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班从日本飞往哈尔滨的飞机上，都有方正人。”方正县政协委员、收藏家林长山思考了一会儿，简单道出了方正与日本的关系。
从哈尔滨驱车一路向东，3小时后进入方正县辖区，迎面是一片浩瀚的稻田。尚未竣工的哈佳铁路穿过稻田，将方正与哈尔滨、佳木斯连接起来。这座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小县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铁路时代。
穿过茫茫稻田，再跨过一座桥，便从西面进入了方正县城。走在方正县的街道上，如果格外留心，偶尔能注意到一两处印有中日两国文字的招牌。这让人很难把眼前的景象和四年前媒体中那个“店铺招牌基本都带有日文”的方正县联系起来，当时方正县正因“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事件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
如今的方正看上去和任何一个东北县城别无二致，从街道的景观上，已完全看不出一点“侨乡”味道了。
由于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方正县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枚特殊的棋子。在每一次中日关系的起伏中，方正县都难以置身事外。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方正县也很难彻底切断和日本的联系。
“侨乡”变成“汉奸县”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县城被卷入全国舆论的漩涡，源于4年前。2011年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该微博称，为了GDP和政绩，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并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式碑剧”。
事后证明，所谓“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只是方正县政府为中日友好园林中的日本人公墓及中国养父母公墓分别设立两面名录墙。而引起众怒的则是其中之一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
方正县确曾积极进行侨乡建设，并希望通过树立“侨乡”的文化品牌，进行招商引资。譬如投入资金建设日式风情商业街；通过举办莲花节，邀请华人华侨和日本客人到方正参观访问，同时进行招商推介。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立碑事件之前，方正也没有一个日资企业，没有一家日本料理餐厅。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法，在中国的县域经济中非常普遍，不同的是，方正县用于搭台的文化概念与日本关联紧密，中日外交关系不稳定，注定了这一概念的脆弱。当两国处于“蜜月”中时，这一文化概念或可带来一定经济效益，而一旦两国关系恶化，“侨乡”便面临着千夫所指的危险。
多年后反思立碑事件，方正县民间学者郭相声认为，如果当时那堵墙上只有纪事，而不是在另一面刻了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事态或许不至于此。“千差万错，把日本人的名字刻上去了，这就不好办了。”郭相声曾走访大量幸存开拓民及遗孤，并参与编著《方正侨乡史话》。
一时之间，全国舆论大哗，方正县被网民称为“汉奸县”，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军也遭到了诸多谩骂与攻击，他的照片被挂在网上，网民用修图软件给他穿上了日军军服。
当时还在方正县史志办工作的杨兴江接到了他的好朋友李龙打来的电话，后者是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的外甥。
“他给我来电话，问我那个碑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搞史志的，他以为跟我有关系，气呼呼的。我说我一点都没参与。”杨兴江回忆道，“因为他爱国啊，他舅舅打日本人牺牲了。民族义愤超过朋友的情义，再好的朋友当‘叛徒’他都不允许。”
虽然当时方正县的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说明，称立碑是为了“警示和教育后人更加痛切地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并解释立碑之举已“经过国务院与外交部批准”。但方正县仍得不到舆论的谅解。
当年8月4日晚，5名保钓人士私自潜入中日友好园林，在名录墙上泼上了油漆并开始砸碑，将此次事件推向高潮。8月5日当晚，方正县政府低调地拆除了名录墙。当时，近百名南京来的爱国者已齐聚哈尔滨，正准备前来方正县向当地政府问罪。
一建一拆，前后不过十余天。然而，立碑事件对方正县的影响并未随着名录墙的倒下而消失。愤怒的人们不会知道，方正县早在2006年就已经建成了黑龙江省首个“抗联英烈纪念地”，但他们会一直记得，方正县为日本人立碑。
天皇的弃民
方正县城东西4公里，南北1.5公里，按正常速度行驶，5分钟后，便可从东面穿城而出。此刻，目力所及之处，满满又是稻田。
一块路标耸立在城东不远处，告诉过路的人们，往北4公里是伊汉通码头――当年逃难的日本开拓民聚集于此，等待祖国派军舰将他们接往哈尔滨，但是他们最终也没等来船。不远处的炮台山下，便葬着5000多客死异乡的日本开拓民。
在日本政府的哄骗、利诱之下，许多原本生活贫苦、居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或为维持生计、或为逃避兵役，加入了前往中国东北的开拓团。 但现实并不如开拓民所想象的那样，满洲滴水成冰，酷寒难耐。更糟的是，几年之后，随着战局逆转，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日本国民均被列入征兵行列。开拓团中的强壮劳力也多被征去，余下的多为妇孺老弱。
