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浩浩荡荡逾百万的红卫兵如潮水般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情景蔚为壮观，也是井冈山有史以来在特定时间段里上山人数最多的时刻，演绎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一幕……
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1966年的秋冬，百万红卫兵串连至革命摇篮井冈山，把井冈山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入夜，群山叠嶂的井冈山，天高云淡，皓月当空。白天忙于走红军路、当红色传人的红卫兵，正仰望天空，泪流满面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胜利时想您心里明……”歌声响彻宁静的夜空。
毛泽东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上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大串连逐渐风靡全国，井冈山则成为大串连的重点地区之一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许多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认为红卫兵的活动是“地下活动”“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应予以取缔。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和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还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
面对工作组的压力，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先后于6月24日、7月4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抄寄毛泽东。这两张大字报认为：“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毛泽东思想。”“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红卫兵首先以其敢冲敢闯的造反精神掀起了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一夜之间，人民群众千姿百态的发式和服装款式多被改为男为平头、女为齐耳短发和灰色、蓝色、军绿色的干部装、中山装、军装；含有传统意义的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被改为具有革命色彩的“反帝”“反修”“东风”“东方红”“工农兵”等等名称；无以数计的文物古迹被毁，书籍被烧；许多“地”“富”“反”“坏”“右”“黑帮”被揪斗乃至被抄家；等等。
1966年6月初，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受到肯定并通过电台、报纸传播到各地后，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随即便出现了少数外地红卫兵为了解首都形势、学习北京大学经验而来北京。毛泽东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上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于是，外地来京的师生逐渐多了起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以“撒播‘文化大革命’火种，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由自发的、地方性的串连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风靡全国的大串连。以北京为中心，红卫兵串连开始了北上、南下、东进、西征，革命圣地井冈山成了串连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高峰期，每天上井冈山的红卫兵不少于10万人。他们的口号是参观学习和造反破四旧
1966年9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上井冈山大串连。
上山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乘坐火车从湖南株洲、茶陵进入江西永新、宁冈上井冈山；二是乘坐火车到江西樟树、新余、南昌再经吉安上井冈山。大量红卫兵凭借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或学生证免费乘坐火车，造成火车处于严重超负荷的运行状态，定员118人一节的火车车厢，经常涌入二三百人，车厢内人满为患、空气污浊。红卫兵下车后，绝大部分人只能徒步上山，因为当时上井冈山的客运汽车非常少。在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这一段时间是红卫兵上山的高峰期，每天在山上的红卫兵不少于10万人。在上井冈山的路上，每天可见红旗后面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肩背水壶和背包，戴着红袖章，手拿红语录的长长的红卫兵队伍。
9月，上井冈山串连的红卫兵主要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上饶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四十三中红卫兵、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等。到10月以后，上山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已无法详细记载，原始记录上只能粗略地加以记载，只记录了5743人，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红卫兵在井冈山上串连的口号：一是参观学习，走红军走过的路，学井冈山传统，增强革命性；一是造反破四旧，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斗倒牛鬼蛇神。所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大井毛泽东旧居，黄洋界、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双马石五大哨口，龙市的龙江书院，红军当年走过的山径，伤员住过的山洞……都是红卫兵寻访的地方。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门庭若市。
