市的物质生活，特别是城市中富裕人群的生活已达穷奢极欲时，难道我们可以去嘲笑农民工的选择，说什么既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可以过日子，那就不该把进城占有更多的物质产品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吗?当然不会有人这样去指责农民工。但是，当很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由于进城打工而实际上处于一种异化状态时，难道我们可以认为人性异化是无所谓的吗?实际上，更为值得担忧的是，不只是农民工，几乎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被物欲主义异化了。2016 年11 月28 日《中国青年报》披露，北京大学一年级新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40.4%的人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人性异化之普遍性无可怀疑。我们还可以设想，当一个农民工以异化的代价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北大时，新的异化会放过这个孩子吗?至此，学术讨论已达极限，人们也许只能指望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协调和平衡了。
幸好，全球的有识之士都还是坚信，物欲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长远之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还得走重建价值观的道路。马克思在晚年回应了早年对物欲主义异化的批判，他在人类学笔记中写道：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凡是人类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早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此话虽然有些乌托邦，但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实践的，他需要生活的必需品，但他从不为物欲而生，他追求并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发展。人的改造虽然难，但还是可行，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