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国中，三对双边关系在内容和运行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历史地看，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都会给第三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美日三国外交棋局还存在一个“奇怪”现象：任何一对双边互动都不会在台面上讨论第三方，但这个第三方对该双边关系的影响力又客观存在。中日关系的缓和，两国都不会公开承认美国的作用。美日在升级同盟关系的同时，总不忘淡化针对中国的色彩，就好像真的跟中国没有关系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中，也没有日本的影子。但中美日三国谁都清楚，不妥善处理“第三者”的作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不可能顺畅。
“超级第三者”
1956年当选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主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的压力下上台仅65天后便“称病”辞职。半个世纪后，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倡导“东亚共同体”、主张对华友好的鸠山由纪夫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影响力界定了中日政治接近的幅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对中日关系影响尤其明显。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曾撰文称，1991年冷战结束尤其是布什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在鼓励甚至催促日本重新武装，这一发展趋势助长了中日之间的敌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认为：“强化美日同盟应是奥巴马政府的目标，这一目标应该以不激起中国疑虑的方式进行，不要让中国觉得美国意在拉日本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如何做到柯蒂斯所说的两者兼顾，对美国来说是个高难度的要求。但不管怎样，中国因素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在强化美国（或许还有日本）对同盟关系的疑虑。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曾把中美日关系形容为“超级相互依赖”。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中美日经济在全球中的分量以及三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中美日间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是“超级”的，而且依赖中带有对抗。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拉德・格洛瑟曼所描述的：美国和日本通过同盟体系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东京和北京在双边关系每况愈下时都盯着华盛顿；当美国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东京总是担心其地位。
突破思维定式
冷战后美国一直被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稳定者角色，近年来还有学者赋予美国“管理中国崛起”和“矫正日本正常化”的双重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对美国的角色定位，已成为分析亚太地区问题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依此来看，美国对中国和日本“双重管制”观点成立的前提应该是：中日都无法实现“自我管制”，也不能处理双边分歧。美国“双重管制”的论述是否与中日政治现实相符？是前者影响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同样，华盛顿和东京把美日同盟定位为亚太安全的基石。暂且不说美日两国能否撑起亚太安全秩序，长期以来的同盟论述无形中将同盟“神圣化”，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战略决策者的思维，使其缺乏作出适应局势变化的改革动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那些觉得日本对中国的担忧越大，美国就越能塑造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从根本上误读了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本质，也误读了东亚区域融合的复杂性。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把“管理日本”的任务“外包”给美国，在中日双边问题上一味绕开东京紧盯华盛顿，显然也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误读。近年来的情况表明，无论是执政的自民党还是民主党等在野党，日本政治整体上正在经历“代际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对日美同盟走向产生影响。中国如何看待日美同盟体系中的日本，或许也需要思维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