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之前，古巴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而处在对抗美国的最前沿，因此在苏东剧变前古巴的经济严重得依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援助。古巴的对外政策也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几近丧失独立性。苏东剧变前，古巴的政治经济呈现出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依赖性。
在经济上，古巴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古巴革命胜利到苏东剧变，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既是古巴政治上的可靠盟友，也是古巴经济上的重要伙伴，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者。此后，古巴被纳入经互会体系，其生产活动完全按照经互会的分工进行，对经互会国家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
在政治上，古巴的政治发展道路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但却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是古巴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古巴领导人较早地认识到苏联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改革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于是结合国内开展的“纠偏运动”，实行“战略大反攻”，确保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纠偏运动”虽然没有促进古巴经济的发展，但却使它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稳定了社会主义政权。
在经济上，由于古巴对苏联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的高度依赖性，尤其是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使古巴的经济状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古巴的对外贸易额锐减，外汇收入急剧减少。由于古巴在能源上对苏联的过度依赖，致使古巴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了能源危机，交通、电力、重工业几近瘫痪，轻工业和农业也受到巨大的冲击，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进而由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卡斯特罗不得不于1990年9月宣布古巴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
为了应对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与挑战，古巴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古共“四大”和古共“六大”。古共“四大”是在为了应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保证社会主义古巴的生存与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古共“四大”提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口号，制定了特殊时期的内外政策，对现行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和改革。古共“六大”则通过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为古巴未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古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外交上也打破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围攻和封锁，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具体的措施包括：
政治上，确立了古巴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首先，古巴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政体，即古巴政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三个重要部分组成。其次，废除了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和选举制，限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高级领导人的任期最多为两届，每届五年，卡斯特罗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践行了任期制的人。另外，实行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最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基层组织――“人民委员会”，将国家政权的建制延伸到基层。
经济上，面对苏东剧变后的生存危机，古巴积极调整并逐步确立了以自力更生、全方位的经济开放政策。向世界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一方面，发展旅游业，提高创汇能力。古巴通过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大力扶持古巴旅游业的发展，并积极吸收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在旅游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提高旅游业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改革外贸体制，优化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扩大商品出口。在加入WTO后，古巴积极适应国际经济新规则，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拓宽出口的渠道和提高出口的效率。
在外交上，古巴奉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努力改善国际环境。古巴首先决定加强睦邻友好，积极处理好与拉美大家庭邻居们的关系，这是古巴打破美国封锁，克服经济困难，摆脱政治孤立的首要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其次，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在外交上的矛盾和间隙，与西方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古巴积极与加拿大、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开展合作。同时也与日本、俄罗斯等国有着一定的外交上的往来，这对于古巴与西方各国间的相互理解、避免矛盾激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过去二十多年，古巴成功的探索除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改革，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