――茨坪毛泽东旧居变成了红色。
旧居的墙上钉满了长征队、战斗队、先锋队、革命队……的旗帜，一面紧挨一面，一面墙转一面墙地钉，几天光景，四面墙就全满了，工作人员收起来，没几天又满了。到大串连结束时，把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放在博物馆贮藏室里，整整塞满了一房间。
――大井毛泽东旧居后面的两棵树，还有黄洋界上毛泽东、朱德挑粮休息的一棵槲树，也变成了红色。
开始，红卫兵纷纷采摘树上的叶子，夹进自己的长征日记本里或毛主席语录本中，带回去做纪念，不久这些树就变成光秃秃的。于是有红卫兵贴出布告，并轮流在树下执勤劝阻。后来，又有红卫兵有新的发明，即将红袖章挂在树上，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结果，矮处挂满了，就用竹竿挑上去，最后连树顶上也挂满上，远看这些树如同一团团火红的烈焰，蔚为壮观。
――去五大哨口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井冈山著名的五大哨口――黄洋界哨口、八面山哨口、双马石哨口、朱砂冲哨口、桐木岭哨口，至今还保留着红军当年的工事、营房和战壕，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生涯的历史见证，自然也是红卫兵神往的地方。从茨坪到各大哨口，来回都有几十里的山路，人烟稀少。井冈山管理局专门安排了几十名向导，负责把红卫兵带到各大哨口。每天清晨开始，向导们手持“到黄洋界”“到朱砂冲”“到桐木岭”“到八面山”“到双马石”的标牌，分别到各接待站，把要去的人员集中到一起，然后徒步奔赴目的地。红卫兵沐风雨，过山涧，在各大哨口遥想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斗争场景，领会他们不畏艰苦、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满怀敬慕，群情激昂。
――井冈山光荣敬老院，也成了红卫兵寻访的热点。
当年大井工农兵政府主席余振坤、新遂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秘书罗冬祥，还有当年参加过、支援过、见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人马夏姬、刘立发等都在光荣敬老院。红卫兵趋之若鹜，纷纷要求这些革命老人作传统报告，讲革命斗争故事，召开回忆座谈会，进行忆苦思甜，请老人们签名题词……面对川流不息的红卫兵，这些老人虽然有专门的人员准备资料和讲稿，但终因年纪不饶人，都相继病倒在床。
――井冈山纪念章是最珍贵的纪念品。
每位上山的红卫兵都可凭红卫兵证领到一枚纪念章。纪念章呈扁方形，底色为玛瑙红，上面图案为在一颗金星照耀下的一座峰峦，并有毛泽东手书的“井冈山”三个字，都为金色。纪念章由远在2000多里外的上海一家工厂制造，日产2万枚，每天由火车运抵南昌，再由井冈山管理局派车到南昌火车站提货，及时供应山上发放，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
红卫兵在参观考察学习之余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的造反使命。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为井冈山带来了造反的第一颗火种。
1966年9月的一天，在井冈山大厦前，东北农学院的十几个红卫兵趾高气扬地与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的观点：“炮打司令部，火烧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另一方的观点：“井冈山人不做阿斗，井冈山的运动不需要外界插手！”在“造反理论”上处于劣势的当地干部群众自然辩不过农学院的大学生，但当地群众非常团结，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十倍于东北农学院红卫兵的本地人，靠人数上的气势压倒对方。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争急了，双方动起手来，推推搡搡，你拉我扯，拳来脚往，结果自然是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当晚便在不受欢迎的气氛中匆匆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再度上山，杀回马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时，井冈山各种名称的造反派组织、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并在罗浮首次揪斗了井冈山的一批领导干部。井冈山陷于“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的氛围之中，茨坪甚至刷出了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刘邓陶！打倒袁孙段！”（“袁”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孙”是井冈山管理局局长孙景玉，“段”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段其奎，这些都是参加过长征和南下的老干部。）于是，井冈山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干部轮流到毛泽东旧居前低头认罪。红卫兵认为旧居前没有张挂毛主席像，就给他们戴上了“心中没有红太阳”的罪名。他们还被赶到博物馆里揪斗，理由是博物馆里宣扬红五军，还在为彭德怀歌功颂德。井冈山斗争时期，彭德怀是红五军的军长。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贴满了红卫兵写的标语。如“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老机老右”“不准为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等。红卫兵还认为博物馆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突出的是一条又粗又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将博物馆大门口悬挂的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换成了“批判馆”三个大字。 井冈山管理局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办公室。曾电请周总理解决吃、住、行、医等方面的困难
