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经常会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对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他们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部门，在联邦一级是国会、行政和最高法院。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时使用最频繁、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直接游说。
游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诱因。传统的方式是直接或间接的保持贿赂，传统的方式虽然不道德但行而有效。现代的游说通常比向官员提供金钱或满足其个人喜好更加微妙和复杂。它集中于向官员提供信息，展示实力，说服官员合作。
内部游说针对利益集团目标有认同倾向的政策制定者。这种倾向既反映了说服反对者改变长期的观点的难度，也反映出信任利益集团政策立场的同盟者的优势。因此，工会游说主要支持劳方的官员，就像企业主要和支持工商业利益的官员游说一样。
金钱是内部游说活动的基本构成要件。很多利益集团在游说上每年要花费一百万美元甚至更多。其他利益集团花费的少也能生存，但是十万美元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考虑到在华盛顿维持一个游说团体所需的成本，所以公司和贸易协会在游说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
因为美国的政府机构是三权分立式的，所以内部游说的分析也分成三个部分：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游说。
立法游说。能与国会议员保持密切关系，获取的利益将是巨大的。有了国会的支持，利益集团就能获得实现其政策目标所需要的立法支持。同样，国会议员也从游说者的合作中获益。国会面临的立法任务是巨大的，议员依靠自己信任的游说者来确定值得关注的议案。当共和党的立法者在1995年控制国会时，他们邀请公司游说者直接参与起草影响工商业的立法。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但共和党认为，他们只是从最理解工商业需求的人中寻求帮助，并指责民主党人在自己控制权力时也与组织化的劳动团体进行了同样的活动。
游说者与国会议员之间能否有效的相处，部分取决于他们能否公平运作的声誉。某个团体如果在获得自己所需的一切都态度强硬，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游说者本身也期望官员是“平易近人”的，而不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一位国会议员说：“如果游说者给我提供错误或误导信息，那就到此为止-不再见他。”压力是另一个无法接受的行为。在1993年辩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期间，美国劳联-产联威胁要报复支持该项立法的国会民主党人。来自民主党的对抗性反应特别强烈，以致然劳联-产联收回了先前的威胁。对立法者的游说策略是采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提供信息、依靠与国会议员的长期联盟，持续又不咄咄逼人的态度推进立法目标，形成“旋转门”效应。
利益集团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最清楚不过的表现在监督全国工商业的监管机构中。例如，监管全美广播公司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利用各个广播组织提供的信息来制定管理这些组织获得的许多政策。人们有时把联邦通信委员会叫做机构俘虏（agency capture）。俘虏现象证明，监管机构经过一系列阶段，这些阶段组成了一个生存周期。在一个机构存在的早期，它代表公众监控某个行业，但是随着机构逐渐成熟，它的活力不断下降，最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最坏的结果就是成为它监管行业的俘虏。例如，2003年，媒体公司成功游说联邦通信委员会作出一项规定，增加单个公司在一个社区拥有的媒体服务商的总数。公民团体和很多医院宣称，这项规定只会让媒体公司变得富足。由于缺乏竞争，新闻服务商不会有太大动力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地方新闻。在1950年代，商业广播在一次选举活动中成功游说了联邦通信委员会反对建立强大的公共领域电视系统。例如将超高频率分配给广播站，而商业广播占有更强大的高频率，这也是1950年代大多数能接收节目的唯一频率。无法接近大量的观众，公共电视在向国会要求额外的资金时容易底气不足。没有更多的资金，它就要靠自己奋斗并开发吸引观众的节目，增加了电视节目成本。这种恶性循环依然存在。
游说法院。法院在教育和民权领域的判决让利益集团认识到，司法机构也能成为“利用”的工具。利益集团有几种司法游说的方式，其中包括努力影响联邦法官的选定。生命类团体曾经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把反对堕胎作为提名联邦法官的前提条件。同样，民主党政府在司法提名时面对来自赞成派别团体的压力。
法庭特别顾问摘要是司法游说的另一种形式。法庭特聘顾问的摘要是一种书面文件，利益集团可以将其在该文件中对特定案件的立场提请法庭关注。
利益集团靠诉讼来努力影响法院。对有些组织而言，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法律诉讼时游说政府的主要方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经常承担不受欢迎的事业，如为边缘团体争取言论自由权。这样的游说在立法机构中没有机会获取成功，但在法院却有可能获得成功。例如，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自1909年创建时就十分强调法律诉讼，因为有数族群对选举经常缺乏有效的影响力。
总结内部游说的策略，这是利益集团的达成目标比较受欢迎的策略。直接的利益输送达成高效的互动，同时构成了政府政治行为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内部游说，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因素，是一种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