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唐益舟先生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伊水秋声》，我的第一感觉是，洛阳又一个成熟的作家诞生了！《伊水秋声》以其对历史事件的准确把握，对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叩问，对结构线索的精心设置，对山水风情的细致描绘，以及对地方语言的熟练运用，赢得了业内同仁的广泛赞誉。
因为《伊水秋声》十分厚重，我在读完第一遍之后，沉默、沉淀了一些时间，接着又研读了第二遍，一方面为了汲取其创作经验，另一方面也为了给其写几段评论文字。
我对《伊水秋声》的总体感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灵感偶合
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滋养他创作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的家园，往往是作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度契合。
读《伊水秋声》，我们不仅读到了镇嵩军、二程故里、鼓碰弦儿、杜康酒等河洛地区的多种文化元素，更重温了洛阳近百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风云。书中几次写到二程故里，二程故里作者曾经去过多次，二程的故事作者也早已谙熟于心，把这一人文景观写进他的小说里，完全是他情之所至，根本无须创作前进行刻意安排。作者还是一个鼓书迷，二十年来不断搜集鼓书方面的书籍、磁带和碟子，他还曾经动员过我一起到宝丰去“听说书”。书中描写“鼓碰弦儿”（如今的河洛大鼓书），不仅向读者展示了河洛地区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也重温了作者年少时走村串巷听鼓书的旧梦。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一个“场”，唐益舟先生经常把伊河两岸的伏牛山区作为自己创作的“场”，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阎连科先生把伊河岸边的耙耧山作为自己的心灵栖息地一样。他把河洛地区的人文环境很好地融入到以“伊水秋声”为代表的嵩县八大景等自然环境的描写中，同时也将自己的作品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
唐益舟先生在向我谈《伊水秋声》创作过程时玩笑说：“多少年过去了，多亏当年没有把那个中篇写成，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伊水秋声》了。”可见，灵感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二、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巧妙搭配
《伊水秋声》中虚构了超过一百个人物，其中的主要人物孙安邦、孙文韶、孙文龙（孙武龙）等，塑造得都比较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这几个主要人物分别与历史上的几个显赫人物王天纵、孙殿英、张钫、吴佩孚、冯玉祥乃至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有过交往或者谋过面。这样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巧妙搭配，将人物命运与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亦真亦幻，虚实结合，让读者既觉得真实可信，同时又增添了想象空间。
小说第一章第二十节，孙安邦因为三儿子孙文墨的新娘石兰雅被刀客劫持到杨山而只身前往救赎，居然见到了杨山总架杆王天纵，更出乎意料的是，王天纵又是孙安邦早年在高都川淘金时救助过的一个路人。孙安邦本想花钱救回自己的儿媳妇，没想到石兰雅受王天纵的夫人的影响，有英雄情结，执意追随王天纵夫人参加辛亥革命。作者借孙安邦这一虚构的人物，侧面刻画了中州大侠王天纵之开明、豪爽和大气的形象。
小说中，孙安邦的儿子孙文龙（孙武龙）与豫东泼皮孙麻子（孙殿英）是兄弟相称的关系。孙武龙与孙殿英在书中的交集多达20余处。孙武龙从小不爱读书，也不爱做庄稼活，胆大、心狠、顽劣，一生喜欢三件事――找女人、抽大烟、盖房子。其父孙安邦望子成龙，渴望的是文龙而不是武龙，而他偏偏由文龙变成了武龙。他缺乏文韬武略，经常是稀里糊涂打仗，即使他凭借自己的勇猛和刘镇华的提携做到了镇嵩军的团长，后来又做了冯玉祥的师长，再后来因为打败仗被蒋介石逼迫解甲归田。他因为不识时务还做过日伪时期山高县县长、防共抗敌保安副司令等职，但最终还是被共产党镇压。而他的铁哥们儿孙麻子（孙殿英），猴精、大方、重情义，善于趁火打劫、坐收渔利，又善于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因盗掘清东陵而遭到声讨。孙武龙曾说，“孙麻哥是人精，黄道黑道，红道白道他都会，该人家风光无限，吃香喝辣。”（441页）不过，他最终也逃脱不了被解放军收拾的命运。小说中，两个人的形象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个性差异，起到了互补和映衬的作用。另外，作者通过孙文龙（孙武龙）这一形象，还侧面刻画了与其军戎生涯相关的刘镇华、吴佩孚、袁世凯等人的形象。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孙文韶，从小聪颖好学，出类拔萃，曾公派留学到日本，归国后在乱世中随波逐流，中庸无为，为个人嗜好所役，最终成为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倾注了仅次于孙安邦的笔墨，让他与很多历史名人都有接触的机会，如留学日本时和孙文（孙中山）见过面，并且因其名字孙文韶还衍生出“孙文已经不少了”的趣侃来；他曾因豫西名士石不言帮忙，归国后做过吴佩孚的参事，见过保皇党核心人物康有为，后因吴佩孚做五十大寿，他又和张钫、冯玉祥等很多名流见过面；他在军校当教官时还见到过蒋介石！作者这样悉心安排，就是想通过孙文韶把当时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人物串起来，既刻画了乱世争雄中的历史人物形象，又讲述了当时发生在河洛大地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当前，河洛地区有不少作者热衷于撰写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像唐益舟先生这样能把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巧妙地搭配起来，让虚构的人物也富有传奇色彩，应该说还不多见。
三、故事情节与历史脉络的有机统一
《伊水秋声》所反映的历史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六个章节先后反映了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等近百年的历史。书中虚构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又被合理地布局在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书中设置了多条线索，这些线索也基本上与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吻合。