几天之后的8月9日凌晨，155万苏联红军越过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进攻。由于力量悬殊，许多地区的关东军纷纷撤离，但是开拓团却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一些聚居在北满的开拓民，直到8月17日才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军队撤走了，但彼时的日本政府不仅无力协助这些开拓民回国，甚至做出了让日侨“现地定居”的决策。8月31日，日本政府发出命令，“现地国民应尽力高举已有的共存共荣的大旗，以忍苦努力为第一义务。”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政府抛弃了这些因国家错误而被困于海外的国民。
寒冷、饥饿，加之疫病横行，困在方正县的开拓民开始大量死亡，山野里遍布尸骨。据《方正侨乡史话》载，滞留在伊汉通的一万多名开拓民中，有5000多人未能活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老百姓看日本人暴尸荒野，觉得太可怜了，就自发掩埋。后来民主政府发现这个问题后，又发出了号召。”原方正县办主任杨兴江说。
据《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记载，至1946年3月，中共在方正县成立政府之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又组织当地百姓在荒野中收拾、挖掘开拓民的遗体，并一车车拉往炮台山东侧。将尸体码成垛浇上煤油，堆上木柴火化，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而后挖了一个大坑将白骨掩埋。
1960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方正县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散落在这一区域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掩埋，并修建了一座日本人公墓。1973年因水库扩容，经黑龙江省政府拨款，方正县又将公墓迁至地势更高的炮台山西北坡，改成混凝土建筑，并在墓圹北侧，立起一块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面朝日本方向，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九字。近5000名客死异国的开拓民被合葬于此。1984年，在麻山地区集体自杀的530余具开拓民遗骨也被迁葬至此。
据《看历史》杂志报道，文革中，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几次险些被毁，当地人相传，周恩来曾说过：“这里不是日本国军人墓地，这是日本国民众的墓地，民众是没有罪的”，公墓因此得以保全。
方正县也因此成为了全中国唯一建有日本人公墓的地区。1994年，“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经县政府批准，更名为“中日友好园林”。
敌国之后
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方正与日本之间有过一段血仇。
方正地区曾是抗联的重要活动据点，许多战斗在此发生，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就曾率部在此地与日军激战。整个日据期间，方正县共有1117人因抗日牺牲。
方正县的百姓也是日本开拓团的受害者。开拓团进入方正之后，大量掠夺土地，而将原本在当地耕作的农民驱赶至偏远地区。执行征地任务的伪满地方政府，宣称“土地是‘国家’的，要由‘国家’收回，然后再租给大家种”，或以暴力相挟，或以低价强购，逼着农民交出土地。
“土地不给不行，不给就扒房子。”郭相声说。
当时大量农民被驱往一处山沟，由于土地不适合耕作，冻饿交加，致命的传染病很快降临。“死了四百多，有的屯就剩两三户。”全家死绝者更是多达20多户。
开拓团不同于一般农民，用日方自己的话说，即“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开拓团中的青壮之士，实为日本军队的后备力量，尽管被征入伍并非其本意，但并不改变开拓团武装移民，辅助日本侵略的性质。
“开拓团民都发枪啊，打起仗来都是兵，不打仗时就是农民。”杨兴江告诉《凤凰周刊》。
虽是仇雠，但眼见着敌国的妇孺陷入绝境，方正人还是忍不住泛起了同情。
“人们的感觉很复杂，一边是恨日本兵，一边是同情日本老百姓，各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杨兴江说。
“瞅着可怜啊。”郭相声说，“是有深仇大恨，但是看着日本战败后的那些小孩，都奄奄一息了，脑袋瓜子尽是湿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那可怜样，你不救都快死了，毕竟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当时仅在伊汉通一个地方，3岁以上16岁以下的孤儿就有七百多个，很多都得了病。”
这一年冬天，共有4000多名开拓团妇女和儿童被善良的方正人收留在自己家中，使其免于饥饿与死亡。女人多嫁给了方正的男人，而孩子们则被方正家庭收养，称为“日本遗孤”。
方正县华侨商会副会长郭晓玉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同一个班里就有七八个日本同学”，小孩子不懂事，有时还会开玩笑地冲他们喊“你个小日本鬼子”。
“我住的屯就有不少日本孤儿，七八岁、三四岁到屯里了，被中国人收养了，中国名字、中国姓，说中国话，娶中国媳妇，大家也不觉他们是日本人了。对待他们，确实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郭相声说。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关系进入蜜月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留华日侨归国的高峰，当年走入方正家庭的妇女和孤儿多是在这一段时期返回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