源源不断的红卫兵涌向井冈山，使茨坪这个只有3平方公里的山区小镇，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沉重负荷。运动之初，红卫兵的数量不是很多时，还可以安排到学校、机关、饭店，甚至干部、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但不久，能住的地方，能歇脚的地方都安排满了。而且，上山的红卫兵还在成倍地增加。
井冈山管理局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每天数万的红卫兵吃的问题怎么办？住的问题怎么办？卫生问题怎么办？安全问题怎么办？为此，局党委经请示吉安地委和专署，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从各县抽调人员参与接待工作。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了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了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设了7个，其余的设在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砂冲、黄坳、大井等处。吉安地区13个县市，每个县市至少要负责井冈山的一个接待站。从抽调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子到购置锅盆碗，都由各县负责。所需经费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
问题之一：吃饭。
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人员和勤杂人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每个接待站一次开饭可供700人用餐。尽管这样，每天还只有开流水席，才能使上山的红卫兵都吃上饭。红卫兵的饭菜，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3角钱以下，基本上都是蔬菜。但人多时间长，即使是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以保证每天都能及时供应。红卫兵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干萝卜之类的，饭尽管吃饱。红卫兵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吃。有时到饭欲熟未熟之际，饿了的红卫兵也一桶一桶地提前抬了出来。在串连最高潮时，有的接待站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便发给红卫兵们一些大米，让他们效仿当年的红军战士，剖下毛竹，锯成竹筒，生起篝火，自己做饭。
问题之二：住宿。
吃的问题刚解决，住的问题又凸现出来。起先，山上有限的几个招待所都住满了；后来，机关单位办公室和中小学校教室也都住满了；再后来，连茨坪的老表家里也住满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就算幸运了。有的只能挤在屋檐下，或是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堆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下决心，在茨坪中心的近百亩水田里，组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建棚子，用油毛毡盖顶、竹篾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像红军时期那样铺上统铺。还见缝插针地在马路边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这样的棚子。当时的茨坪，真像千军万马安营扎寨的古战场。
山上那些数不清的厕所、便池，每天都组织了老表还有自愿帮助的红卫兵打扫、清理。但还是人手不够，仅温州来的红卫兵一批40多人，就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月。
每天拉粮、拉菜上山的汽车与运粪便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问题之三：天寒。
气温在急剧地下降。红卫兵衣服不够，又借不到，只好在棚子里烧起了炭火御寒。更令人担忧的是，红卫兵从传单、号外里听到一则消息：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因此，红卫兵都迟迟不下山。
虽然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可是已经在山上的红卫兵始终不愿下山。而由外省出发的，到了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到了吉安、拿山更不能不上井冈山。
各个接待站都在采取措施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待两天。每天，由各个接待站站长带领红卫兵下山。因为大雪封山，公路封冻，不能通车，全靠步行。送到拿山后，再回来，再送，就是这样，茨坪还仍驻有20万红卫兵。
怎么办？省、地党委和政府正遭“炮打”“火烧”，负责人已靠边站或正被揪斗，电话也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
找周总理！当时在中国，有什么麻烦事总是想到周总理。给周总理的电报发出去了。电文汇报了现在大雪封山，吃、住、行、医等方面都有困境，请求中央派飞机空投干粮，并下令红卫兵停止到井冈山的串连。
与此同时，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朱轩也向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挂长途电话。在延安时，朱轩在中央搞警卫工作，和童小鹏有过交往。他请童小鹏尽快向周总理反映井冈山的状况。
就在井冈山要断炊的那天，井冈山接到了北京电话：“由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空运干粮。空投指挥由江西省军区负责。空投地点厦坪，井冈山方面立即组织带防滑链条的汽车下山拖粮！”
接连三天，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31架次，投下干粮100余万斤。大部分是压缩饼干，还有桃酥、蛋黄酥等。另外还有一些包子、馒头，这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向驻长沙的部队下达命令，每个连送一蒸笼包子或馒头。
1967年1月以后，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红卫兵来井冈山，但那不过像是一场洪水过后的几圈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