清朝末年三年大旱，孙栓、孙安邦父子逃荒来到了伊河岸边的伊渡村。他们逃荒途中结识了关林梁金客，又救了老禹州逃荒汉子刘中和，这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伏笔，这两个人后来对他一家帮助很大。孙拴父子依靠自己的勤劳质朴在伊渡村站稳脚跟之后，又分别娶妻生子，为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拉开了序幕。
孙安邦虽然不识几个字，但非常仰慕读书人，刘中和的两句忠告（一是读书，二是别沾大烟）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给孩子取名都带“文”字（文儒、文龙、文墨、文韶），足见他对知识的渴望；他一生都在竭力办学，可见他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以至于后来，孙文韶、孙文龙（孙武龙）在落魄中仍然受其影响，决心办起教育来了。这应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情节，也是为了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初等教育情况。
孙文龙喜欢结交不三不四的人，还学会了抽大烟，所以他与豫东泼皮孙麻子一拍即合，继而因杀人而到杨山落草当了刀客。当初，他爹孙安邦做主，娶了一个讨饭人的女儿叫冯水莲，这个悲剧性的女人几乎与他纠缠了一生。他由于一再辜负父亲孙安邦的期望，所以始终都是父亲不待见的人。他曾说，“我就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混不过我爹”，但终因秉性所致，虽然南征北战了大半生，还是因为不识时务，被滚滚的历史潮流所淘汰。从孙文龙（孙武龙）的戎马生涯中，我们仿佛读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悲哀。
孙文韶临去日本留学时娶了娃娃亲――关林梁金客的女儿梁梅香，他从日本回来时又带着日本妻子千枝羽惠和双胞胎儿子孙国玺、孙国玉……作者这样安排，既展现了旧中国的婚姻制度，也为以后孙国玺、孙国玉在抗日战争中对决埋下伏笔，又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日友好、两岸交流做了引线。
早年和孙文墨定了亲的石不言的女儿石兰雅，遭到劫婚也是作者的有意设置。石兰雅受王天纵夫人影响走向叛逆，是情节发展所需；她先到北京求学，后到苏联留学，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她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汉口就义，这又侧面描写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实施的白色恐怖。
还有，第三章第十一节描写吴佩孚执政洛阳时期做五十大寿的场面，让当时的各路英才荟萃，既是为了再现当年的历史，也是塑造孙文韶等人物形象的需要。第四章第十三节开始写瘟疫所带来的灾难，既是当年霍乱疫情的真实再现，也是故事情节发展之所需，让小说中“无用之人”都“走”了！第五章第四节写到孙文韶的朋友马端回老家探亲，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通过他回来后的讲述来再现外面动荡的世界。
总之，《伊水秋声》在具体的故事情节设置方面是很精巧的，大部分章节都设置有悬念，这些悬念又往往在解除之后你才会悟出它的妙道来。
四、结构设计与叙事节奏的协调一致
《伊水秋声》共六章，每章都分二十个小节，以时间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以全知全觉的方式来叙事，属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总体看来，它仿佛是一座设计考究的宏伟建筑，讲求对称和均衡，创作时又精雕细琢，不厌其详。同时，该书在叙事方面也努力做到急徐结合，张弛有度，像说评书一样慢条斯理，字正腔圆，娓娓道来。可以说，该书在结构设计和叙事节奏的把握方面，做到了步调一致，给人以浑然天成的感觉。
近日，欣闻《伊水秋声》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品味人生》节目连播，我特意听了几段，感觉很好，有点“鼓碰弦儿”的味道。作者把伊河流域孙家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放在了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近百年的历史琴弦上去奏唱，把战争、灾难、情感、风物表现得风生水起，自然会引起熟悉这片土地，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最近，不断有人将唐益舟先生的《伊水秋声》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作比较，在我看来，也确实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在题材方面，《白鹿原》也写到了镇嵩军，如攻打西安城、到白鹿原征粮等，是从正面来写的，但写的是片段，而《伊水秋声》写镇嵩军多是从侧面来描写的，不过写得的比较全面，把镇嵩军初创、鼎盛、消亡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了；两本书都写到了抗战，《白鹿原》写的是出原去抗战，因为日本人当年没有到过白鹿原，而《伊水秋声》中的抗战故事，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日本人当年曾经入侵到了嵩县。在创作的客观性方面，《伊水秋声》应该是从《白鹿原》中受到了启发，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小说中写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县长还不如军阀统治时期的好。在结构方面，《白鹿原》故事有迂回、有跳跃，而《伊水秋声》的故事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在叙事方面，陈忠实偏重用意象叙事，而唐益舟是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唐先生曾谦虚地说，“咱没有人家叙事老练”。我个人也认为，如果唐先生叙事更为简洁明快一些，再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读起来应该更加轻松些。
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大抵都受到了19世纪文艺理论的影响，甚至影响还很大，习惯于用传统的手法来写作，遵循着比较传统的文艺价值取向。这样就可能会缺失所谓的现代性。莫言曾经说过：“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我想，唐益舟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伊水秋声》必将在河洛大地上唱响，最终将走出中原，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