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持续爆发的雾霾污染，俨然已演变成头号环境公害。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2014年底提交立法机关一审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此次修法行动，有望收获的将不仅是保卫蓝天的法制进步，也为反思大气污染深层症结、探索环境治理根本之道提供了历史契机。
雾霾倒逼修法
前不久，由前央视记者柴静自费拍摄的一部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通过网络播映，引起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一天之内，几大互联网网站点播下载量加在一起已近上亿次，在手机上，该影片被反复“刷屏”。
一部环保纪录片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正是因为对于大气污染，人们早已都是“局中人”。
学校停课，航班停飞，高速封闭，公交瘫痪……每当雾霾袭来，城市运转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医院呼吸科人满为患。2014年的最新评估则表明，过去5年因大气污染造成的公众健康损失，已超过6000多亿元。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该计划同时确立了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因此被简称为“大气十条”。
我国大气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出现、分段解决的大气污染问题，在我国却在最近20年内集中爆发。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尚未解决，由机动车尾气、重化工业等因素构成的复合型污染已接踵而至，形成了多种污染物挤压、叠加的独特环境困局。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大气污染已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城，而是呈现出连带成片的区域性污染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城市群已陷入集体“沦陷”的险境，治理难度因此进一步加大。
与现行大气法相比，修法草案由66条增加到100条，仅有1条未做任何修改，诸多新理念和新机制纷纷入法。面对再也拖延不起的呼吸保卫战，正如一位参与修法的人士所言：“大气污染防治法必须改变过去立法不严的状态！”
违法成本低，政府责任过于简约
作为最重要的环保义务主体，企业社会责任防线的脆弱，呈现了大气污染防治令人揪心的又一个侧面。
强制推行的环保政策，或许能迫使企业投资购置治污设施，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能保证这些设施真正运转。在“开机欢迎，关机欢送”、“昼停夜排”、瞒报虚报的恶性循环中，一些企业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博弈似乎永无止境。2013年3月，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对河北钢铁业的调查就显示，60%的钢铁企业存在环保违规现象，七成除尘设施运行不正常。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守法成本！
根据现行大气法，不正常使用或擅自闲置治污设施的，最高罚款仅为5万元;超标排污的，最高罚款仅为10万元。相较之下，治污设施不仅安装成本巨大，运行成本也极为高昂。以一个中等规模的钢铁企业为例，如果关停设施，每年可节省数千万元，而一旦被查处，不过罚款数万元。这就必然触发“花钱买排污”的冲动，有的企业甚至每年设立上百万元的专项基金，用来应付罚款。
即便是造成了大气污染事故，现行大气法规定的最高罚款也只是50万元，与污染事故所造成的巨大损害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抬高违法成本、扭转处罚偏软，是持续多年的社会呼声，也是此次大气法修改的一大焦点。修法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大幅提高了对各类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比如，未经批准闲置防治设施的最高罚款提高至20万元，超标排污的最高罚款则增至100万元。
对于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修法草案取消了50万元的罚款上限，改为按损失倍数计算罚款，明确规定，对造成一般或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损失的1倍以上3倍以下计罚;造成重大或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倍以上5倍以下计罚。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未来不仅将出现严罚大气污染事故的“天价罚单”，践踏环保底线的个体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新环保法确立的“按日计罚”制度，也引入了大气法修法草案，并明确了四类适用行为，对于那些屡查不改的企业而言，其震慑作用不言而喻。
不过，正如一些人士所担忧的，目前修法草案所设定的一些罚款上限依然偏低，不足以彻底解决违法成本低的痼疾，有必要进一步增强重典治污的力度。同时，也应当更多考虑对守法企业的激励机制，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守法者有利可图，企业环保责任的防线才会真正坚固，并且恒久。
谁该挑起治霾的重担？除了企业之外，各级政府无疑是“关键中的关键”。在立法层面，以往环境立法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仅仅侧重于企业责任，政府责任却过于简约。2013年9月出台的“大气十条”强调，地方政府是大气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次年5月开始试行的相关考核办法，标志着史上最严格的大气环境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正式确立。
2014年4月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环保目标纳入政府考核内容。此次大气法修改也必然引入这一立法突破，修法草案明确规定，建立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并要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编制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限期达标。
不过综观目前的修法草案，对考核不合格或不达标地方的责任追究，还仅仅停留在“要求整改”之类的行政约束，而缺乏刚性的处罚手段，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法律责任、加强追责力度，直至引入责任官员引咎辞职等严厉机制。而在另一个方向，改革现行的环保管理体制，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掣肘，也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从知情权到公民责任
与政府责任、企业义务相比，公众参与和公民责任构筑的，是阻击大气污染的社会防线。
对于PM2.5的敏感，对于蓝天的渴望，使得饱受雾霾侵袭的民众已不再满足于自救和抱怨，而是日益焕发出监督的激情。最近几年，环保部门收到的大气污染举报直线上升，占到了举报总量的约六七成。
更为鲜活的是现实中的公民行动。石家庄市民李贵欣向法院起诉该市环保局，要求对方承担起治霾职责，成为因空气污染状告政府的全国第一人;郑州网民“大花猫”发出《致郑州市长马懿的公开信》，痛批政府治霾不力，而市长亦以公开信予以良性互动;四川达州市宣布熏腊肉是当地空气污染的祸首后，志愿者立即展开自测活动予以证伪，并督促政府不应转嫁治污责任……所有这些，都佐证了公民高涨的监督意识。
相比于生机勃勃的公民参与热情，大气法修法草案的相关制度设计却显得乏善可陈，仅仅规定了有关部门及时处理举报，制定、修订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规划应当征求公众意见，等等。寥寥数个条款，并不能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供足够的制度支持。
正因此，进一步强化公共参与制度，应当是未来完善修法草案的重点所在。比如在信息公开方面，应当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公开本地的污染排放数据、严重污染企业名录以及对污染行为的处罚记录等长期“保密”的信息，以便公众知情监督;在公众参与方面，应当在制订与大气污染有关的环保标准、治理规划、产业政策等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听证会、论证会等公共参与机制;在公众监督方面，应当增设对公民举报的回应和奖励机制，进一步明确并细化针对大气污染的公益诉讼规则。
同时，公共参与并不仅仅体现于监督的权利，亦应体现于治理的义务。机动车排放、餐饮、烧烤等等无不与公民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个人都逃不脱为雾霾作“贡献”的嫌疑。如果不愿节制露天烧烤之类的个人嗜好，不愿放弃开大排量豪车之类的奢华，就无法避免“戴着口罩开宝马”之类的尴尬，最终陷入人人受害、人人加害的“公地悲剧”。
雾霾威胁下的全体公民，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无人能够置身事外。在对抗大气污染的战争中，从政府责任到企业义务，再到公民的环境理性，一个也不能少！正如柴静在《穹顶之下》中所言：“但就是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有网友对此发表感言：“我们不怕死，但我不想这么活，以后我会打12369，捍卫自己权利，为了自己，为了我们后代。”
你的选择将决定天空的颜色。唯有人人携手共进，才能最终战胜雾霾，重抱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